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如何了解“贫穷”，是像泰戈尔说的那样来体会，“穷是一种美德，安贫乐道总是值得称道的”。

1932年，路易斯.布努埃尔拍摄了这部《无粮的土地》，在不足三十分钟的时间内，他通过纪实的手法将一个被上帝遗忘了的地方展现在观众眼前。在这部轻描淡写的现实主义题材中，我们依然可以看见导演布努埃尔的超现实表达。驴子被蜜蜂蜇死，苍蝇围绕着一个儿童的尸体，因为疾病而扭曲的脸，疯癫的人们狂欢式的穿过街巷。这些意象都指向这个地方，这里的乌尔达斯人是被上帝遗忘的族群，他们贫穷而茫然，和死亡并肩而行，生的意义仅仅是为了死。

看完这部触目惊心的电影，我脑海中首先出现的是艾略特的长诗《荒原》，《荒原》是一首现实主义长诗，艾略特笔下的“荒原”，是一片荒漠、一块废墟，是颗粒无收的荒凉之境，是一个被上帝遗忘，被战争肆掠的城镇，是“无粮的土地”。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艾略特和布努埃尔都看见了现实主义的核心——崩坏和贫穷。其中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在我们走进布努埃尔的光影世界之前，我们首先来聊聊《荒原》。在诗中，艾略特描绘了这样一个世界，树木干枯、大地龟裂，荒原上的人们没有信仰，没有希望，犹如行尸走肉，他们冷静地等待死亡的降临。在这凄凉衰败的背后，隐藏着无法调和的矛盾。在艾略特给出的意向中，我们可以轻而易举的找到他指涉的对象，他是在对现代文明进行抨击。这种抨击是一个诗人的敏感和献祭，他试图通过意向唤醒人们沉睡的精神之灵，在艾略特这里，人们需要的是自我救赎。

诚然，艾略特对现代文明怀有深深的不信任。现代文明并没有带着人类走向更好的未来，在现代文明中，依然隐藏了人们不愿面对的问题。所以，在看似繁茂的“现代文明”中，才会隐藏这样一个“荒原”。和艾略特不同，布努埃尔用他的眼睛来探查和寻觅，试图在自己看见的衰败中寻找希望，结果是徒劳，除了贫穷还有阴谋，前者他感到绝望，后者他感到愤怒，然后，他所能做的仅仅是记录。

安德烈.巴赞曾说，布努埃尔的超现实主义不过是他对深度现实的渴望。我们无法得知这种评价的褒贬，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现实存在过，依然存在着的画面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震慑人心的力量。

超现实主义和纪实报道的有机融合，精准的呈现出了“无粮的土地”上的社会关系。

《无粮的土地》是一部毫无技巧的电影，我们甚至不需要去解读其中的意向，因为“无粮”本身就是一个明显得隐喻。布努埃尔用摄影机记录下悲惨、贫穷、疾病和死亡，这些存在是现代文明的伤疤。人们试图用“岁月静好”来描绘现代文明带来的温和盛世，实质上这种描绘带着强烈的自欺，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那些罪恶的存在，一些人的罪恶，另一些在承担。

我们在这里没必要进行政治上的批判，因为每个阶段的历史都有它嗜血的一面，况且，在布努埃尔的电影中，我们总能捕捉到他对专政的反抗、对现实的质疑以及对权威的讽刺，而在我们在这里要谈的仅仅是电影本身。众所周知，布努埃尔是超现实主义大师，《无粮的土地》和《一条安达鲁狗》、《黄金时代》是他早期具有代表性的超现实主义作品，比起《一条安达鲁狗》和《黄金时代》，《无粮的土地》放弃了一些复杂的意向，回归到现实本身，用纪实报道的方式来消减超现实在这部电影中带给观众的不适感。

布努埃尔将这个村落当成一个实验的蓝本，解说员就像一名进行现场报道的记者，解说词和音乐带来的节奏感和电影本身的内容毫不配合，这种割裂的感觉就像这个村落上的社会关系。我们无法体会到解说员的内部情感，只能粗浅的感觉到，他试图通过理智客观的方式来描述这些苦难。

超现实主义和纪实报道在这部纪录片内部形成了一种割裂，这种割裂恰如电影中人们的生存状态，也就是对社会关系的态度。牙龈发炎、口腔发炎的小姑娘平静的躺在石头上，等待她的是两天后的死亡。没有悲伤，只有平静。小小的婴儿尸体被苍蝇围绕，婴儿的母亲只是茫然安静。我们无法想象，在死亡面前的平静隐藏了多少悲伤，我们只能看见他们缓慢地、安静地，接受每一次的死亡。

