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东厂是大明王朝最广为人知的标签之一，他们身穿飞鱼服，腰挎绣春刀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近日湖南常德市穿紫河北岸一处工地发掘多座明代墓葬，其中一座墓的主人是明代荣王府承奉司承奉正周胜，据出土墓志铭的记载，这位高级宦官曾获赐飞鱼服，这个关键词也成了新闻的亮点。大概是受《新龙门客栈》等武侠电影影响，很多人都认为飞鱼服就是厂公、锦衣卫们的公服，形制即为曳撒。久而久之，东厂、锦衣卫、飞鱼服、曳撒这几个关键词便被绑定在一起，构造出一套“官服体系”，以讹传讹多年。

明代飞鱼服，香色，形制为贴里，右衽开襟，服饰上有蟒形飞鱼的纹样，仅尾部保留了分叉鱼尾的特征。现藏于山东曲阜衍圣公府（孔府）
皇家的特典
严格地说，所谓的飞鱼服并非一种服饰，而是指服饰上飞鱼纹样的刺绣或补子。明代官员常服(日常工作正装）上的补子皆以飞禽走兽为图案，通过不同禽兽图案便能判断出其品级，“衣冠禽兽”一词最早便是指当官的。早在建国不久后的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便下令规范官员常服上的补子，除麒麟、白泽为公、侯、伯、驸马所用之外，文官用飞禽，武官用走兽，一、二品文官用仙鹤、锦鸡，武官为狮子；三、四品文官用孔雀、云雁，武官用虎豹；五品文官用白鹇，武官用熊罴；六、七品文官用鹭鸶，武官用彪；八、九品文官用黄鹂、鹌鹑、练鹊，武官用犀牛、海马。到了嘉靖年间，朝廷又对官员补子作了进一步规范。不过无论在哪个时期，找遍满朝文武补子上的飞禽走兽，都无法寻得“飞鱼”之踪迹，因为它压根就不在官服体系之内。
飞鱼服属赐服，是一种特典，近日常德发现的高级宦官周胜墓的墓志铭上也强调了飞鱼服是获赐。飞鱼服并非明代唯一的赐服，在明朝赐服制度中，纹样最高级别的为蟒，其次是飞鱼，再次为斗牛、麒麟，故而有了蟒服、飞鱼服、斗牛服、麒麟服之称，但这些服饰并无特定形制，它们可能是出现在端庄的圆领袍或直身袍上的补子，也可以是刺绣在英武潇洒的曳撒、贴里袍上的纹样，形制不拘，样式各异。山东曲阜衍圣公府内收藏有不少明代赐服，其中就有圆领袍款的蟒服、斗牛服，当然，最广为流传的还是那套香色飞鱼服。
孔府内的香色飞鱼服形制为“贴里”，这是极容易与“曳撒”混淆的一种款式，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两者之区别。首先，曳撒原写作“衤曳衤散”，是一种袭承元代服饰而来，有浓厚蒙古风格的服饰，又称“一色”“一撒”，发音也源自蒙语。其次，曳撒作为明代比较常见的男装款式之一，关于它究竟属于汉服还是蒙古服，一直存有争议。洪武元年（1368）二月，尽管朱元璋曾颁布“诏复衣冠如唐制”之令，但在《宣宗行乐图》《出警图》等古画中，我们都能见到曳撒在皇家大行其道，说明即使在明代皇家，曳撒也未因其胡服元素而被打入另册。
贴里的来源和曳撒的基本一样，都有浓浓的蒙古风格，两者在形制上很容易混淆，皆为上下分作两截，但“曳撒只是前襟分裁而后身不断，贴里则前后襟均分裁，腰部以下做褶，大褶之上有细密小褶，无马面，衣身两侧不开衩，亦无摆。贴里上也缀补子或饰云肩、通袖襕、膝襕纹样”。最直接的判别方法是看下摆，曳撒的下摆正中有马面（下摆中间无褶部分），而贴里则全为褶子，无马面，孔府收藏的香色飞鱼服下摆并无马面，形制为贴里。从《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出警图》等古画中不难看出，曳撒、贴里不仅常被明代士人穿着，也是宫廷太监、侍卫群体中被广泛使用的便服。
《明实录》中有不少皇帝将飞鱼服赏赐给镇边将帅的记载，由于曳撒、贴里这种形制颇有戎装风采，绣上蟒、飞鱼、麒麟等纹样显得既美观又英气十足，这就是电影中给武艺高强的厂公、锦衣卫穿上曳撒、贴里的原因。随着近年来孔府旧藏的飞鱼服在网络上广为流传，曳撒、贴里与飞鱼已经成了最佳拍档，许多人也因而形成了固有思维，只要看见衣服上有刺绣的曳撒或贴里，一律统称“飞鱼服”，也不管那衣服上绣的纹样究竟是些什么。
