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是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创作的长篇小说，加缪凭借这部小说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人文性。
小说讲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阿尔及利亚滨海的普通城市——奥兰发生了一场鼠疫，城市被封闭，人们面临的种种困境以及在医生里厄和社会活动家塔鲁的组织下，小城各个阶级的人民联合起来共同战胜鼠疫的故事。
这部小说是记事体小说，以医生里厄的口吻讲述了鼠疫从发生到消失到整个过程，里厄忠于职守，救死扶伤，正直善良，善解人意。作为医生，他勇于发声，敢于冲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他从未想过成为“英雄”，只是想做好本职工作。作为朋友，他和塔鲁惺惺相惜，共同抗击瘟疫，对格朗关怀备至，给他的作品提出善意的建议，对朗贝尔的执意离开从未谴责，可以说里厄在小说中就是完美的化身。
而与里厄反抗瘟疫的行为形成对比的是朗贝尔、帕纳卢神父、奥通法官等人物初期的行为。在疫情的前期，他们始终是局外人的存在，对于鼠疫他们不曾想过团结一气，反抗死亡，只有逃避。但是随着疫情的发展和自己的亲身经历，他们明白：这场疫灾关于所有人。反抗是不同价值观的唯一取向。
朗贝尔——独自享受幸福，就可能问心有愧
朗贝尔是巴黎一家大报纸的年轻记者，因为出差奥兰而滞留疫城，他在疫情开始时始终认为自己是局外人，应该离开奥兰，回到巴黎和自己的爱人团聚。
“不管怎么着，我不是本城居民，是外乡人”，朗贝尔辩解道，在朗贝尔的心里，奥兰发生的瘟疫与自己无关，自己没有任何义务承担这种流离和失落感，他唯一的想法就是离开奥兰。他一次次到政府办事处寻找出城通道，一次次宣扬自己的外乡人言论，最终又一次次铩羽而归。
朗贝尔每一次遭到拒绝的理由都是“和他同样情况的人也有相当数量，因此，他的事情并不如他所想象得那样特殊”。
朗贝尔就像每一个在疫情中受折磨的普通人，试图逃离这种惊慌失措的氛围，别人遭受的苦难与自己无关，自己只要追求个人幸福就好，我们能责备他的这种心理吗？至少里厄医生没有责备。
朗贝尔眼看着官方通道走不通，开始私下联系走私团伙协助出城，他一次次满怀希望，又一次次失望，最后他终于可以出城了，
他却放弃了这个机会，选择同里厄医生、塔鲁一起战斗。
“独自享受幸福，可能问心有愧”，“我一直认为在这座城市里，我是局外人，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可是现在，我亲眼看到了，就知道不管我愿不愿意，我属于这里了，这场疫灾关系到我们所有人”，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他已经把自己当做奥兰的一份子，当做抗疫团队的一份子。
是什么造成了他态度的转变？
是他得知里厄大夫放弃和妻子团聚的机会坚持在抗疫一线，默默忍受着离别和鼠疫的双重苦痛，用理智和坚毅取代崩溃，而对比之下，自己深陷和爱人的分离之痛里，显得多么狭隘。
同时他在卫生防疫队感受到的责任感和认同感，让他忘却了和爱人分离的痛苦，全身心投入到抗疫事业中，最后他彻底放弃了出城计划，留在这个他一度想要逃离的城市。
在加缪的这部小说中，没有所谓的“英雄主义”，里厄医生没有想过成为英雄，他只是想干好本职工作。而朗贝尔也从未想过当英雄，只是跟随自己内心的想法做出选择。
在疫情之下，个人命运不复存在，唯有一段集体的历史，即鼠疫和所有人的共同感受。
帕纳卢神父——不是相信一切，就是否定一切
帕纳卢神父是奥兰地理学会碑铭复原工作的权威，擅长讲道，声音洪亮，充满激情。在鼠疫刚刚爆发时，他进行了一场激情高昂的布道，宣扬鼠疫是上帝对人的教育，有其益处，能让人睁开眼睛，逼人思考。
可以说他完全坚持自己的信仰，坚信鼠疫是上帝的安排，人民只需要忍受就行了。
里厄曾经说过，“帕纳卢是一位学者，他看到死人的场面不多，这就是为什么，他以真理的名义说话，然而，随便一个低级的乡村教士，在他的教区为信徒做过临终圣事，听到一个垂危者的喘息，他就会跟我的想法一样，想要阐明鼠疫的优点之前，会先去照顾深受苦难的人”
随着疫情发展，死亡人数加剧，帕纳卢神父再也无法相信这是上帝的安排，无法听天由命，他加入了塔鲁的卫生志愿防疫队，共同抗击鼠疫，奋起同死亡做斗争。
自从参加了卫生防疫组织，他就没有离开过医院和鼠疫传播的地方，在救援人员中，他置身于第一线，死亡的场面见过不少，他和里厄，一个医生，一个神父，本来似应"道不同，不相为谋”，最终却走在一起。
当帕纳卢神父目睹了无辜孩子死亡的全过程之后，他对上帝的信仰慢慢崩塌。在他的第二次讲道仪式上，他说出了“在人生的其他方面，宗教也就乏善可陈。在这里则相反，天主将我们逼到墙脚，我们全落入鼠疫的围墙里，我们必须在这种死亡的阴影中，找出有益于我们的方面”“我的弟兄们，时刻到了，不是相信一切，就是否定一切，可是在你们中间，谁又敢否定一切呢？”
