要研究和評估一位作家的文學歷程和文學成就，作家全集是必不可少的文本。而幾乎所有中國現代作家都有“集外作品”。許多集外作品並非可有可無，恰恰相反，對研究往往至關重要，甚至可能改變對該作家既有的文學史定位。
魯迅、郭沫若、茅盾、徐志摩、沈從文、巴金、老舍、胡風等許多作家的全集中都有數量可觀、不可或缺的集外卷或集外文部分。其中，中國五四新文學運動的代表人物周作人也是如此。由於眾所周知的複雜歷史原因，周作人的作品的出版過程漫長而曲折。
周作人（1885—1967），中國現代著名散文家、翻譯家、文學理論家、評論家、詩人、思想家，中國民俗學開拓人，新文化運動的傑出代表。
作為20世紀中國文學史和文化史上舉足輕重、影響深遠的作家和學者，周作人曾雲“半生寫文字，計數近千萬”。可見，其散佚作品相當不少。周作人研究者、作家止庵就指出，“周作人的文章好大家皆知，但他的好文章卻不限於自己所編的幾十種集子，也包括集外文。他的某方面的風格，甚至主要體現在集外文中。”
這就涉及周作人集外文的蒐集、整理和出版工作。近來，《周作人集外文1904—1945》由世紀文景出版，共兩卷，本書為上卷，收入1904年至1945年的集外文，包括散文、舊詩、新詩，以及為自己或他人的文章、譯文所寫的題記、附記、按語等未曾收入自編文集的作品。
相較於之前版本，新版歷經六年蒐集、整理與考訂，收入近年來新發現的周作人佚文，增補170餘篇
（則）
，十萬餘字。編者陳子善指出，就內容而言，早年的《小說叢話》系列、五四新文學運動初期的《新文學的意義》和討論“戀愛難題”的幾通公開信等文，都值得格外留意。尤其應該提到的是，抗戰全面爆發後胡適與周作人有名的唱和詩，最初出處一直未明，成了周作人研究上的一個懸案。而今新收入的一篇《方外唱和詩鈔》，對此做出了新的解答。陳子善在後記中強調，“一部蒐集更為完備、考訂更為準確的新的《周作人集外文》，不僅對周作人研究，乃至對20世紀中國文學史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
《周作人集外文1904—1945》，周作人著，陳子善、趙國忠編，世紀文景丨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1月版
周作人作品的出版歷程
周作人著作等身。長期挖掘、整理和研究周作人作品的學者陳子善在本書後記中，將周作人生前著作
（包括翻譯）
的出版分為兩個階段，以1945年為界。從1905年5月翔鸞社出版譯著《玉蟲緣》開始，至1945年止，周作人一共出版了各類著作28種，譯著14種，又與兄長魯迅合譯著作5種
（含周氏兄弟三人合譯1種）
，還有編訂古籍1種。
1945年以後，又可分為兩段。前段為1946年至1956年，在這十年中，周作人在內地出版了著作2種、翻譯4種、與人合作翻譯1種和校訂古籍1種，雖然1949年以後在內地只能署名周遐壽或周啟明；在香港出版了翻譯2種。後段為1957年以後直至1967年去世，周作人僅在內地出版了1種著作，但還出版了翻譯4種和與人合作的翻譯4種。此後“文革”十年，周作人著作在中國內地的出版空白。而從1959年至1975年，香港出版了他的著作6種，包括他晚年重要的厚達數十萬字的《知堂回想錄》。
中國內地改革開放以後，隨著思想解放和對中國現代文學史的重新審視，周作人其人其文提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日程，周作人的著譯也逐步解禁。1984年4月，許志英編《周作人早期散文選》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這是改革開放以後公開出版的第一部周作人著作。
