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皇帝閉關鎖國不過是襲商鞅之智，主要不是為了防範外敵，而是為了對付人民，沿邊人民為了生計則投靠蒙古、招引倭寇，造成沉重的災難。當然，板升、倭寇之罪，歸根結底是朱元璋之罪，且其罪還不止於此。
封禁海陸與漢人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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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帝國瓦解後，亞歐大陸各文明展開擴張潮流，無論是國家還是民眾，都不斷地走向遠方。與其他文明不同，明代中國在對外取向上呈現國家與社會分離的歷史態勢。
在商品經濟逐漸發達的經濟趨勢下，在南宋以來遠洋貿易的歷史傳統下，明代中國民間社會一直具有自發地、積極地揚帆南洋，甚至遠洋航行的內在驅動力。但與這一時期基督教文明、俄羅斯文明、伊斯蘭文明國家大力支持民間類似行為的做法不同，明朝在擁有相當大的軍事、經濟體量的情況下，對西北陸疆開拓與東南海疆經略缺乏興趣，並且禁止民眾出境貿易。
其表現有二：其一是在東部沿海實行“海禁”政策；其二是在北部邊疆修築長城，在防禦蒙古騎兵南下的同時，也防止漢人潛逃蒙古草原。
所謂的鄭和下西洋
主要是為了打擊民間海商，由明朝皇帝獨家壟斷海貿
對上面的判斷有疑問的，請參看這兩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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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這種邊禁政策雖然在明前中期產生了很大影響，但仍然有不少民眾開展境外走私貿易，不僅東南沿海民眾不斷“下南洋”，而且北方漢人也不斷越過長城，與蒙古部落展開走私貿易，或者乾脆歸附蒙古部落，成為“蒙古人”。
明前中期，前來嚮明朝朝貢的周邊政權或族群的使團中，充斥著大量漢人的身影，漢人普遍擔任翻譯，甚至直接充任使者。而蒙古各部南下明境，也多由漢人充當嚮導。
進入明後期，即正德以後，由於明武宗荒廢政務，喜愛遊玩，明朝統治受到一定的削弱，不僅宗室內部先後出現安化王叛亂、寧王叛亂，而且民眾開始掀起農民戰爭，比如趙燧叛亂、劉六劉七叛亂。同時，漢人向外逸出的現象更加頻繁與普遍。
嘉靖時期，這一潮流進一步加劇，東南民眾大量潛入東亞海域，為掩人耳目，借用元明時期一直活躍於東亞海域的日本武士的“倭寇”身份；北方漢人則大規模潛逃至長城以外，種田蓋屋，開始形成規模龐大的定居農業社會，被蒙古人稱為“板升”。
禁海與開海：倭寇的產生與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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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是西漢以來中國對日本的稱謂。12世紀以後，日本進入幕府執政時期，不同政治勢力之間不斷髮生戰爭，大量武士脫離國家的管束，進入東亞海域，以搶掠商船、騷擾中國東部沿海為生，從而被元明時代的中國人稱為倭寇。
明朝建國初期，倭寇曾對遼東半島發動過幾次進攻，遼東鎮防禦的對象之一，便是東北亞地區的倭寇。此後，倭寇雖然不時有進攻東部沿海之舉，但為禍並不甚大。
嘉靖時期，伴隨著中國東南沿海的海商加入倭寇的行列，倭寇的勢力飛速發展，而其領袖也一直由中國海商擔任，由此可以看出倭寇實以中國人為主。
東南海商之所以加入倭寇行列，是因為在全球經濟早期一體化的驅動下，為了發展海外貿易，需要突破明朝的“海禁”政策，他們從而採取了武裝化的方式。
倭寇以東南漢人為主力
