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strong>徐渭字文長，是明代與解縉、楊慎齊名的三大才子之一。
<strong>他幼負“神童”之名，博聞強識，見解超拔。37歲擔任浙閩總督胡宗憲幕僚，平定倭寇汪直，屢出奇策。42歲經戚繼光介紹，遠赴遼東，教授李成梁之子兵法。
<strong>注《周易參同契》、進《白鹿表》，一生於軍事、文學、繪畫、書法，戲曲皆有不凡造詣。因別號青藤，致令後代鄭板橋、齊白石自稱“門下走狗”。
<strong>然而自二十歲中秀才後，他又苦讀二十年，八次科考接連失利，終身未中舉人。這究竟是何緣故？
下面，我將嘗試從明代科考的標準、徐渭所學的龐雜、“心學”對他的影響等方面，來探討一下這位“全才”、“鬼才”科場失利的真相。
第一、從科舉制度來看徐渭的失利
- 江浙科考大省，競爭激烈
明代是科舉考試的鼎盛時期。自朱元璋開科取士，凡國家用人，必從科考中取。因此讀書人想要出人頭地，只有“華山一條道”。
當時的科考分為縣試、院試、鄉試、會試、殿試五級。按行政區劃來層層選拔人才，中舉要通過“鄉試”，然而國家對於“鄉試”合格人員的錄取比例是固定的。
這個時候，參與考試的人口基數越大，通過率就越低。<strong>而徐渭所在的浙江省本是科考大戶，其中紹興縣，據清代統計，近三百年，中舉人數佔浙江省15.5%，是全省之冠。競爭異常激烈。
2.徐渭與“八股文”
有人認為，徐渭之所以不能通過“鄉試”，是因為他生性不羈，思想放達；受到“八股文”制約，才華不能展現。
因為“八股文”要求創作者嚴格按照規定的對偶、押韻方式，引經據典，模仿聖賢口吻來闡述論題。
它對於字數也有非常嚴格的控制，說八百字，就八百字。多一字都算你輸。因此有人認為，徐渭不羈狂放的性格，與這種文風完全不搭。他的才華因此受到制約。
其實徐渭應當不是寫不來“八股文”。他自已在《自為墓誌銘》中提到“……又志迂闊，務博綜，取經史諸家，雖瑣至稗小，妄意窮及，每一思廢寢食，覽則圖譜滿席間。”
以徐的才華，要熟悉八股文的格式，根本不需要花上二十年的時間。而另一些人認為，他可能因為清高，不屑為“八股文”。這更加是不可能的事。如果他清高至此，何必要浪費二十年時間連考八次呢？
<strong>他之所以寫不好“八股”,是因為他受陽明心學影響，喜歡在文章裡表達“個人情緒”。後面會有論述，這裡先按下不表。
第二、從徐渭的知識構成來看他的失利
徐渭是明代歷史上一位罕見的“全才”。他九歲以“神童”聞名鄉里，一生最主要的成就在於文學、書法與繪畫。
在文學方面，他主張“獨創性”，注重個人思想與個人情感的表達，與當時流行的散文格格不入。因此在他活著的時候，雖然因為進《白鹿表》受到明世宗賞識，也未能在文壇中炸起一片水花。直到在他死之後，方才受到“公安三袁”的推崇。
在繪畫方面，徐渭自認為是表現最差的一面，但是清代的鄭板橋，現代的齊白石都把他當成自已的偶像來膜拜。
在政治上，徐渭雖然不曾像解縉、楊慎一樣走進殿堂，但是軍事上的才能，卻通過協助胡宗憲平叛汪直，得到胡宗憲、戚繼光與李成梁的認可。
另外，他還創作了不少戲曲，有雜劇代表作《四聲猿》等。後世有人懷疑《金瓶梅詞話》的原作者，也可能是他。
我們可以看到，<strong>徐渭所學實在是太龐雜了。儘管是他一位“鬼才”，但一個人學得太多，難免會有知識上的短板，在某些領域無法深入。
<strong>他自已也認為，自已的才學是有排名高下的。他自認：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
<strong>後世袁宏道雖然卻認為他的散文是“有明第一人”，可惜，當年徐渭的主考官們並不這樣看。
第三、從“心”學的影響來看他的失利
徐渭童年成名，博鑑群書，養成為狂放不羈的個性。因為恃才自傲，對待文友尤其傲慢。
嘉靖四十一年，對徐渭有知遇之恩的胡宗憲，因嚴嵩倒臺入獄。徐渭精神上受到嚴重的打擊，進而發狂。不久之後，神智失常殺死妻子，並以錘擊自已頭部，刺聾雙耳入獄。好友張元汴四方奔走，救他出獄。後來他卻與張交惡。
徐、張交惡的原因，是後者思想正統，而前者“生性放縱”，不為世俗所容。
比如他隨軍胡宗憲時，經常不守時，醉酒夜歸。又比如他因為某寺僧怠慢自已，就用妓女繡鞋誣其為花和尚等等。
有人認為，徐渭思想於胡宗憲倒臺前後有變化，事實上他一直未變。改變的是隻其精神健康狀況罷了。
<strong>徐渭之張狂，若體現在他的考試文章中，也會立竿見影地表現出驚世駭俗的效果。
<strong>但，中國古代科考所考的“八股文”，不光有嚴格的格式要求，更重要的是，它作為一種政論性的文章，容不下徐渭這種偏激的個人情緒。
<strong>一篇政治性論文，假如作者情緒太極端，必定會失去客觀性。那麼他在文章中例舉的事例，也會缺乏可信度。
結論：
徐渭並非不知道“八股文”的要求，很大可能是隻因其張狂的個性，強烈的表達慾望，讓他不由自主地在考試文章中恣意發揮其才情。因此，他這等”狂生“被排除在科考之外，實在是一點都不冤枉。
參考史料：
《明史》張廷玉
《自為墓誌銘》徐文長
《情史類略》馮夢龍
《罪惟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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