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海馬體亞區及其網絡與對電痙攣療法的抗抑鬱療效有關
關鍵詞 ：海馬體 ；MRI；電痙攣療法；動脈自旋標記；灰質體積
多方證據表面電痙攣療法（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ECT）與海馬體可塑性有關聯，但目前尚不清楚海馬體可塑性在ECT的抗抑鬱反應中的作用。本磁共振成像（MRI）研究調查了抑鬱症患者（n = 44，其中23名為女性）中各海馬體亞區和海馬體網絡的變化，以此確定這些變化與ECT治療後症狀改善之間的關係。
本實驗以體素為單位的分析僅限於海馬體、杏仁核及海馬旁皮質，對ECT有反應者和無反應者都進行了分析。在動脈自旋標記（arterial spin-labeled, ASL）MRI分析中，無反應者的雙側前海馬體腦血流量（cerebral blood flow, CBF）有所提高，有反應者的右中、左後部海馬體的CBF有所提高。在使用T1加權MRI分析灰質體積（gray matter volume, GMV）時，無反應者的整個雙側海馬和周圍組織的GMV有所增長，而有反應者僅有海馬體右前部的GMV有所增長。
本研究採用健康對照組（n = 36，其中19名為女性）的BOLD-fMRI數據，以CBF位點作為種子區域，確定了由不同腦區組成的、空間上可分離的神經功能網絡。在這些網絡的圖論分析中，海馬體-丘腦-紋狀體網絡內的功能連通性只有在接受了兩次治療後的患者中有所降低。總而言之，本研究結果表明，與ECT相關的可塑性在海馬體中生效的位置可能因抗抑鬱療效差異而不同。並且，更高的海馬體可塑性可能會不利於抗抑鬱藥的正面效果。集中針對海馬體亞區和/或海馬體迴路可能是改良ECT治療效果的一種方法。
對ECT有反應者與無反應者的海馬體及周圍組織中的區域性CBF增長
參考文獻：Leaver, A. M., Vasavada, M., Kubicki, A., Wade, B., Loureiro, J., Hellemann, G., ... & Narr, K. L. (2020). Hippocampal subregions and networks linked with antidepressant response to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Molecular Psychiatry, 1-12. doi: doi.org/10.1038/s41380-020-0666-z
2，腹側海馬中的MicroRNA134參與可卡因消退誘導的小鼠焦慮樣和抑鬱樣行為
關鍵詞 ：腹側海馬；可卡因；miR134；抑鬱樣行為
我們先前發現濫用可卡因可能會增加海馬中的microRNA 134（miR 134）水平；然而，miR134在可卡因相關的精神病學預後中的作用仍然未知。在這項研究中，使用可卡因誘發的條件性位置偏愛（CPP）小鼠模型，我們發現小鼠在CPP的可卡因消退（CE）期間表現出增強的焦慮樣和抑鬱樣行為，並伴隨著miR134水平和腹側海馬（vHP）中與突觸可塑性，神經膠質活動和神經化學微環境有關的19個基因的水平降低。體內敲低miR134可以逆轉miR134的19個潛在基因靶位中的15個發生變化，並挽救了CE小鼠異常的焦慮樣和抑鬱樣行為行為。
同時，敲低miR134可逆轉CE誘導的樹突棘和突觸蛋白的變化，並增加CE小鼠vHP中CA1錐體神經元的場興奮性突觸後突觸電位（fEPSP）。此外，敲低miR134可以抑制vHP中CE增強的小膠質細胞活性、炎症、凋亡和氧化應激狀態。結合數據，miR134可能參與可卡因相關的精神疾病，可能是通過調節其與突觸可塑性和神經化學微環境有關的基因靶標的表達來實現的。
敲低vHP中的miR134可改善CE誘導的vHP突觸可塑性變化
參考文獻：Yuehan Li, Xue Lu, Jiaxun Nie, Panpan Hu, Feifei Ge, Ti-Fei Yuan, Xiaowei Guan,MicroRNA134 of Ventral Hippocampus Is Involved in Cocaine Extinction-Induced Anxiety-like and Depression-like Behaviors in Mice, Molecular Therapy - Nucleic Acids, Volume 19,2020
3，細胞因子水平在初發重度抑鬱症的未接受藥物治療的青少年患者中的前瞻性研究
關鍵詞 ：青少年；細胞因子；抑鬱症；初發；炎症；未用藥
背景：有證據表明，抑鬱症與免疫炎症反應相關，研究者對確定抑鬱症和炎症標誌物之間的關係已經做出很大努力。本研究調查了初發重度抑鬱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的未接受藥物治療的青少年在治療前後的細胞因子的水平，並將其與健康青少年的水平進行了比較。另外，本研究還檢測了細胞因子水平與抑鬱症狀嚴重程度之間的關係。
方法：本研究包括25名MDD青少年和25名年齡在13至18歲之間的健康對照。從以上人員中獲得血液樣本，並對MDD組在治療前後評估兩次抑鬱嚴重程度，對健康組評估一次。
