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日白巖松連線武大校長竇賢康，讓很多人再次認識了這所名校。武大在艱難時期全力保護學生，武漢大學校長竇賢康回答“如何保障學生安全“時這樣說 ：“1、住房方面。保證一人一個單間，給他們提供必要的設備；2、飲食方面。全部送餐到寢室，保證他們儘可能減少被感染的機會；3、學業方面。有些研究生從事的實驗是不能中斷的，告訴他們必要的防護知識，以避免他們被感染。”目前，武漢大學除了一名碩士生在一線幫助醫務人員被感染外，留校796個學生都沒有被感染。
其實武大建校不易，上世紀初新校舍籌備時資金極度緊張，時任籌備委員的李四光為蔡元培代寫了一封給李宗仁的借錢信，坦言各種費用加起來缺口達到“百萬元至百五十萬元”，“弟明知武漢方面財政困難，裁兵一切，需費正大，而猶代武漢大學為此特別請求者，實因有鑑於大學教育為建設事業中最基本之一項。” 這封信今天讀來依然讓人感動，那種排除萬難只為建造一所頂尖學府的韌勁，不禁聯想起武漢這所英雄城市在當下面臨考驗時的堅韌不拔。百年過去，精神留存。
我們於去年出版過一本用翔實史料寫成了武大建校史《珞珈築記》，你能看到在時局動盪，資金匱乏等不利條件下，各路人馬耗盡心力四處奔波，一組組冷靜平時的歷史資料背後是鮮活的故事。
今天推送便摘自這本書。
武漢大學新校舍的醞釀和建築設備委員會的成立
兩湖書院位於武昌舊城西南部，主要校舍分佈在校園中央“都司湖”的南北兩岸，在晚清武昌城內的官辦學堂中，是面積最大、環境最佳、校舍建築最宏偉的一處。
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籌辦武昌高師時，也曾希望將兩湖書院作為高師校址，只因其“現正修理，作為鄂省自辦師範，且已辦有附屬小學，自應無庸改讓”，於是才改為選擇方言學堂舊址。時隔15年後，劉樹杞等人籌備國立武漢大學的一開始，也依然把目光集中在城內這處清末張之洞時代所遺留下的老校園上，認為其“房屋寬敞，規模宏壯”，作為武漢大學的校址，即已稱適宜。
不過，這一“以前兩湖書院為校址”的計劃，很快便發生了變化。1928年7月13日，已經來到武漢的籌備委員李四光為蔡元培代寫了一封給李宗仁的信，其全文如下：
德鄰主席大鑒：
日前武漢大學籌備委員李四光、周鯁生兩君來，言及武漢大學籌建新校舍，希望先生贊助，託為轉達。弟以在寧晤面，不得詳談此事之機會，爰為函陳之。
國立武漢大學，預定為中部之學術中心，而原有校舍及設備，均不足以成一完備之學術機關。故今夏籌備之初，曾由籌備委員會建議，於洪山附近另建新校舍，並充實圖書儀器等設備，預計建築設備費約需百萬元至百五十萬元。
此項建議呈報大學院，弟極端贊成，當即批准，並指定李四光、麥煥章諸君為建築設備委員會委員，開始計劃。惟此項臨時費，勢不能不就地籌撥。李君等在武漢時，曾商之政治分會及鄂省政府諸公，均表贊成，並允援助。如荷先生鼎力主持，籌款當更易生效。
弟明知武漢方面財政困難，裁兵一切，需費正大，而猶代武漢大學為此特別請求者，實因有鑑於大學教育為建設事業中最基本之一項。廣東、廣西既投鉅款以興大學，武漢為中部重鎮，向亦為文化學術之中心，感覺此項需要更切。
武漢分會諸公如肯慨然於萬難之中，撥出上項臨時費，以樹立武漢大學永久不拔之基，豈惟武漢一隅之光榮？先生等所以間接造福於全國學術文化者，亦匪淺鮮矣！敬布區區，至希裁察。尚有未盡之處，當由李君等面陳。
專此
順頌
黨祺！
弟 蔡元培
擔任國立武漢大學建築設備委員會委員長時的李四光
來源：《國立武漢大學第一屆畢業紀念冊》，1932年
十天之後的7月23日，《申報》上發佈了一則有關武大新校舍建設的簡短消息，其中提到“武漢大學籌委李四光，提出建設計劃大綱，擬以洪山為校址，建築費一百萬至一百五十萬元，已分呈大學院、政分會採擇”。
