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春秋戰國作為天下共主的周王室已經衰弱成一個小國，根本無力主導此時中原大地上的政治秩序，各諸侯國開始各自擴張領土，戰爭迭起，以強欺弱，恃大並小，最終形成了七國稱雄的競爭格局。

這個時期，各國君主面對時局的把握不同，也會採納不同的治國策略，正所謂：一策興邦，失計亡國。

而該如何強大國家，也成為了有志向的君主不得不思索的問題，不過好在他們都找到了強國之道，那就是變法。

說到變法，總繞不過去商鞅，秦國之所以能攻滅六國，商鞅變法是基礎，正如東漢王充曾評曰：商鞅事孝公，為秦開帝業，那麼韓非為何說商鞅變法是有缺陷的？

本篇飛魚從商鞅說起，進而聊聊韓非對於商鞅變法的評價是否中肯。

商鞅對秦之“功”。

（商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史記·商君列傳》

商鞅三見秦孝公，分別闡述了“帝道”、“王道”、“霸道”的治國方略，但秦孝公選擇了見效最快的“霸道”，正如《史記·商君列傳》記載：（帝王之道）久遠，吾（秦孝公）不能待，那麼什麼是霸道呢，說白了就是以嚴法治民，讓人民為君主全心全意的“服務”。

既然確立了治國思想，接下來就是要以霸道為核心進行變法，但是秦孝公又“恐天下議己”，於是就讓商鞅和守舊派的甘龍、杜摯進行了一場辯論賽，結果商鞅以振聾發聵之音說出了：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讓秦孝公下定了變法的決心。

商鞅變法先後兩次的具體措施，可以歸結為：廢除世卿世祿制；實行軍功制；令民為什伍，實行連坐法；重農抑商，獎勵耕織；廢井田，開阡陌；推行郡縣制；統一度量衡等，可以說商鞅的變法涉及到了方方面面，就連民風民俗也有規定，即“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

縱觀商鞅的變法，我們可以看出，商鞅第一次變法的重心在政治方面，而第二次重心就轉到了經濟方面，兩次變法使秦國取得了“秦人富疆，諸侯畢賀”的成效，這也是為何說商鞅變法是秦國強大之根本的原因，國家的強大是綜合實力的提升，而經濟因素是基礎，商鞅變法就是穩定並且發展了這個“基礎”。

後世評商鞅之“過”。

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幹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史記·商君列傳論》（司馬貞《索隱》曰：刻，謂用刑深刻。薄，謂棄仁義，不悃誠也）

商鞅是一位譭譽參半的人物，正如上述引用，就是司馬遷對於商鞅的評價，此外太史公還認為商鞅“少恩”，司馬遷的評價，是基於商鞅變法中的“重刑罰”，即用嚴苛的法令來強化對民眾的管理，使其為君主服務，這亦和商鞅提出的“霸道之術”想吻合。

除了司馬遷的評價外，西漢時期其他的人對於商鞅的評價也並不高，如賈誼說：商君遺禮義，棄仁恩，並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出自《漢書·賈誼傳》），再如董仲舒亦說：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

（出自《漢書·食貨志》）。

那麼為何西漢對於商鞅的評價會是一邊倒向“毀”呢，這是因為西漢取秦朝而代之，無論秦朝是否施行了“暴政”，對於這些人來說，是必須要持批判態度，才能得到統治階級的認可。

但這些人都把秦國和秦朝混為一談，把商鞅變法和秦始皇及秦二世的施政打上了因果的關係，可見這些人的政治傾向十分明顯，這也就導致了對於商鞅評價的非客觀性，也正是因為此，商鞅逐漸變成了秦王朝暴政的“替罪羊”。

我們如果把目光再回到戰國末年，此時出現了一位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那麼在他的眼中商鞅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除卻王朝的意識形態，他的評價是否客觀公正呢，我們來看看。

韓非眼中的商鞅及商鞅變法。

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韓非子·五蠹》

韓非是一位不世出的曠世奇才，他的思想不僅繼承了商鞅，還融合了申不害的“術”，所以是當之無愧的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活動的年代距離商鞅在秦國變法，僅僅過去了幾十年，所以他對商鞅及商鞅變法的評價是最有說服性的。

正如上述引用《韓非子》的言論，則是說明了商鞅變法在韓非的那個年代，已經是家喻戶曉了，作為商鞅“法治”的繼承者，韓非亦渴望有朝一日能像商鞅一樣，施展自己治國安邦的才華，陳奇猷的《韓非子·新校注》中更是指出：在韓非心中，商鞅是“聖人”。