結果：與健康對照組相比，MDD青少年在治療前的白細胞介素2（IL-2），干擾素-γ（IFN-γ），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和IL-10的水平較低，而治療後白細胞介素2（IL-2），IFN-γ和IL-10的水平升高。此外，在兒童抑鬱量表（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CDI）和漢密爾頓抑鬱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HDRS）兩個評價抑鬱症嚴重程度的量表中，IFN-γ的水平與兩個量表所得的抑鬱嚴重程度得分相關，而IL-10的水平僅與HDRS量表所得的抑鬱嚴重程度相關。
侷限性：本研究的樣本量很小，12周的治療後隨訪時間相對較短。
結論：IL-2，IFN-γ，TNF-α和IL-10的水平在初發MDD的未接受藥物治療的青少年中與健康對照者顯著不同。在抗抑鬱藥治療後，IL-2，IFN-γ和IL-10的水平發生了改變。此外，IFN-γ和IL-10水平與抑鬱症的嚴重程度相關。
參考文獻：Hojun Lee, et al., Prospective study on cytokine levels in medication-naive adolescents with T first-episode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66 (2020) 57–62.
4，中國成年人抑鬱症與全因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率的關係
關鍵詞 ：抑鬱症；心血管疾病；死亡率
重要性：抑鬱症與世界範圍內疾病負擔的增加和西方人口的高風險死亡率有關。目標 為了探討抑鬱症是否為中國成年人全因和心血管疾病（CVD）死亡率的危險因素。
設計, 設置, 及被試： 本隊列研究前瞻性地跟蹤了2004年6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中國Kadoorie 生物銀行（CKB）研究中的30至79歲的成年人，以及2008年9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東風同濟（DFTJ）研究中的32至104歲的成年人。數據分析時間為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
主要結果和方法： 抑鬱症的評估，在CKB隊列中採用的是中國版的世界衛生組織綜合國際診斷訪談-簡單版，在DFTJ隊列中使用的是綜合國際診斷訪談-簡單版修改的7項症狀問卷。多變量校正Cox比例危險迴歸模型被用來估計危險比（HRs），抑鬱症與死亡率的關係的置信區間為95%。最終模型中的協變量包括社會人口學特徵、生活方式因素、個人和家庭病史。
結果：在CKB隊列的512 712人（平均[SD]年齡，52.0[10.7]歲；302 509[59.0%]女性）中，有44 065人死亡，其中18 273人死於心血管疾病。CKB組12個月內被試重度抑鬱發作的患病率為0.64%，DFTJ組1個月內被試有臨床顯著的抑鬱症狀的患病率為17.96%。在DFTJ隊列的26 298人（平均[SD]年齡，63.6[7.8]歲；14 508[55.2%]女性）中，有2571人死亡，其中1013人死於心血管疾病。在多變量校正模型中，抑鬱症與全因死亡（CKB隊列：HR，1.32[95%置信區間，1.20-1.46]；P<0.001；DFTJ隊列：HR，1.17[95%置信區間，1.06-1.29]；P=0.002）和CVD死亡（CKB隊列：HR，1.22[95%置信區間，1.04-1.44]；P=0.02；DFTJ隊列：HR，1.32[95%置信區間，1.14-1.54]；P<0.001）的風險增加相關。
在這兩個隊列中，男性的全因死亡（CKB隊列：HR，1.53[95%置信區間，1.32-1.76]；DFTJ隊列：HR，1.24[95%置信區間，1.10-1.41]）和CVD死亡（CKB隊列：HR，1.39[95%置信區間，1.10-1.76]；DFTJ隊列：HR，1.49[95%置信區間，1.23-1.80]）的風險顯著更高，而在CKB隊列中，女性抑鬱症與死亡率的相關性僅在全因死亡上顯著（HR，1.19[95%CI，1.03-1.37]）。
結論和相關：這些發現表明，抑鬱症與中國成年人（特別是男性）的全因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率的增加有關。這些發現凸顯了將抑鬱症管理作為預防中國過早死亡措施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參考文獻：Meng R, Yu C, Liu N, et al. Association of Depression With All-Cause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Mortality Among Adults in China[J]. JAMA Network Open, 2020, 3(2): e1921043-e1921043.
