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時期同中國其它古代封建王朝一樣，國家經濟政策為小農經濟，而我國曆來為自然災害頻發區域，由於古代經濟與科技的限制，古代社會對災害的預防能力較差，一旦發生自然災害，由於傳統的愛民思想和穩定社會秩序的需要，統治者必定會採取相應的救災措施，頻發的自然災害促成了兩宋時期救災措施的不斷演變，形成了一套系統的福利保障性救災思想。

據《中國救荒史》記載，兩宋時期的３１９年間，每年都會遭受自然災害，較嚴重的災害總計８７４ 次，分別為：旱災 １８３次，水災１９３ 次，蝗災９０次，饑荒８７ 次，瘟疫３２次，雹災１０１次，地震７７次，霜雪之災１８次、風災９３次。”

有宋一朝，實施的救災活動非常全面，救助方式由政府獨自承擔向政府調動社會資源、官民合作的的方向發展，這一社會保障機制是中國古代救荒歷史上的一次重大轉變，對於當時的救助以及後世的社會保障活動都具有積極的意義。

宋代自然災害品類較多，這裡以水災、旱災、蝗災三種自然災害為例，首先大致瞭解一下宋時期的自然災害狀況。

1、水災

水災即洪澇災害，包括洪水災害與雨澇災害。其中，洪水災害是由於暴雨急流、湖壩決堤等原因引起江河湖泊水氾濫以及山洪暴發所導致的災害；雨澇災害是因暴雨或連續降雨造成低窪地區淹沒，致使田地、房屋等受淹而導致的災害。

水災是古代社會面臨的較為常見的一種自然災害，從大禹治水到封建社會末期，水災都一直困擾著百姓生活，宋朝史書對於水災的記錄屢見不鮮。

如，《宋史·卷六十一》記載：“（太宗時期，太平興國二年）六月，孟州河溢，壞溫縣堤七十餘步，鄭州壞榮澤縣寧王村堤三十餘步，又漲於漕州，壞英公村堤三十步。開封府汴水溢，壞大寧堤，浸害民田。忠州江漲二十五丈。興州江漲，毀棧道四百餘間。管城縣焦肇水暴漲，逾京水。濮州大水，害民田凡五千七百四十三頃。穎州穎水漲，壞城門、軍營、民舍。七月，復州蜀、漢江漲，壞城及民田、廬舍。集州江漲，泛嘉川縣。”

除了史書對於水災有記錄，遍尋宋詩，也不難發現，描述水災的古詩，如，宋仁宗時期，康定元年梅堯臣所作《（觀水》並序》一詩，就記錄了汝水暴淹沒襄陽縣城，導致百姓驚恐，居無定所的場面：

庚辰秋七月，汝水暴漲至溢岸，親帥縣徒以土塞郭門，居者知其勢危皆結庵於木末。彷愁嘆，故作是詩。秋水漫長堤，郊原上下迷。孤城閉板築，高樹見巢棲。耳厭蛙聲極，涎生雨點齊。渚間牛不辨，誰為掃陰霓。

2、旱災

旱災同水災一樣，對百姓的生活有較大的影響，氣候乾旱，往往導致農作物欠收或絕收，嚴重時引發饑荒。兩宋時期共發生旱災183次，平民飽受遷徙流離之苦，因此歷代統治者都比較重視旱災。

《宋史·卷六十五》曾這樣描述旱災：“（宋仁宗天聖二年）春，不雨。開封府言：“陽武等一十三縣大旱，傷苗。”以及《宋史·卷六十六》也有相關記載：“（宋真宗鹹平二年）春，京師旱甚，又廣南西路、江、浙、荊湖及曹、單、嵐州、淮陽軍早。”

旱災

3、蝗災

蝗災在我國古代社會並不罕見，據《中國飛蝗生物學》一書統計，在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2000多年裡，爆發的大規模蝗災達804次，平均每3年就發生一次”。

蝗災往往爆發於天氣酷熱時期，大量的蝗蟲鋪天蓋地而至，由於古代農民對於蝗蟲的防治多采用捕捉或火燒的方法，效果有限，因此，一旦發生，農作物常常遭受不小的危害，兩宋各帝王對蝗在也較為重視，曾多次對遭受蝗災的地區進行救助，宋仁宗時曾規定：“去歲飛蝗所至遺種，恐春夏滋長。其令民掘蝗子，每一升給菽米五斗。”詔諸路募民掘蝗子，一升給二十錢。”

當發生大規模蝗災時，即便莊稼還沒有完全成熟，也需要提前收割，以免受蝗災。宋神宗元豐四年曾下詔：“聞河北飛蝗極盛，漸已南來，速令開封府界提舉司、京東西路轉運司遣官督捕，仍告諭州縣收穫先熟禾稼。”

