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
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在政治统治上雄踞中原之地，原本汉代“独尊儒术”的大环境下，由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加入，儒家学者的地位开始受到冲击，其中以博士为主要批驳的对象，文化的差异同样带来了社会的变迁，原本被尊为儒家圣典的经学也被北朝的统治者摒弃，儒士的地位也逐渐消沉。
一、北朝之初文化凋敝，汉代博士的地位受到冲击，加之文化中心的南移，朝廷率先发展教育，民间兴起求学之风，“士病不明经术”成为博士的代名词
众所周知，儒家学派在汉代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当时的儒家学派可谓“一家独大”，完善的经学体系、朝廷支持的官学的发展以及选官用人对儒士的偏好，都促使着儒学成为汉代社会的文学潮流。而精通儒学之士在当时还有着“博士”的称号，虽然与现在所说的博士并不可同日而语，但也足以见其地位不凡。
《史记》曾载：“公仪休者，鲁博士也，以高第为鲁相。”
根据史书的考证，汉代的博士作为传播文化的主要实践者，其最高能够担任类似丞相的官职。而地位的提高使得儒家文化在汉代社会蔚然成风，当时儒家文化还一度成为汉代精英文化的代表。
两汉之后，十六国的北朝虽然国力不盛，但其教育体系却相对完善。这或许与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此暂且不提。
由于北朝官方对教育的重视，沿袭汉代设置了太学和郡学。从中央到地方设置了专门的学校加以敦促，不得不说北朝在促进教育发展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同时也很好的促进了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交流，丰富了文化的样态。
但为何如此重视教育的北朝，儒学却备受质疑，原先德高望重的博士也不被北朝百姓认可。这中间就有着许多的阴差阳错的因素，造成这一现象也并不是教育的问题，而是由文化差异而引起的。《魏书》云：
“闾以其文雅之美，好詈辱诸博士。”
其实经过研究后不难发现，北朝的博士与汉代的博士虽然名同，但实际上却有着天差地别的含义。汉代的博士代表对儒家学说精通的儒士，而北朝的博士只是从事教育的儒生。因此北朝的博士可以说是有名无实。
而先前提到，北朝官方大力提倡私学的发展，不可否认这一举措的确使得社会整体的文化素质得到提升。也正是因为如此，私学和官学培养出来的博士共用一个名称。所以北朝的博士阶层迅速壮大，只是其文化水平还有待商榷。因而当时的北朝社会，尤其是贵族阶层是不屑同这些私学博士谈经论道的。
《北齐书》载：“儒者劳而少工，见于斯矣。我读儒书二十余年而策不第，始学作文，便得如是。”
这段话是当时北朝儒生刘昼对私学博士的批驳，因为他参加秀才考试落榜，看到身为博士一众人等，每天只需讲解经书便可衣食无忧。他自己却寒窗苦读了二十余载，生活环境的两相对比，使得他发出这样的感叹。
除此之外，永嘉之乱后，百姓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其标志是洛阳的太学被毁，文化的重心也随着少数民族的入侵而渐渐南移，使得北朝丢失了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博士。留下的却是借用玄学蛊惑人心的假博士，而这一批人也成为当时人们不耻的对象。
虽说当时的博士有真假之分，但百姓却不知。所以北魏朝廷对儒士的选用也是极为谨慎的，这也正如俗语“一人之失，全体受过”说得一样。当时的社会对博士的唾弃甚至还蔓延至官方的教学机构，“士病不明经术”也成为当时对博士群体的概括。
二、南北地区文化发展的差异，加速了北朝社会文化的变迁，由于文化与时局政治相挂钩，儒学开始衰微，玄学的一度兴起冲击了以“博士为尊”的传统
纵观北魏的社会文化，永嘉之乱导致文化重心的南渡。形成了以讲解玄学义理为重点的新学风，而北朝官方仍然坚持汉代的之学之道。新旧的学风，使得南北地区文化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差异，据后来《隋书》的记载：
“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
简而言之就是，南方重视个人思想的解放，对经史子集可以有个人的理解和看法；而北方则较为保守。所以其后南北政治的分化，与学风的侧重也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