兩年之後，鍾叔河編《知堂書話》和《知堂序跋》先後由長沙嶽麓書社出版，在周作人研究界和讀書界產生了更大的影響，雖然它們的問世同樣並非一帆風順。自1987年7月開始，嶽麓書社陸續重印周作人的自編文集。15年之後，止庵所編的規模更大、更為完備的周作人自編作品集，即《周作人自編文集》36種，於2002年1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近十年之後，止庵“重新校訂”的《周作人自編集》37種，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自2011年1月起陸續出版，至2013年8月出齊。更大的亮點是，周作人從未出版過的《近代歐洲文學史》被止庵發現，首次編入《周作人自編集》。
差不多與此同時，鍾叔河又主編了兩種大型的周作人作品集。第一種是1998年9月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十卷本《周作人散文分類全編》。第二種是十年之後，即2009年5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十四卷本《周作人散文全集》，改為按發表時間先後編排。這兩部集子不僅把周作人生前身後出版的作品集中所收均予編入外，還把編集當時已經發現的周作人集外文，包括香港羅孚提供的周作人1960年代未能發表的隨筆多篇，也儘可能收入，很有點周作人作品準“全集”的樣子。
蒐集周作人集外文
蒐集周作人集外文，也是為編訂周作人全集或準全集進行必要的準備。陳子善指出，這項有意義的工作在1980年代中期就開始了，幾乎與重印周作人自編文集同步。
周作人著述之豐厚，遠非我們所能想象，遺珠之憾一直存在。所以，對周作人集外文的蒐集和考訂工作也決不會就此停步。進入新世紀之後，互聯網和各種數據庫的無遠弗屆，海內外中國作家各類手稿拍賣的日益頻繁，以及海內外周作人研究者、愛好者更為用心的發掘，為新的周作人集外文的不斷出現提供了一個以往完全無法與之比擬的顯示平臺。
本次《周作人集外文》的重編工作，由止庵提議，陳子善和趙國忠負責，趙國忠具體執行，止庵自始至終參與了討論和編訂。此外，陳子善的博士生胡士然也提供了協助。按照新的編集構想，重編的《周作人集外文》分為上下兩卷，以1945年為界，即上卷收入1904 年至1945 年的集外文，下卷收入1946年至1965 年的集外文，一律按發表或寫作時間先後編排。經過將近五年的努力，上卷部分已經大功告成。
陳子善，作家，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代中文學刊》主編。長期從事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致力於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料學的研究和教學。曾參加《魯迅全集》的註釋工作。後在周作人、郁達夫、梁實秋、臺靜農、葉靈鳳、張愛玲等現代重要作家作品的發掘、整理和研究上做出了重要貢獻。
對新編《周作人集外文》而言，歷年新發現的周作人集外評論、隨筆、序跋、詩歌，自在收錄之列；周作人1945年前公開發表的書信、日記等，也儘可能收錄；至於題跋、附記之類，已公開發表的自不必說，未曾公開發表的，只要留存手跡或有可靠出處，也儘量不錯過。
周作人行文有個與眾不同的地方，即喜歡對自己和他人作品酌加“前言”和“附記”。在陳子善看來，這類文字哪怕只有一句兩句，片言隻語，也有可能透露他的見解或心緒，有些甚至是很可珍貴的，因此，此次重編特別注意輯錄。
陳子善指出了此次新增的周作人1945年以前集外文中值得留意的篇目：早年的《小說叢話》系列、五四新文學運動初期的《讀武者小路君關於新村的著作》《新文學的意義》和討論“戀愛難題”的幾通公開信以及關於《遊仙窟》的長文、1930年代的《〈中國古代文藝思潮論〉序》、1940年代的《〈枝巢四述〉序》《俄國大作家》等文，都值得格外留意。