宋史中對蝗災的記載較多，如，《宋史·卷六十二》記載：“（宋太宗淳化三年）六月甲申，京師有蟬起東北，趣至西南，蔽空如雲舅日。七月，真、許、滄、、蔡、汝、商、蕪、單等州，淮陽軍、平定、彭城軍蛙、娥抱草自死。”

蝗災場景

除史書記載外， 宋朝詩人章甫也曾在《分蝗食》一詩中描述蝗災的狀況：

田園政爾無多子，連歲旱荒飢欲死。

今年何幸風雨時，豈意蝗蟲乃如此。

麥秋飛從淮北過，遺子滿野何其多。

撲滅焚瘞能幾何，羽翼已長如飛蛾。

天公生爾為民害，爾如不食焉逃罪。

老夫寒餓悲惱纏，分而食之天或憐。

旱災、水災、蝗災三大自然災害遍佈兩宋各個時期，古代社會中，絕大多數百姓都是以務農為生，穀物的產量決定了百姓能否豐衣足食。自然災害的發生，容易導致農作物減產、甚至絕產。因此，面對頻發的災害，宋朝帝王也採取了積極的應對措施，正是由於這些救災經驗的凝結，宋朝發展了許多的社會救助機構，並積累了較為完善的救災思想：

一、貧困救助思想

1、救濟思想

宋朝政府對思想、學術、文藝領域的各個流派採取了兼容幷包的態度，使得宋朝的專制思想並不突出，士大夫擁有較大的言論自由，促使宋朝的救濟機制能夠朝著“助貧富民”的思想趨勢發展。

⑴富國富民言論

王安石雕塑

儒家學說的這種觀點正是後世所主張的富國富民思想家的理論基礎，宋代士大夫王安石表達富國富民思想時曾主張

宋朝李靚也曾指出：“愚竊觀儒者之論，鮮不貴義而賤利……是則治國之實，必本於財用……禮以是舉，政以是成，愛以是立，威以是行。舍是而克為治者，未之有也。是故賢聖之君，經濟之士，必先富其國焉。”

李靚同王安石主張一樣，強調富國富民的關聯性，如果想要富國，必須實現富民，也可以理解為富民是富國的基礎。富民思想在宋朝的興盛，對於宋朝抗災救荒具有重要的意義。某種程度上講，富國富民思想使得宋帝王願意拿出較多國家資源救助貧民；此外，對於宋朝各種社會各種救助機構的成立也具有推波助瀾的作用。

⑵義利之爭

財富之利與百姓之義難免矛盾，義利之辯起源於春秋，是古代思想史的一大焦點。孔子最早提出義和利相對立，《論語·里仁》荀子主張 “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

這場辨析，時間跨度較大，宋代士大夫階層也展開了激烈的爭辯，並且貫穿兩宋始終，辨析結果決定了思想史的發展方向，進而影響帝王對於貧民的救濟。

如曾鞏提出：“時之人，非皆不知事之本末，勢之治亂也。然而舉天之務者，惟利而己”，李靚也曾表達自己的觀點：“焉有仁義而不利者乎？其書數稱湯武將以七十里、百進而王天下，利豈小哉？孔子七十，所欲喻矩，非無慾也”。

宋代士大夫義利之爭的落腳點便是公私之辯，在爭辯中，宋代確立了“義以為上”的主導價值取向，提倡維護整體社會利益，這一價值原則為宋代社會富國富民觀念的發展清除了障礙。

宋王朝的錢幣

⑶貧富相資論

兩宋時期，貧富相資的主張得到了空前發展，貧富相資，幫助貧民渡過困難時期，有利益維持社會穩定，正如大政治家司馬光所言：“是富貴者常借貸貧民以自饒，而貧者常假貸富民以自存，雖苦樂不均，然猶彼此相資保其生也。”

由於宋朝時期貧富相資論的發展，宋代社會出現了“範式義庒”，並且在宋朝得到了大範圍的推廣，“範式義庒”是以宗族為單位成立的慈善救助組織，義庒的資金用於救助族中貧困子弟者。

除了義庒外，基於這一理論基礎，宋代社會還發展了“社倉”，社倉是由百姓集資創建的糧倉，是民間互助的一種福利機構，集賑災與社會救濟功能為一體，被稱為“先儒經濟盛跡”。

貧富相資論對於保障貧困者的生活具有積極的作用，能夠有效緩和社會矛盾，貧富相資論在宋代以實物救濟的方式落實，是古代社會文明進程的一大里程碑。

宋代社會社會尤為提倡尊老愛幼，為了實現“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 疾者皆有所養”的目標，推行了一系列福利機構，救助有困難的平民。