南北文化的矛盾，在社会上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由于南地主推玄学新风，以老庄为其推崇的对象，并提出“
非毁六经”的主张。这对原先以经学为思想载体的儒学来说，无疑是致命一击。儒家经典开始遭受质疑，同时也撼动了汉代以来的博士地位。而文人之间的交际方式也随之改变，形成追求清新寡淡的相处模式。只是北方的儒士依旧奉承传统儒家的繁缛礼节。
为了避免和博士产生联系、洁身自好，所以部分儒家学者也都开始倾向于“简约”的交际方式。
当然，谈及社会文化的变迁历程，往往就要联系时局政治加以研讨分析。因为北朝的社会动荡不安，社会民众对博士的态度也不友好，所以当时的学术环境相对来说较为紧张。
而这直接导致了文人数量的大幅度减少，甚至还出现了近似于“读书无用论”的主张。人才的缺失和重建社会需要大量人才之间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因而造成人才急功近利的心理。从当时的史书中不难发现，《魏书》曾载：
“逮高祖驭天，锐情文学，盖以颉颃汉彻，掩踔曹丕，气韵高艳，才藻独构。衣冠仰止，咸慕新风。”
整个北朝社会对文学创作的热情被点燃，形成了崇尚文学的新气象。儒士们也开始转向诗词歌赋的创作，避免谈经论道。南方的文学创作依旧是以玄学为主，北方的文风虽向南方偏重，但私学中的儒生依旧放不下儒家经典之作。
除此之外，根据《魏书》中的记载，当时的部分儒生只受过两年的私塾教育之后，就选择开设自己的私塾。可想而知，从这种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论是理论基础，还是实际创作水平，都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儒学也随之淡化出北朝士人的视野。
对博士群体的打压，和儒学经典的质疑，加重了当时北朝的政局隐患。但同时也使得南方的文风传至北方，促使了南北地区文化的交流和互动。
三、门阀制度的确立形成了对“博士”的轻视，博士地位跌至“鄙陋之儒”，北魏后期底层的儒家学者也成为被批判的对象，直到北周初年，儒家学派因统治者的重视而昙花一现
北朝时期，由于私学的兴盛，南北地区间文化的差异，致使北方儒学开始受到南方玄学的挑战。博士地位消沉也是其中的主要表现，而谈及北朝的博士，其实在民间有着这样一个故事，《颜氏家训》中也有所涉论：
“邺下谚云: 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
这个故事是说，北朝一博士上街准备买驴，可逛完集市后却买来三卷书，将书看完之后却发现没有驴字。这样的论述无疑是暗指当时的博士画地为牢，不思进取。只知道在书中寻求万物，却不关注实际生活。
民间的记载尚且如此，更不必谈官方对博士的态度了。而且北朝后期，实行门阀制度进行人才的选拔，使得原本备受质疑的博士雪上加霜。因为儒士不懂玄学的义理，同时对诗词歌赋的理解和创作缺乏天分。
以上二者都造成了儒士渐渐远离朝堂，而门阀制度要求入仕的才学之人，其必须有一定的门第基础。由于先前对儒家学说的打击，北朝后期儒家学者的地位更是难以启齿，自然也就很难进入仕途，博士地位跌至“鄙陋之儒”。
《魏书》：“故官达者位极公卿，其功衰之亲，仍居獨任。”
北魏孝文帝改革门阀后，明确了鲜卑族的门第，同时对汉人的门第做出了三六九等的划分，在当时还出现了“北人八族”和“官氏四姓”的体系。也正是借助门第等级对官吏进行选拔，姓氏的安排则是为之后通婚做准备。
遭遇如此的排挤，儒家学派因其自身“兼济天下”的崇高追求，曾自发地开展了复兴活动。当时儒士发现在政治层面已经丢失了主动权，因此他们将儒学的知识开始向下层民众普及。同时由于先前私学的基础，使得底层民众又开始重新接纳《论语》、《礼记》等儒家经典读本。
北魏末年，谋反派的宇文泰在谈及治国之道时，表达了他对儒家学派的看法，称其：“
惟尔知吾心，吾知尔意。”在叛乱之时，宇文泰还邀请私学博士教授其外甥贺兰祥品读儒学经典。北周之初，儒学因其治世之道为当时的统治者接受，重新出现在朝野之内。虽然在整个北魏时期，以博士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备受打击，但是儒家学派依旧保留了传统的经世致用之道。而北魏也因为南北地区思想的冲击，丰富了当时的文学样态，形成了类似诗歌的文学形式。所以，在选择主流文化之时，万不可偏爱一家之言，而应集百家之长，熔炼适合自身发展之道。
参考文献：
《魏书》
《北齐书》
《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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