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歷史的女人——第1157期）
中古歷史上，有幾次重大的轉變，比如五胡亂華等，但是最大的變化莫過於秦一統。秦一統之前的歷史，是諸侯制，天下奉行王道。而秦一統之後的歷史，變成了集權制，尊崇的是霸道。王霸之道，雖一字之差，卻差之千里。除了統治性質之外，在文化倫理層面，也有著重要的區別，秦以前是百家爭鳴，秦以後是獨尊儒術。而在這個重大的歷史變革中，起到關鍵作用的正是我們今天所說的這個人物，即李斯——他師從儒家大師荀子學習儒學，卻在後來成為了法家的代表人物，並且為了保住自己的權益，不惜殘害自己的師兄韓非子，但是更為有趣的是，在日後的發展中，他卻又成了師兄韓信思想的忠實信徒，一生譭譽參半，功勞和過失形成對立之勢態。
李斯一生主要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時期為師從儒家荀子，卻成法家代表。
李斯一生變化如此之多，很不符合一個儒家學子的表現。不過，這一方面跟時局有關，一方面跟李斯的性格有關。在公元前247年，李斯拜別自己的老師荀子去秦國的時候，荀子已經有了擔心，荀子的擔心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天下列國爭雄日烈，遵從儒家所推崇的王道者已經罕見，列國都已霸道為標，積極開疆拓土，尤以秦國表現最為明顯。所以，在這樣的大時代背景下，作為儒家弟子李斯想到秦國去謀發展，恐怕難有機會，要知道荀子也曾到秦國尋求舞臺，結果被秦昭王禮遇有加，卻不予重用。
第二個方面是李斯這個人頭腦靈活，比較聰明。荀子又擔心他為了謀求實際的利益，會失掉一個儒家弟子該遵行的道。故此再三交代：“勿違為師之道。”
結果，李斯來到秦國之後，恰逢秦國換君，舊君秦莊襄王死了，13歲的新王嬴政繼位，而秦國的大權呢卻緊緊握在呂不韋和皇太后趙氏手裡。
在此情況之下，想進入秦國的上層，看來只有一條路，那就是先依附到權相呂不韋的麾下。呂不韋是著名的大商人，別人投資謀利，他投資助人謀國，結果大獲成功。事成後，位居人臣。可是他畢竟是商人，治國不能拿經商那一套，但他有錢有權，可以招募天下有才能的人為己所用，助其治國。當時呂不韋的相國府，儼然就是秦國最大的人才庫。
但李斯是大才，雖然名氣不大，可是大才必有其特殊之處，所以不久就引起了呂不韋的關注。呂不韋封李斯為郎官。所謂郎官一職，最初在戰國時期設立。根據《史記·袁盎晁錯列傳》的記載，古之郎官，乃為護衛帝王之官。因此可知，這個官，級別不高，但是很重要，因為他是負責皇帝的安保工作的。
不過呂不韋讓李斯來擔任這個官，顯然目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表面是護衛秦王嬴政，實際則是呂不韋之眼線，為其收集皇帝的情報。
從此刻開始，李斯為了謀求發展，已經拋棄了老師荀子的教導——“從道不從君”，當然也違背了儒家之道。不過在戰國末期，列國紛爭之烈，已入烈火熊熊，儒道根本沒有用武之地，李斯之拋棄也可理解。
李斯在擔任秦王嬴政的侍衛官時，經過仔細觀察，他發現呂不韋的擔心是對的，秦王嬴政是要防備，可是比起呂不韋的心思，李斯更發現了秦王嬴政雖然年幼，卻心懷大志，是位少年雄主。於是，李斯經過慎重權衡之後，依然背離了呂不韋，投靠了秦王嬴政。
可是在如何輔佐秦王嬴政這個選擇題上，李斯也是經過一番思量的。他是儒家弟子，老師荀子教的是王道治國，但秦尚霸道。若他向秦王進言儒道治國，那麼結果不但行不通，他自己在秦王嬴政那裡獲取表現的機會恐怕就大打折扣。
為此，為了發展，他不惜徹底拋棄了老師荀子之教和儒家道統，果斷選擇了霸道之策，在其後的行事中，更是採取法家之手段、權術。比如他給秦王獻瓦解六國之策，派遣謀士往列國，帶著重金和殺手，能用錢解決的就用錢解決，不能用錢解決的，則用殺手將其處決。列國君臣關係被分化後，他則建議秦王嬴政派良將帶重兵去攻打。
法家的核心思想“重法、重勢、重術”，真正被貫徹執行最徹底的，當屬李斯，比如在對待師兄韓非，也是法家權術的一個表現。
第二時期：殘害師兄韓非，卻成師兄信徒。
秦之重法，使得作為法家集大成人物韓非，也頗受秦王喜歡。
故此，韓非到秦國後，秦王嬴政重用。
不過這時候，李斯提出了滅六國之策，在李斯的規劃裡，六國之韓國首當其衝，要率先被滅。但同樣受到重用的韓非對於李斯這個大計劃沒什麼意見，不過對於先滅誰，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他認為應該先滅趙國。
作為舊日同學，李斯非常瞭解韓非，韓非不但滿腹經綸，而且辯才一流，令李斯不如。故此，李斯擔心韓非在秦王嬴政面前，一番神采飛揚深入淺出的演講，就能改變他的滅六國之策。而這可是李斯的立功機會，豈能被韓非壞事？
於是，李斯先見秦王嬴政，誣陷韓非乃韓國之說客，等等。結果秦王嬴政當時震怒，令人把韓非下獄。韓非寫書信，欲呈給秦王嬴政，結果被李斯暗中使人拒絕。緊接著，韓非在李斯的密謀操作下，被逼服毒自殺。但秦王嬴政事後思量，覺得後悔，欲赦免韓非，然此時韓非已經服毒自殺了。
逼殺師兄韓非後，就無人再能和李斯競爭。不過韓非死後，李斯在以後的仕途生涯中，所貫徹的治國思想基本全部都是韓非的法家著作思想，成為韓非法家思想的忠實踐行者，成為韓非的忠實信徒。
第三時期：功過對立。
李斯在秦王嬴政統一天下的過程中，立下了最大功勞。論其功，除了滅六國之策外，還有統一文字、統一度量單位、統一貨幣、制定了《秦律》等。尤其是結合法家思想、法經等制定的《秦律》，基本成為後世歷朝歷代最早的法律範本。比如劉邦建漢，採取的制度就是秦制，法律也是秦法。
但是李斯之過也極其明顯，最大之過，不是妒殺韓非，而是廢書坑儒。這在中古史上是重大的事件，後世向來都認為此罪魁禍首為秦王嬴政，實際不然，獻策者乃是李斯。
這一事件對於歷史的影響是致命的，廢書坑儒之前，列國學派雖有爭論，但都可並立於世。但自李斯廢書坑儒之後，天下學派受到嚴重的打擊和摧毀，這為漢之“獨尊儒術”埋下了伏筆，奠定了基礎。
故此說李斯之功和過，都非常明顯，可謂是翻手為雲為治國奇才，覆手為雨又是歷史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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