尤其應該提到的是，抗戰爆發後，胡適與周作人有名的唱和詩，早已為現代文學研究界所熟知，也曾被多次引用，但唱和詩的最初出處一直未明，成了周作人研究上的一個懸案。而今新收入《周作人集外文》上卷的一篇《方外唱和詩鈔》，對此做出了新的解答。此文刊於1938年9月30日北平《燕京新聞·文藝副鐫》第一期，署名臧暉居士、知堂，這應該才是胡周唱和詩的最初出處，從而填補了迄今各種周作人研究資料的缺漏。
下文摘選了《周作人集外文》其中的兩篇《新文學的意義》《討論“戀愛難題”的第二封信》，由世紀文景出版社授權轉載。
《新文學的意義》
所謂新文學，實在只是現代文學的俗稱。現代文學的特色，與古代文學原是一樣，在於表現自己和理解他人，不過更近於自覺的罷了。正如宗教是神我的交涉，文學便是人己的交涉。我們的天性慾有所取，但同時也欲有所與；能使我們最完全的滿足這個欲求的，便是藝術。我們雖然不是藝術家，但一樣的有這欲求，不必在有大的感動如喜悅，或悲哀的時候，就是平常的談話與訪問，也可以使一種明顯的表示。因為這個緣故，文學——尤其是現代文學——於我們，當作一種專門的研究以外，還有很重要的意義與密切的關係，因為表現自己和理解他人在我們的現代生活裡是極重要的一部分。
中國的新文學，——二十世紀的中國人的文學，發生不久，成績還很幼稚，但是他有很遼遠的前程與長久的過去，這是很可注意的。差不多從六朝以來文學上就有一種口語化的傾向，不過這是非意識的，所以發達極緩，到了近幾年裡才是有意識的提倡，主張用現代語寫現代的思想，便造成了這個“文學革命”的新運動。有許多人拿了歐洲的文藝復興來比這個運動，情形頗是相合，因為兩者的動因與成績都是一樣，是解放與表現兩件事。文藝復興的近因是古典文學的輸入，新大陸的發見等。中國的文學革命則以外國思想的輸入為其近因；其結果一樣的是所謂“人的發見”。中國古代對於文學的意見，以為是載道或佐治的工具，而且在這範圍內還有一定的形式，不是可以容個人自由活動的。現在第一就把這個權威打破，認定我們的目的是在自己表現，除了國語力以及個人才力的牽制以外，更不受別的形式的束縛。要達到這個目的，白話文——國語，現代語——的要求便起來了。白話文與古文，其間並沒有什麼優劣可言，實在只是時代與實用的問題。我們用中國語思想者，固然以用中國語表現為最便；但是要表現關於現代實物的思想，當然也以用現代中國語為最便；這是一個自明的事實。極少數的人，經了長期的訓練，也可以用了古文作文，正如用外國文的人一樣，但是隻有上智的才能這樣，若在我們就要覺得不便，因為作古文大抵只能拿了內容去就文章，不能叫文章來就內容，這是很不方便的一件事。近來中國教育界的新傾向，有一種有力的主張，以為國文教育的目的應該在於使學生有用國語發表思想，用古文讀書的能力。我相信這是合理而且有益的。“專重古文的學校的國文成績，反極不佳，就北京大學歷年的入學考試的經驗看來，很是明顯確實。”這樣的辦法，很可以解決所謂文學上的新舊之爭，因為這二者不但更無所爭，實在是互有關係的。誦讀古書是專門的研究或參考上的預備，一方面又是現代語的來源，很有參照的必要。這種論調或者似乎近於調和，但我覺得這於理論與事實都是適切的。
我們提倡新文學的意思，可以分作兩層：其一是藝術的，希望引起一點對於文學的興趣，逐漸養成鑑賞與創作。文學是著者個人的自己表現，同時也就是國民的最高精神的表現；我們因了文學能夠了解別國國民性的精華，我們也就可以把自己的真心表示給世界看。文章固未必能救國，但是沒有這個佔著文化上極大位置的文藝的國民也就難有別種成就的希望。其二是教育的，這是將藝術的意義應用在實際生活上，使大家有一點文學的風味，不必人人是文學家，而各能表現自己與理解他人；在文字上是能暢通的運用國語，在精神上能處處以真情和別人交涉。這文學及於道德的影響或者說的似乎太理想了，但也未必全無證據；大家知道文學的起源與宗教很有關係，我相信即在現今這二者的趨向仍有相同之點，雖然表面上已經沒有關係了。