冷静克制意味着布努埃尔的残酷，他迫使我们无条件的接受这种贫穷的现实。

任何一片土地都需要一个救世主，然而，这片无粮的土地上既没有坏人，也没有英雄，这里没有被救赎的可能。布努埃尔用他记录下来的画面告诉我们，这就是现实，贫穷的现实，不要有任何幻想，接受这种现实。然而，这部电影记录的真的只有现实吗？

电影中有这样一幕，一直山羊爬上陡峭的山脊，解说员说道：当地人只有在山羊死亡时才吃山羊肉。当山羊随着山路上的石块滑落时，与此相伴的是银幕右下方的枪弹的烟雾。山羊是客观存在，不是事实，事实是枪弹的烟雾。山羊的坠落在这里揭示了死亡和贫穷的原因，布努埃尔只是不愿意真的呈现出自己的意图，他希望观众仅仅看见死亡的山羊。

我第一次在电影中感受到这种带有强迫性的意图，我试图了解这种意图的意义，结果却是徒劳。布努埃尔只是记录者，不是救世主，他经历过绝望，才知道绝望背后的无可奈何。一群乌尔达斯人离开这片无粮的土地，试图去外部寻找工作，然而，另一群乌尔达斯人两手空空的回来，紧接着，就是在贫瘠的土地上劳作的乌尔达斯人。

他们找不到工作，他们能够依靠的只有这片“无粮的土地”，这就是布努埃尔的残酷。他给了一点点希望，却不愿意让这种希望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蔓延。他只是不断地强调这种贫穷的存在，让观众去接受，并且记得，“无粮的土地”永远存在，无法被救赎。

或许，他们不需要被救赎，他们存在的意义仅仅是为了让人们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被上帝遗忘，只能依靠这片贫瘠的土地过着贫瘠的一生，甚至连死亡都带着一种幸福感。

被审视的乌尔达斯人逐渐丧失了存在的价值，他们和现实断裂开，永远处于被审视的位置。

这片土地上有很多荒废的修道院，有几个修道院虽然已经颓败，但还有钟声传来，不是祥和宁静的钟声，只是为了得到羸弱的回应，恰如对上帝的渴求。一个被蛇咬的男人茫然地站在镜头前，没有触目惊心的治疗过程，只有缠着绷带的胳膊，解说员在这里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他在治疗的过程中，因为伤口化脓，遭受了巨大的痛苦。比起死亡，这种痛苦更像是幸运。

摄影机记录下了被蚊虫叮咬得上疟疾的人，解说员依然冷静地说，被蚊虫叮咬的结果是一个男人遭到他家附近流感的袭击。这种冷静地背后是布努埃尔深深的无力感。他将这一切都和他想要表达的现实割裂开，让这群乌尔达斯人逐渐丧失了存在的价值，他只是记录，就像在其他电影中一样，记录他们，审视他们。

电影至此，我们是否要对布努埃尔做出这样的论断，他的影像缺乏人文关怀。我想这样的评价是不公正的，他的人文关怀隐藏在这些影像中，面对这群赤贫的人们，他只是太过于无力和无奈。他深知问题的原因，却无法在原因中寻找救世良药。他深知自己不是上帝，只是人间过客，他深知抗议的声音是微弱的，他深知他们需要的是自救。

侏儒病患者在这里很常见，因为贫穷导致营养不良，这些人就成了牺牲品。他们会被安排去放羊，却总会莫名消失。布努埃尔记录着他们的消失，并未做任何干预，就像那个定格了骨肉嶙峋的非洲女孩的记者一样，对眼前发生的一切，除了记录和审视之外，毫无办法。他们甚至不应该存在，因为他们的存在隐藏了太多罪恶，这些罪恶足以引起社会动荡。布努埃尔何尝不知道影像的力量，他更清楚有些影像应该被记住，而不是被分析、解构。

布努埃尔的电影有一个很鲜明的特征——画面决定内容。这些多层次的人间图景并非是预设的文本，而是来自他的记录。电影的张力恰恰来自这些记录，贫穷、死亡、孤独、疾病、疯癫......他在这里指控社会秩序的失衡，指控人间乱象，与此同时，他将边缘人物放在镜头核心，用荒诞疯狂的行为为超现实主义奠定了道德标准。

这部电影曾经被禁，我想被禁的原因不是因为影片折射出来的残酷，而是有人揭开了影像背后的谜题。乌尔达斯人不再是摄影机记录下来的历史时刻，而是一种静止的现实存在。仔细审视乌尔达斯人，我们可以清楚的感觉到贫穷比我们想象得更为可怕，而贫穷的原因更让我们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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