嘉靖中期，距離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已有半個世紀，西歐商人藉助新航路的開闢，不斷用掠奪的白銀與其他國家的商人進行經濟貿易。明代中國作為當時世界上大體量的國家，由於經濟體量的大幅增長，急需大量白銀充當貨幣。這一時期，東西方社會形成規模巨大、交流密切的貿易體系，屬於全球經濟早期一體化的重要內涵。但對於這一國際形勢變遷，明朝仍侷限於朱元璋的視野中，並未改變原有的“海禁”政策，仍對民間海外貿易採取打壓態度。
在這一時代背景下，東南海商遂將海外貿易的據點轉向明朝管轄區之外，利用所掌握的經濟力量，不斷開闢島嶼，用作與葡萄牙、日本海商開展跨國貿易的據點。為了對抗明朝官方的緝捕，東南海商建立起武裝組織，並招誘日本各島武士，進攻明朝東南沿海，從而加入倭寇的行列。
在諸多島嶼中，位於今浙江舟山的雙嶼港是東南海商走私貿易的中心據點，也是當時亞洲地區規模最大的商貿港口，被稱為15世紀的上海。但雙嶼港的命運在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發生了巨大改變，奉命平倭的浙江巡撫朱紈攻破了雙嶼港，擒獲了東南海商的頭目許棟，用木石堵塞雙嶼港周邊海域。經此一役，雙嶼港在繁華的頂峰驟然失去往日的光彩，徹底荒廢。
許棟被殺後，屬下徽州歙縣人汪直統領餘眾盤踞五島，與徐海等聯合日本各島，“直初誘倭入犯，倭大獲利，各島由此日至”，進攻東南沿海。“時歙人汪直據五島煽諸倭入寇，而徐海、陳東、麻葉等巢柘林、乍浦、川沙窪，日擾郡邑。”而汪直被稱為“老船主”。
在嚴嵩黨羽趙文華的舉薦下，明世宗派胡宗憲總督南直隸、浙江等地軍務，剿除倭寇。胡宗憲是徽州績溪人，與汪直是同鄉，他打算憑藉同鄉之誼招降汪直，為此釋放了汪直的母親與妻子。對於胡宗憲的招降，汪直十分心動，派遣義子汪滶到軍中表白心跡。
汪滶不僅協助胡宗憲進攻倭寇，而且將徐海等人的行跡告知胡宗憲，從而使明軍三戰三捷。徐海在胡宗憲的招撫下，擒獲陳東、麻葉，前來歸降，最終卻遭到陳東餘黨的進攻，投海而死。俞大猷用兵滅倭殘眾，胡宗憲由此平定了浙江倭亂。
浙江倭亂平定之後，在胡宗憲的多次招降下，汪直也前來歸附。朝臣多主張處死汪直，胡宗憲只能屈從政治輿論。汪滶等人憤恨之下，遷徙於柯梅島，造大型戰船，轉而向南進攻福建、廣東、江西，一時東南沿海處處遭到進攻。而胡宗憲也在嚴嵩被扳倒之後，下獄而死。
在抗擊倭寇的過程中，湧現出戚繼光、俞大猷等著名將領。戚繼光鑑於明軍廢弛已久，多不能戰，故而仿照長城沿線招募土兵的方法，在聽聞義烏人驅逐外地人私開銀礦的消息後，認為當地民風彪悍，便到當地招募士兵，結合東南沿海湖泊眾多的地形，進行有針對性的訓練，從而形成了戰鬥力十分強悍的“戚家軍”。戚繼光、俞大猷在浙江、福建取得了多次勝利，倭患逐漸平息。
明世宗去世後，太子即位，是為明穆宗。穆宗在東宮時，並不為世宗所喜，父子之間有很深的矛盾。因此，穆宗即位之後，對嘉靖時期的政策多有變革。
隆慶元年（公元1567年），福建巡撫許孚遠上奏，指出倭寇的實質是“海禁”政策導致民眾被迫武裝起來，“市通則寇轉而為商，市禁則商轉而為寇”，從而主張開放“海禁”。穆宗接受了這一建議。東南海商取得海外貿易的合法地位之後，放棄了軍事武裝，倭寇由此逐漸絕跡。
“草地自在好過”：九邊漢人與蒙古板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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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南沿海民眾衝破一切阻撓，揚帆遠洋的同時，北方邊疆民眾也不斷逃入蒙古草原。與倭寇充滿貶義，但其中的漢人並非主要是為了挑戰明朝的統治秩序，而是為了追求經濟利益不同，進入草原的漢人雖然被客觀地稱作“板升”，但除了保障生存，確實還有挑戰明朝統治秩序的政治追求。
明前中期，蒙古高原便已有大量漢人，有的是被掠奪過來的，有的是主動到草原來的。正德時期，韋州長城邊上的一段對話生動地刻畫了逃入草原的漢人的價值觀念。