王世傑後來在1929年11月11日的總理紀念週演講中，曾提到：“自從中央決定改武昌中山大學為武漢大學以後，各籌備委員都充滿了一個新的好的大學的希望。在某一次開籌備會的時候，李四光先生提出建設一個新校舍的主張。”而另一位籌備委員周鯁生在1947年的一次講話中更明確說道：“本校創辦，至有今日之規模成效，得力於不少的人的工作或幫助……我是自始即參加本校創辦的一人，對於這些人過去對本校的功勞或幫助知道比較清楚……特別有理想、貢獻的則是李四光先生。李先生在武漢大學籌備委員會首先提議以150萬元鉅款於武昌郊外另建新校舍，改造環境。在當時一般人看來，那個計劃過於理想。假設沒有李先生那個理想，恐怕武漢大學不會有珞珈山壯麗的校舍，今天的校慶還要在東廠口舊校舍舉行。”
由此我們便知，蔡元培給李宗仁的信中所說的“今夏籌備之初，曾由籌備委員會建議，於洪山附近另建新校舍”這一建議的具體提出者，正是代寫這封信的籌備委員李四光本人。這意味著直到李四光來到武漢並參加到武漢大學籌備委員會的工作中來以後，籌備委員會中才由他首先提出了要在城郊另建一個新校舍，而不是沿用城內兩湖書院舊址作為校舍的主張。由蔡元培指定為武大籌備委員的李四光，雖然後來並未任教或任職於武大，但正是由於他的參與，把在城郊建設新校舍的這個“理想”帶給了這所新大學，而這一理想的提出，也極為深刻地影響了這所大學日後的命運。
對於李四光的這一主張，蔡元培“極端贊成，當即批准”。隨後便指示成立一個名為“建築設備委員會”的機構，專門領導和組織與武漢大學新校舍建設相關的各項工作，並委任李四光、麥煥章等人擔任委員。這一委員會的成立，標誌著武漢大學正式有了在城郊建設一個宏偉新校舍的計劃，並開始著手開展相關的實際工作。
在後來校方的一份公函中，曾提到武大將新校址建設初步計劃呈報大學院後，“於十七年八月奉訓令，以該地建校為切要之圖，亟應積極進行，以期早日觀成，並指定李四光等為建築設備委員會委員，以李四光為委員長”，故知蔡元培正式發佈訓令指示成立武大建委會並任命李四光為委員長（圖56）的時間，是在1928年8月。關於該委員會，1930年度的《國立武漢大學一覽》上曾有專門介紹：“本校自決定創建新校舍後，即先後呈准大學院及教育部，特設國立武漢大學新校舍建築設備委員會，主持其事。舉凡新校舍的建築設備計劃，均由該委員會採定；一切建築設備費用，均由該委員會收受支付，不與學校經常費混一。該委員會現任委員及委員長系由本校呈准教育部聘定。”
從7月13日蔡元培給李宗仁的信中可知，早在1928年7月初，大學院即已任命了李四光、麥煥章等人為建委會委員。不過建委會全部委員名單的最終確定，還經歷了一番小的波折。武大在1929年2月給教育部的一封呈文中曾說道：“屬校前奉前大學院令，組織建築設備委員會，並指定李四光為委員長，麥煥章、王星拱、葉雅各、劉樹杞為委員。嗣奉武漢政治分會指令，加派張知本、胡宗鐸、白志鯤、張難先、石瑛、王世傑為委員。” 另據武漢大學1928年11月25日給武漢政治分會的一封呈文所述：“惟茲事規模宏遠，責任重大，建築設備委員會委員，似應由屬校呈請鈞會聘任，以昭慎重。茲特擬就該會委員名單一紙附後，伏懇鈞會鑑核加聘為禱。”
可見，在1928年7月蔡元培最初指示成立武大建築設備委員會時，僅指派李四光為委員長，麥煥章、王星拱、葉雅各、劉樹杞四人為委員。在武漢大學將這一委員名單呈報武漢政治分會後，政分會即要求再予加聘六位委員。從名單中不難看出，這六位由武漢政治分會要求加聘的委員中，張知本、胡宗鐸、白志鯤、張難先、石瑛五人皆為桂系軍政集團成員或桂系湖北省政府的要員，唯有王世傑一人當時與桂系湖北當局無直接關係。武漢政分會的這一加聘要求，顯然意在增加桂系湖北當局在武大建委會中的話語權。
在後文中我們將會看到，武大新校舍建設經費所擬定的最初預算方案，乃是由中央和湖北省各擔負一半，這與籌委會經費及大學開辦經常費皆由國稅支給是頗為不同的。桂系方面顯然認為，既然此項工程湖北地方財政也承擔了半數經費，那麼在建委會里也應占有相當的話語權。在蔡元培最初所擬的名單中，雖然劉樹杞、葉雅各二人也都在省政府任職，但事實上這五人中僅有麥煥章一人是桂系背景。或許是考慮到武漢大學新校舍建設一事，無論校址圈定、土地徵收還是經費撥給等方面，皆確需湖北地方政府的參與和配合，對於將武漢政治分會和桂系省政府中的相關要員納入建委會的這一要求，大學院予以了接受。