⑴福田院

宋朝建國初期，便借鑑唐代“悲田養病坊”的救助機構，在京師設置了東、西兩座福田院，以供養鰥寡孤獨和貧困的百姓。宋英宗時期，又增設南、北兩座福田院。每座福田院有房屋50間，總共可收容1200人，福田院的日常開支均來自中央政府的財政支出。

宋英宗嘉八年召：“寶勝壽聖禪院置南北福田院，並東西各蓋屋五十間，所養各以三百人為額，歲出內藏錢五千貫給之”，最初每年的維護費用為五千貫錢，後來增加至八千貫。

⑵居養院

宋哲宗時期，為了解決貧困、孤寡者的生計問題，曾頒佈“居養制”，詔令“寡孤獨，貧乏不能自存者，州知通、縣令佐驗寒，官為養之，疾病者仍給醫藥。監司所至，檢察閱視，應居養者以戶絕屋居，無戶絕者以官屋居之，及以戶絕財產給其費，不限月分，依乞丐法給米豆。若不足者，以常平息錢充。”

宋人生活模仿

宋徽宗時期，根據哲宗的政令，曾在全國的州縣廣泛設立居養院，進一步完善了哲宗的居養制度，並對救助補給做出了明確的規定。

宋史記載：“50歲以上者，每日領米、豆一升，支錢十文，每五日一發放；80歲以上，給新色白米及柴錢；90歲以上，每月增給醬菜錢20文，夏月支布衣，冬月給被衣絮被；百歲以上，每日添給肉食錢並醬菜錢共30文，冬月給綿衣被，夏月給單衫挎。”

⑶安濟坊、漏澤園、養濟院

據《宋史·食貨志》記載，安濟坊也被稱為“病患院”，成立於崇寧初年，用於救助孤寡患病的人；漏澤園屬於一種公墓制度，宋徽宗時期， 蔡京提議設置漏澤園以官地收葬無主及窮乏骸骨，該制度被後世各朝一直沿襲，元明皆有設立；養濟院成立於南宋初期，主要用於收養鰥寡孤獨的窮人和社會上的乞丐，被接濟人經過政府核實後，每隔一段時間可以在指定地點領取政府發放的錢米。

⑷糧食倉儲

百姓受災時，最需要的救濟物資無外乎口糧，因此古代社會上歷朝歷代都關注糧倉的建設，宋朝時期興建的糧倉主要有常平倉、義倉、社倉，其中前兩者為官方糧倉，後者為由政府主導的民辦糧倉，三倉相輔相成，保障了宋代百姓受災或困難時期的糧食需求。

常平倉，成立於北宋初期，由於運營缺陷，有宋一朝，履興履廢，常平倉主要起平抑物價的作用，豐收時政府以市場價收購糧食，災年時，政府大量拋售儲存的糧食，避免糧價過高，傷及百姓；義倉，同常平倉一樣，於北宋初年設立，履興履廢，倉本徵收於百姓，由政府儲存，災年時，無償發放給百姓；社倉，有朱熹首創，後來在全國範圍推廣，倉本來源於士紳或富戶人家捐贈，由百姓管理，救濟效率遠遠高於政府，由於倉本的限制，往往只能用於相對較輕的災難救助。

宋畫中記錄的百姓生活

結語

宋朝系統的救助措施，能有效救助受災的困難百姓，對於社會秩序的穩定具有積極的作用，兩宋提倡的貧富相資，某種程度上能夠調節社會財富，號召富戶人家參與社會救援，即緩和了社會矛盾，又減輕了政府救助壓力，兩全其美。

宋朝建立的社會救濟體系，無論是救助思想，還是創建的救助機構都具有一定的進步性，恰如梁其姿先生所講：“宋代官方救濟機構主要收都市中的貧窮的老病之人及棄嬰，所創的安濟坊、居養院到開啟了持續近九百年的養濟院的官方濟貧制度的先河”。

宋代的救助措施雖然完善，但也存在很多的流弊，否則，有宋一朝也不會出現諸如、方臘起義、宋江起義等大大小小的起義事件了。首先，宋朝未能培養出一套行之有效並且清廉奉公的官僚體系，救災過程中難免存在貪腐問題；其二、救助物資的匱乏制約著救濟效果，由於龐大的救濟開支，政府勢必加重百姓的賦稅，增加百姓的負擔，容易造成社會動盪，由此形成惡性循環，與救助初衷背道而馳。

宋朝帝王創立的社會保障體系是值得讚揚的，兩宋時期的救助措施照顧到了社會上百姓存在的方方面面困難。宋朝的救助不僅僅表現在幫助百姓渡過難關，它更是人類社會文明進程的一大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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