正德年間，陝西三邊總制王瓊命寧夏鎮將糧食運往甘肅鎮，邊牆之外的蒙古部落聽到邊牆以內有不斷運輸的聲音，便派遣部眾前來偵察，而其中一人在與明軍的對話中，承認自己本是寧夏鎮韋州人，只是因為“韋州難過，草地自在好過”，才脫離明朝，北入草原。
這名進入草原的漢人，之所以說“韋州難過，草地自在好過”，是因為北方邊疆長期處於明朝與蒙古交戰之下，底層民眾不僅要遭受兵亂之苦，還要承擔非常沉重的賦役，生活十分困難。與之不同，加入蒙古部落後，可以跟隨蒙古人搶掠，生活境遇發生了很大變化。這是大部分漢人主動進入草原的主要原因。
呼和浩特最初就是板升
嘉靖時期，俺答汗統一了蒙古大部分地區，對明朝北部邊疆形成全面壓制之勢，不斷進攻明朝邊境，北方社會動盪不安。大量漢人被擄掠或主動投奔俺答汗，在俺答汗盤踞的豐州川以南、山西長城以北之地種田蓋屋。
明嘉靖初，中國叛人逃出邊者，升板築牆，蓋屋以居，乃呼為板升。
之所以稱為“板升”，是因為在蒙古語中，“板升”意為房屋或城。板升人數眾多，形成了10多萬人的定居社會。
有眾十餘萬，南至邊牆，北至青山，東至威寧海，西至黃河岸，南北四百里，東西千餘里，一望平川，無山陂溪澗之險，耕種市廛，花柳蔬圃，與中國無異，各部長分統之。
板升將農業經濟推廣到了蒙古草原，促使當地經濟方式從單一的遊牧經濟轉變為農牧結合的複合經濟，推動了明清時期蒙古高原的經濟轉型。
板升中，大多數人是為了謀求生存，但也有少部分人意圖憑藉蒙古勢力，實現自身的政治願望。而白蓮教徒充當了這些人的主體力量。
朱元璋雖加入了宣揚白蓮教的紅巾軍，但建國之後，鑑於這一民間宗教宣揚彌勒拯世等觀念，具有強烈的顛覆現存秩序的價值取向，因此宣佈禁止白蓮教的傳播。
但唐宋以來，白蓮教已在中原地區廣泛傳播，具有十分深厚的土壤，難以根絕。在官府的打壓之下，北方地區的許多白蓮教徒都有顛覆明朝的政治觀念。蒙古作為明朝的敵對政權，便成為北方白蓮教徒起事的幻想盟友。
嘉靖時期，在連綿戰爭造成社會動盪的背景下，北方地區的白蓮教徒開始更為積極地與蒙古結成政治聯盟。這一時期，不僅有“蔚州妖人閻浩等素以白蓮教惑眾，出入漠北，洩邊情為患”，而且還有以呂明鎮為首的白蓮教徒在大同左衛（今大同左雲）意圖叛亂。叛亂被人告發之後，呂明鎮被逮捕處死，徒眾逃遁至蒙古草原，加入俺答汗的軍隊。
白蓮教徒在俺答汗軍隊中的勢力不斷壯大，負責統轄、管理板升群體。其中趙全統轄的部眾最多，所居之地被稱為“大板升”。據趙全自稱，所統部眾有一萬餘名。但當時大同鎮巡撫方逢時記載趙全統轄三萬餘名部眾。
僅次於趙全的李自馨與周元，所領部眾有數千人。由於勢力較大，趙全與李自馨被俺答汗“俱加為酋長”。趙全又被稱為“駙馬”，李自馨、周元又被稱為“秀才”。“彼中稱全為倘不郎，華言駙馬也。李自馨、周元為必邪氣，華言秀才也。”其他板升規模較小，“餘各千人”。“小板升”有32處，由32名小頭目分別管理。
板升不僅加入蒙古軍隊，為蒙古進攻明朝積極出謀劃策，“每大舉進寇，俺達必先至板升，於全家置酒大會，計定而後進”，而且為蒙古貢獻破解明軍防禦之法，推動蒙古軍隊戰法進一步豐富。“（丘）富等先年皆以白蓮教妖術誘虜，導之入寇，教以制鉤杆、攻城堡之法，中國甚被其害。”
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山西巡撫韓邦奇便指出蒙古作戰方式與之前有所不同。
臣等載觀近日敵之入寇，奸謀詭計，與昔不同。向也無甲冑，今則明盔明甲，勢甚剽疾矣；向也短於下馬，不敢攻挖城堡，今則整備鍬钁，攻挖城堡矣；向也不知我之虛實夷險，雖或深入，不敢久留，今則從容久掠，按轡而歸矣；向也群聚而入，群聚而出，忽若飄風，今則大舉決於一處，分掠各邊，使不暇應援矣；向也兵無紀律，烏合而來，星散而去，今則部伍嚴整，旗幟號令分明矣；向也不焚廬舍，今則放火焚燒矣。
在他看來，這一變化緣於大量明人甚至是明軍逃入草原，將明軍防禦的底細透露給了蒙古。
其故何哉？有中國之人為之謀劃，有中國之人為之嚮導，有中國之人為之奸細，有中國之人遺與之以鐵器。況事變之時，投入敵中者，又皆慣戰有勇之人也。