由此，國立武漢大學建築設備委員會便擴充為委員長一人，委員十人。不過很快隨著蔣桂戰爭後桂系湖北當局的垮臺，建委會委員中來自原桂系湖北當局的若干委員，也就不再擔任該會委員了，從此以後，建委會委員中的湖北省政府官員，僅有教育廳廳長一人。在辭去代理校長一職後數月，劉樹杞又辭去了湖北省教育廳廳長一職，由黃建中接任，其武大建委會委員一職也由黃建中代替。1930年12月，石瑛離鄂赴浙，武大工學院院長一職由邵逸周接任，其建委會委員一職亦由邵遞補。至此武漢大學建築設備委員會委員形成了穩定的人員組成，一直持續到武大西遷四川后的1939年。
如前所述，建築設備委員會名義上並非國立武漢大學的下設機構，而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組織，其委員組成既有武大校方人士，也有湖北地方政府官員。武大部分，原籌備委員會委員中，除任凱南外，其餘各位皆繼續被聘為建委會委員，如劉樹杞、王星拱、周鯁生、曾昭安等。李四光雖然並非武大教職員，但同樣為武漢大學籌備委員會委員，且正是由他在籌委會談話會上最早提出建設新校舍的主張，因此被聘為建委會委員長。
除此之外，建委會一些委員在任職期間，其身份曾發生變化。如葉雅各受聘之初是湖北省建設廳技正，是以省政府農林專家的身份受聘為建委會委員的，但後來則離開建設廳，專任武大教授和農學院院長，而繼續留任建委會委員兼秘書；劉樹杞在辭去武大校長一職後，由於仍擔任了一段時間的教育廳廳長，因此也繼續擔任建委會委員，而其辭去教育廳廳長後，其建委會委員一職便改由繼任教育廳廳長黃建中擔任了；石瑛受聘之初的身份是湖北省建設廳廳長，1929年後他不再擔任此職，而改任武漢大學工學院院長，因此也繼續留任建委會委員，直至他1930年離開武漢大學，轉任浙江省建設廳廳長為止。
繆恩釗
進駐珞珈山之初，繆、沈等人曾借住於當地地主劉燕石的莊園內，後來他們利用當地的山石，在珞珈山北坡正中的位置，修建了一座平房，取名“珞珈石屋”（圖59），這也是武漢大學在珞珈山新校址內建設的第一棟建築。珞珈石屋地勢較高，坐南朝北，正對新校舍建築中心獅子山一帶，新校舍教學區和學生宿舍區的主要工程項目盡收眼底，是一個理想的監工地點。
珞珈石屋
1930年4月，武漢大學又在原劉燕石莊園所在地內，修建了一棟兩層西式小洋樓，作為建築設備委員會的辦公樓。由於劉燕石莊園原先種植有許多松樹，這棟建築為松林所環抱，環境清幽，校方將之命名為“聽松廬”（圖60）。聽松廬於當年9月竣工，是繼珞珈石屋後，武大在珞珈山建成的第二棟建築。在遷入新校址後，除了繼續作為建築設備委員會的所在地，此樓也成了國立武漢大學的招待所。
由於這一獨立建制的建委會機構設置卓有成效，後來也一直被國立武漢大學所保留。抗戰勝利，武漢大學自四川樂山復員武昌後，還曾於1947年恢復了建築設備委員會的運作，並增補了趙師梅、桂質廷、曹誠克、譚嶽泉等數名委員，負責珞珈山校舍的恢復修繕工作，以及進一步建設校舍建築的相關事宜。這一機構至1949年後便不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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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以大學存在的空間場域——校園為研究對象和切入口，是關於近代中國大學史的一項個案研究新成果。全書用翔實的史料和生動的語言，揭示了民國時期國立武漢大學珞珈山校園從無到有、從荒野湖山到黌宮勝地的動態過程，還原了其間各方之間的複雜糾葛，以及建校先驅為新校園誕生所做的不懈努力。該書又將珞珈山校園的誕生，置於近代中西建築文化激盪交匯的歷史進程中，探究了這一近代國立大學新校園所折射出的建築文化意涵和時代思潮，為讀者提供了一個深入觀察理解近代中國社會的獨特視角。該書對於近代中國大學史研究及建築文化史研究的深化和拓展，均有新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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