先说蟒服，作为明代最高级别的赐服，除了赏赐给有功的文武大臣之外，属国的国王、部落首领也在获赐之列。获赐的官员通常会穿着它绘制画像，例如八岁袭封六十一代衍圣公的孔弘绪，他在画像中就身着蟒袍，从直观上看，那袍子上哪是什么蟒，分明就是一条龙。没错，蟒服上的蟒与皇帝龙袍上的龙极其相似，区别在于天子龙袍上的龙有五趾，而蟒为四趾。但即使是如此微小的差别，居然还有人要搞事。据《天水冰山录》记载，嘉靖年间的权臣严嵩倒台后，从他家里竟抄出五趾龙纹的衣料，看来这厮不仅是巨奸，还是个反贼。到了明后期，蟒服滥赐，像张居正、徐阶这些大臣更是获得了稀有的坐蟒服，这种蟒的纹样与皇帝的龙袍更相似，都是正面全身，以前坐蟒只赐予最贵蒙恩者，明中后期皇帝滥用特典，坐蟒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
既然蟒可以长出两角，飞升成龙，那么头部本身就长得像龙的飞鱼自然也要跟着学，也在头上生了两只角，原本飞鱼特征的双翼也“退化”不见了，若不是尾部保留着鱼尾特征，还真难以分辨出它是鱼是蟒还是龙。蟒服一般赐予一品官员，飞鱼则赐予二品，但由于两者太过相像，就连皇帝也会看错。嘉靖十六年（1537）二月，世宗皇帝春祭山陵时，将前来朝见的兵部尚书张瓒身上所穿的飞鱼服认成蟒服，十分不悦，问大学士夏言：“一个二品尚书，怎么可以擅自穿蟒（尚书二品,何以服蟒）。”夏言解释道：“张瓒所穿的是御赐的飞鱼服，只是和蟒相似罢了（瓒所服，乃钦赐飞鱼服,鲜明类蟒耳）。”听了解释的世宗仍不满意，说：“飞鱼何组两角？其严禁之。”既然已被皇帝怒斥，礼部遂奏定，文武官不许擅用蟒衣、飞鱼、斗牛，违禁华异服色。同时规定锦衣卫指挥，侍卫者可以穿麒麟服。不过也特别指出了两种人不许僭用赐服，一种是还领着指挥使级别的俸禄，但已不是侍卫的。另一种是虽为侍卫，但级别不够的，如锦衣卫千户、百户。
斗牛服和麒麟服是仅次于飞鱼的赐服，斗牛服通常赐予三品官员，而四、五品则赐麒麟服。斗牛的纹样也是蟒形、鱼尾，唯头上的下弯的双角有些牛角样子。几种赐服中，即使是较好辨认的麒麟服，也多少有些龙的影子。
当然，如飞鱼服、麒麟服等除了作为给文武百官的赐服，却也的确算是锦衣卫的标志之一。锦衣卫除有军政搜集情报、巡查缉捕等职能外，也要“掌直驾侍卫”，同时还得充当仪仗队，由于这些特殊性质，他们穿衣的权限也相对较大。例如锦衣卫中有身着铠甲，手持金瓜的“大汉将军”，这些“大汉将军”并非真正的将军，而是身着铠甲的仪仗队。明代皇帝举行视牲、朝日、夕月、祭历代帝王等活动时，锦衣卫堂上官（指挥使）可穿大红蟒衣、飞鱼服，头戴乌纱帽，腰挎绣春刀，“千百户穿青绿锦绣服随侍”。要知道即使是锦衣卫指挥使也不过正三品，却能穿蟒服、飞鱼服，嘉靖皇帝下令规范制服，也唯独对锦衣卫网开一面，允许侍卫者穿麒麟服。从这个角度看，后世将飞鱼服误认为是锦衣卫的官服倒也非空穴来风，尽管它只是仪仗队着装。
既然皇帝都如此，也怪不得下面的文武百官跟着乱套。明代由于赐服滥用过度，还出现过库存告竭的窘境。像英宗、孝宗、世宗这些皇帝，虽然都试图规范赐服制度，但同时又不断滥发滥赐，结果只能是真假难辨，僭用成风。

明代彩绣香色罗蟒袍，形制为竖领，右衽开襟，宽袖。前胸后背各绣有一大金蟒，左右袖前后各绣有一金侧
到了明代中晚期，像蟒服、飞鱼服这些看起来高大上的赐服不仅在官员之间被滥用，就连老百姓也都纷纷开始仿制。此外，千万别以为飞鱼服是男人装，它在明代女性画像中同样经常出现。明代女装也有和官员相似的蟒服、飞鱼服、斗牛服、麒麟服等，大多款式为圆领袍，同时也有交领袍、交领袄裙、竖领袍等各种形制。起初这些服饰主要是命妇穿着，随着僭越的风气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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