5，青少年中抑鬱症症狀、客觀測量體力活動以及久坐行為：一項前瞻性隊列研究
背景：對於減少抑鬱症在青少年中流行來說，甄別出可調控的風險因子是十分重要且基本的一件事情。自我報告數據顯示，青少年中體力活動以及久坐行為或許與抑鬱症症狀相關聯。本研究檢驗了青少年中抑鬱症症狀與客觀測量的體力活動以及久坐行為之間的聯繫。
方法：從埃文親子長期研究（Avon Longitudinal Study of Parents and Children, ALSPAC）這項基於人群的青少年隊列研究中，我們從中選取了年齡在17-18歲間且至少有一項加速度計記錄以及一項臨床訪談回顧（Clinical Interview Schedule-Revised, CIS-R）的參與者數據。久坐行為以及體力活動（輕度或中度-重度）數據通過參與者12歲，14歲，16歲的加速度計數據進行測量計統計。同時總體力活動還同時以原始數據中加速度計每60秒中記錄的次數，換算為每分鐘次數（count per minute, CPM）。體力活動以及久坐行為變量與參與者18歲時的抑鬱症得分（CIS-R）之間的關聯性通過迴歸模型以及基於群體的軌跡模型（group-based trajectory modelling）進行分析。
結果：本研究從ALSPAC數據庫14901項在庫數據中篩選了4527項具有CIS-R抑鬱得分記錄的18歲青少年研究數據。長時程分析包含2486名參與者在12歲時的數據，，1938名參與者在14歲的數據，以及1220名參與者在16歲的數據。總跟蹤時間為6年。數據表明，青少年自12歲至16歲時總體力活動時間減少，主要表現在輕度活動持續時間減少（12歲：325.66 分/天 （中位數）[58.09]（方差）; 16歲：244.94分/天[55.08]），以及久坐行為持續時間增加（12歲：430.99分/天[65.80]; 16歲：523.02分/天[65.25]）。
參與者在18歲時抑鬱評分與不同年齡段每增加60分鐘/天久坐行為所增加的得分關係如下：12歲時（發生率之比（incidence rate ratio, IRR）1.111 [95% CI 1.051-1.176]），14歲時（1.080 [1.012-1.152]），及16歲時（1.107 [1.015-1.208]）。參與者在18歲時抑鬱評分與不同年齡段每增加60分鐘/天輕度活動所減少的得分關係如下：12歲時（0.904 [0.850-0.961]），14歲時（0.922 [0.857-0.992]），以及16歲時（0.889 [0.809-0.974]）。
通過基於群體的軌跡模型分析，研究中鑑別出參與者在12-16歲時的潛在的三類久坐行為亞群以及三類活動水平亞群。參與者18歲時的抑鬱評分，在持續性高（IRR 1.282 [95% CI 1.061-1.548]）以及持續性平均（1.249 [1.078-1.446]）的久坐行為亞群中較低，而在持續性低的久坐行為亞群較高；在持續性高水平（0.804 [0.652-0.990]）的輕度運動亞群中較低，在持續性低水平的輕度運動亞群中較高。而在12歲時中度-重度體力活動增加（增加15分鐘/天）（0.910 [0.857-0.966]），以及在12歲（0.941 [0.910-0.972）和14歲時總體力活動增加（0.965 [0.932-0.999]）（增加100CPM以上），與抑鬱症症狀呈現負相關關係。
闡述：在青少年成長過程中，久坐行為逐漸取代了輕度活動，而這種現象會導致青少年在18歲時患上抑鬱症的風險大大增加。對於減少抑鬱症在青少年中流行來說，增加青少年的輕度活動時間以及減少久坐行為時間是公共衛生干預中重要的靶點。
12-16歲青少年久坐行為以及體力活動的各項統計數據
參考文獻：Kandola, A., Lewis, G., Osborn, D. P. J., Stubbs, B., & Hayes, J. F. (2020).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objectively measured physical activity and sedentary behaviour throughout adolescence: 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The Lancet Psychiatry. https://doi.org/10.1016/s2215-0366(20)30034-1
校審/編輯：Simon/小時（brainnews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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