你或許會說，既然帶有了感情色彩，那麼韓非對於商鞅變法的評價不就失去了客觀？其實不然，因為韓非對於商鞅變法是客觀的，不僅肯定了商鞅變法中的優點，還指出了商鞅變法中的缺陷。

《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記載：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意思是說商鞅法令的輕罪重罰，會讓人們改掉小錯而不敢犯重罪，這合乎治理國家的原則，這就是對商鞅變法的肯定。

韓非認為商鞅變法中存在的缺陷。

上文我們已經說到了韓非對於商鞅變法的評價是客觀的，也指出了變法存在的缺陷，那麼韓非所指的“缺陷”究竟是什麼呢？其一，是尚法不尚術，其二，以爵授官制度不利於國家的治理。

• 我們先來說說尚法不尚術。

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韓非子·定法》

春秋戰國時期法家代表人物的思想是有所區別的，比如說慎到重“勢”、申不害重“術”、商鞅重“法”，我們暫且刨開慎到的思想，單論申不害和商鞅的思想，在《定法篇》中，韓非就把商鞅和申不害的思想比作人們維持生命的必需品，食物和衣服，進而引申出上述引用，也就是說“術”和“法”是缺一不可的。

對於“法”，我們比較好理解，那麼什麼是術呢，說白了，就是君主用來駕馭臣子的“權術”，讓臣子不敢矇蔽君主，我們就來說一則關於申不害強調的“術”在韓昭侯身上的運用。

有一次韓昭侯讓手下去縣裡巡視，手下回報說見到有小黃牛在南門外吃禾苗，於是韓昭侯就召集手下大臣，對他們說，官府已經嚴令在禾苗生長期不準牛馬入田，但是有些官吏卻不當回事，於是就讓官吏去查究竟哪些地方存在這種現象。

“三鄉”的官吏經過調查就把存在牛馬吃禾苗的地方給報了上來，但是韓昭侯卻說，沒有報全，再讓官吏細查，又經過一番查看，官吏們發現了南門外有小黃牛在吃禾苗，這件事情之後，官吏們就再也不敢在韓昭侯手下為非作歹了，正所謂：吏以昭侯為明察，皆悚懼其所而不敢為非（出自《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

說完了申不害的“術”，我們接著說韓非認為商鞅尚法不尚術帶來的“弊端”，那就是“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奸也”，意思是說，君主不尚術，就會無法駕馭臣子，無法分辨忠奸，而導致出現權臣，繼而威脅君主的統治。

• 我們再來說說以爵授官制度。

以勇力之所加而治者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為醫、匠也。——《韓非子·定法》

商鞅變法而設立的軍功制，是以殺敵人數來受爵的，而這些爵位是可以用來換取官職的，正所謂：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

意思是斬敵一個賜爵一級，想要做官的話，能擔任俸祿為五十石的官，殺敵兩個，賜爵二級，想要做官就能做俸祿為一百石的官。

韓非進而以醫者，匠者為喻，認為讓殺敵的勇者為官，就好比讓這些勇者去當醫生和工匠，結果必然是“則屋不成而病不已”，因為善於在戰場上廝殺的勇士未必就能當好醫生和工匠。

同理，韓非亦認為讓這些勇者做官也未必就能稱職，因為能把官做好的人需要的是智慧和才能而不是勇氣和力量，韓非說的有道理嗎？當然有，文臣治國，武者為將，而商鞅的這套以爵賜官，說白了就是否定了手無縛雞之力的讀書人在治國方面的才能，長此以往，勢必會不利於國家的長治久安。

飛魚說：

商鞅變法是秦國完成大一統的基礎，韓非說商鞅變法是有缺陷的也並無道理，通過上述分析，我們能得知，韓非確實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不僅肯定了商鞅變法中的進步，也指出了商鞅變法中的不足。

說到這，或許有人會說了，既然商鞅變法是有缺陷的，為何還能爆發出讓秦國攻滅六國的威力呢，這是因為

以“耕戰”為核心的商鞅變法，能在戰國亂世最大限度的集中國家的財力、物力、人力以應對戰爭，但是秦國攻滅六國後，依然沿用這套理論治國，弊端就會顯現。

正如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所曰：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

韓非的法家思想，是秦始皇備受推崇的，因為他提出的“重法重術”，能最大限度地加強君主集權和專制，這也就解釋了秦始皇為何看了韓非寫的《孤憤》、《五蠹》等著作為發出“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出自《史記·老子韓非列傳》）”的感嘆了。

對此，您怎麼看？

參考文獻：《史記·商君列傳》、《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史記·秦始皇本紀》、《漢書·賈誼傳》、《漢書·食貨志》、《韓非子·五蠹》、《韓非子·定法》、《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等。

---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