我們的希望頗大，但是能力很小。現代文學的作品還很貧弱，古文學的新研究又未發達，這兩方面的發展還需專等將來。我自己於新文學也並不是專門的研究，平常只略注意於日本現代文學，不過對於中國這新運動很懷著一種興趣和期望，所以想稍為盡力，但是所知既淺，難得勝任，還要請諸君的幫助。
* 刊一九二三年四月七日《燕大週刊》第七期，署名周作人。
《討論“戀愛難題”的第二封信》
尚文先生：
在《婦女週報》第六號上見到通信，對於所提出的難題，我有點意見想同先生商榷。
先生說，“戀愛該由靈以入肉，或竟始終不入肉”。我覺得這裡含有一個極大的謬誤，後邊第二個難題即由此發生。我們說靈肉一致的戀愛，並不帶著什麼神秘的意義；不過是“性慾加友誼等於戀愛”這一句話的別一說法罷了。戀愛這一件事只在男女間才能成立，那麼，其間以性慾為主要分子，這是無可疑的。大凡男女相愛的程序，必是最初互感到性的牽引，隨後逐漸因性情思想的投合發生友誼，至此覺得條件滿足，於是成為性的結合，達到最初的目的。這是指順遂的戀愛而言；也有許多相愛的人因為種種外面的阻礙，不能完成他們戀愛，在理想的人們看來似乎是很高尚了。實在卻是不幸的生活。
據我想，可以照下列的表分別出來。
一 性慾 男女的性交，世俗或稱“肉的戀愛”。
二 戀愛 性慾加友誼所合成，俗稱靈肉一致。
三 （？） 友誼加不滿足的性慾，但既系限於兩性，其中當然含有相互的要求，不過被壓迫而不曾完成罷了。世俗稱為“靈的戀愛”。
四 友誼 相互的瞭解與融洽，不限於兩性。
我的意見，以為戀愛總是以肉為根柢的。看不起肉，——以肉體和肉體的作用關係為汙穢的禁慾思想，是戀愛的敵人，雖然以肉慾為一切之縱慾思想也是同樣的有害。因了外面的阻礙，顧慮自己和愛人的運命，停止戀愛的完全，過著高尚而不幸的生活的人，當然也可佩服，但這種辦法總是權而不是經。我相信相愛的男女間的性交是戀愛的完成的表示，決沒有什麼可厭惡的地方。倘若有人對於肉的關係會感幻滅的悲哀，那麼這個病根不在別處，只在他（或伊）的性教育的缺乏。近來青年留心性的問題的漸多，是很好的事，但可惜太是理想的，太是禁慾主義的，流弊也頗不小；因為他只能看見性問題的一面，仍然把兩性關係看得很是穢褻，得不到正當的理解。我希望男女青年能夠於戀愛學（Erotologia）和戀愛術（Ars Amatoria）兩方加以誠實的研究，庶幾許多難題容易到得解決。下列諸書，只是我所知道以為有益的，或可以供大家的參考。
（一）凱本德《愛的成年》（E. Carpenter，Love’s Coming of Age）有漢譯
（二）密該耳思《性的倫理》（R. Michels，Sexual Ethies）
（三）斯妥布思《結婚的愛》（M. Stope，Married Love）有漢譯
（四）愛理斯《男與女》（H. Ellis，Man and Woman）
（五）同《性的心理研究》（Do，Studies in Psychology of Sex）
種六冊，至少應看第六卷《性與社會之關係》。
以上（一）在“現代叢書”（Modern lib）中，價美金九角半；（二）與（四）在“現代科學叢書”（Contemp sc series）中，價英金七先令半，或美金二元半；（五）全部值銀三十八元，即前五冊每值美金三元，第六冊值四元。
九月三十日 子榮在北京
* 刊一九二三年十月十日《民國日報·婦女週報》第八號。
撰文丨董牧孜
校對丨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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