而在草原政治生活中，板升竭力推廣漢人政治體制。嘉靖後期，俺答汗已自立為蒙古可汗，板升集團又進一步鼓動其模仿漢制，登基稱帝，國號為“金”。
李漪雲先生認為俺答汗在趙全等人的支持下，以豐州灘為中心，東起薊遼邊外，與兀良哈三衛、察哈爾部接界，西至甘肅邊外，南至長城，北至漠北，與喀爾喀蒙古接界，在廣大漠南地區建立了一個獨立的、具有漢式統治體制的“金國”政權，並以趙全為把都兒汗，命其以“汗”的名義建開化府，統治板升漢人。
板升集團不僅擁立俺答汗稱帝，而且建議其攻佔、統治長城邊疆，模仿五代時期石晉的故事，建立與明朝平分秋色的政權。
（趙）全與李自馨各又不合謀危社稷，日與俺答商說，分遣各虜攻取大同、宣府、薊州一帶，與南朝平分天下。”“趙全言於俺達曰：‘自此塞雁門，據云中，侵上谷，逼居庸。朵顏居雲中而全據太原，效石晉故事，則南北之勢成矣。’
胡鍾達先生認為趙全等人此舉，意在造成一個“南北朝”的局面。
朱元璋毀滅華夏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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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近代史開啟之初，在亞歐大陸的其他文明（包括歐洲文明、伊斯蘭文明）積極擴張的同時，明朝採取了內斂的疆域政策，不僅官方未有開拓邊疆的舉動，而且禁止民間開展海外貿易，從而與“大航海時代”以後的全球經濟早期一體化進程形成了背道而馳的局面。
朱元璋經過精密設計
讓華夏文明陷入極端內卷化的無望之境
大量東南海商為反抗明朝的封鎖，採取了武裝化措施，並聯合日本武士，釀成了明後期尤其是嘉靖時期東南沿海的嚴重“倭患”。而在北方邊疆，明朝採取的相對保守的長城防禦政策，使北方地區長期處於戰亂與動盪中，大量民眾或者為了謀求生存，或者為了實現政治目的，逃到長城以外的草原地區，一方面推動了蒙古高原的經濟轉型，另一方面加劇了明蒙之間的軍事戰爭。
可見，在世界近代歷史潮流下，與明朝政權的內斂與保守不同，民間長期具有朝外走的內在驅動力，遠方對於他們不僅有充滿誘惑的利益，而且有擺脫束縛的政治空間。在明朝民眾的積極拼搏中，明代中國處於全球經濟早期一體化的核心位置，是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發動機。
但值得注意的是，明朝的這一經濟優勢並未被政權納入政治視野，明朝一直實行傳統的農業財政政策，不僅未將海外貿易的收入用於疆域開拓，導致長城邊疆財政危機一直未能緩解，且愈來愈嚴重；而且對海外貿易本身也採取打擊政策，為防禦倭寇，形成了之前從未有過的海防問題。
簡單而言，如果說明朝有兩隻腳，那麼經濟的一隻腳走在了世界前列，而政治的另一隻腳卻遠遠拖在了後面，明朝在經濟、社會發展至頂峰時，政權卻完成了自由落體式的迅速崩潰。
明代中國的歷史命運，反映出在古代中國，決定歷史發展的核心因素是軍事與政治，而非經濟與科技。
馬克思在工業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強調經濟基礎對於上層建築的決定作用，強調生產方式在社會發展中的決定力量。但是在冷兵器時代，戰爭所需的財政成本遠低於熱兵器時代，以少勝多、以弱勝強是世界古代軍事史上的普遍現象。而在資本主義尚未出現的古代社會，經濟資源能夠在多大程度上進入國家財政體系，並在政治領域擁有話語權，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一場戰爭的勝負、一項政治決策，足以改變歷史進程。明代中國雖處於全球經濟早期一體化潮流中，但政治觀念一直處於朱元璋的藩籬中，仍在用傳統的軍事方式處理邊疆問題，最終滅亡於作為軍事重心的長城邊疆的軍民叛亂，實屬情理之中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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