里厄都认为神父的话已经接近于异端邪说了，可以看出神父内心的痛苦与纠结。而神父最终也在痛苦中死去，里厄给他的死因是“疑似鼠疫”，但是可以说神父是在信仰崩塌中死去，“帕纳卢住进了医院，再也没有开口讲话。他听任摆布，如同一个物件，接受强加给他的各种治疗，只是握住十字架再也不放手了”。
在这场疫情中，信奉上帝的神父也无法幸免于难，灾难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在死亡面前，上帝已经不存在。在真实的历史中，发生在欧洲中世纪的鼠疫大瘟疫夺去了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这促使人们开始怀疑天主教，打破了天主教的专制地位，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乃至启蒙运动奠定了基础。
奥通先生、贡萨雷斯——为了自己的所爱而战
奥通先生是奥兰城的预审法官，他总是以审视的目光看着别人，目光冷峻，被叙述者称为“猫头鹰”，主张判决的威力胜于法律。在鼠疫初起时，他保持和之前一样的习惯，对孩子说的话总是那么讲究，又满含敌意。
而他曾经也对塔鲁的预防措施实施工作表示过怀疑，可以说他也算疫情的局外人，疫情与他无关，但是直到他的小儿子病倒，他们全家被隔离，他才体会到鼠疫对所有人都是一样，他已经成为了受害者。
后来无辜的小儿子去世了，他的心态发生转变。虽然脱离隔离期，但是还是作为志愿者投身在隔离营维护工作中，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您应当理解，到那里我有事可干。还有，说起来也挺荒唐的，到了那里，我会感到同我的小儿子隔得不那么远了”。隔离营的志愿工作让法官感觉自己在为死去的儿子而战斗，为了这个城市而战斗。
贡萨雷斯只是协助朗贝尔逃出城的走私人物，可以说不是一个正派的人物，但是他在朗贝尔的感召下，承担起看管体育场隔离营的差使，因为他是足球运动员，他爱着这个体育场，他极力回忆着在更衣室擦松节油的气味，还有摇摇欲坠的看台，黄褐色球场衬出的色彩鲜艳的球衣，中场休息时喝的柠檬汁和冰镇汽水。
他在看守隔离营，也是在守护他热爱的事物，他为了所爱而战斗。
奥通先生和贡萨雷斯在这部小说中都只是小人物，但是他们最终为了自己所热爱的事物而集结在塔鲁和里厄的麾下，共同反抗死亡，反抗是他们共同的信仰，他们再也无法置身事外。
七十多年后的今天，新型冠状病毒肆虐中国大地，处于风暴中心的武汉和奥兰处于同样的境地——封城，保卫中国，保卫武汉成为每一个普通人的共识，疫情将我们团结在一起，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疫情之下的普通人
邱贝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90后武汉女孩，经营着位于盘龙城的一家小餐馆。但是在武汉封城后，她因为担心医护人员不能吃上饭菜，甘愿冒着生命危险每天去医院给医护人员送餐，平均每天送餐800份，睡眠时间只有4个小时。
面对大家的赞美，她只是说：“其实我们真的就是只做了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小事，而且我们能力也很有限，就是一个小店。” 她从来没想过当英雄，只是把自己的命运和整个武汉联系在一起。
东港环卫工人袁兆文每月只有600元的工资，但是在武汉发生疫情之后，他毫不犹豫捐献了12000元钱，这相当于他不吃不喝20个月的工资。他默默地来到公安局，留下这12000元钱和一张纸条然后离开。纸条上写着：“急转武汉防控中心，为白衣天使加一点油，我的一点心意。东港环卫。”
他只是我们身边一个毫不起眼的环卫工人，但是他却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温暖人心，彰显“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担当。
这样普普通通的人还有很多，不管是为武汉医护人员提供免费食宿的酒店老板，还是昼夜不停运送物资的货车司机，抑或是坚守在工作岗位的医生、护士、民警等，他们只是觉得自己做了一件该做的小事，不值得一提。
疫情之下，没有人想成为英雄，英雄主义从来就没有超越寻求幸福的豪放欲求，大家所做的只是将自己的命运和集体联结在一起，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情。
“二月晴朗一天的拂晓，四面城门终于开放了，盛大的欢庆活动，从白天持续到晚上，对所有饱受分离之苦的人来说，这一天是大团圆的日子。”
奥兰在经历了10个月的战斗，终于迎来了胜利，鼠疫退却了，幸福和欢乐重新降临到奥兰。相信不久之后，新型冠状肺炎也会被我们战胜，幸福和欢乐将重新降临中国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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