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观渔”之礼
“观渔”，特指统治者观看打渔。
在北朝史籍中，北魏统治者观渔的现象在朝代前期屡屡出现，到了中后期却完全消失，直到西魏和北周初年，又再度兴起，探究此历史文化现象的兴废，看似微小一事，其实背后与礼制有着紧密联系。可想而知，统治者率领大臣、指挥随从声势浩大地前去拉网捕鱼，其中就蕴含了丰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
追根溯源，“观渔”不仅是一个单一的行为现象，更是礼制的依托。史料最早记载在《左传》中的“臧僖伯观鱼”一事。文曰：
“（隐公）年，公矢鱼于棠。臧僖伯谏曰：‘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器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书曰：‘公矢鱼于棠’，非礼也，且言远地也。”
由此可见，这并非等闲视之。从鲁隐公前去棠地看捕鱼一事，《左传》释为不合以礼，主一则樵采、捕鱼属于官员、皂隶的职守，一国之君不宜去做臣下的工作；二则棠地距离鲁国国都太远，国君不应该为了小事而远离国都。三则是于民争利，有违德治；
这种“彪炳史册”的记载，主要是为了把“观渔”一事和礼仪牢牢地绑定在一起。 除了对诸侯“观渔”合礼与否进行讨论，还把这个现象上升到了周天子的地位，在《礼记》和《吕氏春秋》中均有记载：天子虽然不亲自捕鱼，但是要亲自观看捕鱼，还要亲自品尝，然后谏荐于寝庙，整个过程严格而隆重。
北朝君王“观渔”现象
从《魏书》记载的情况来看，北魏初期，皇帝观渔或者亲渔次数共六次，如道武帝时期：“天兴四年三月，帝亲渔荐于寝庙”和“神瑞二年六月戊午，幸去畿陂，观渔”，到了文成帝时期也有三次观渔的记载。
拓跋鲜卑的统治者每每于春夏两季前去观渔，开国皇帝道武帝甚至“亲渔”并且荐于寝庙，仪式严肃，此举绝非率意而为，应该是遵从和行使鲜卑旧制。虽然道武帝亲渔之举和周礼的祭祀之礼有契合的地方，但是在规定的月份和亲渔一事上有所偏差。从《隋书·礼仪制》中可看到：“天兴之岁，草创缮修，所造车服，多参胡制。故魏收论之，称为违古。”既然车服之制如此，其他的繁复祭祀礼和嘉礼应该也相差无几。除了道武帝亲渔之外，所载的北魏皇帝只有观渔这个礼制，到了后期未见记载。
说明北朝的“观渔”历史现象从朝代初期到中后期在逐步消退，到了末期彻底消失，而背后的原因是北魏末期，随着六镇鲜卑的南下和控制政权，鲜卑化局部盛行，鲜卑的旧礼制有所恢复，所以继承了“观渔”礼制，后期文化融合便随之消退。到了北周时期，又出现统治者“观渔”的现象，并不是偶然，而是对旧制的复辟，甚至是有僭越之疑。
在《周书·苏绰传》中所说的：“属太祖与公卿往昆明池观渔，行至城西汉故仓地，顾问左右，莫有知者。”
西魏的实际统治者宇文泰率领众公卿前去昆明池“观渔”，包含多重政治意义，首先来说他并不是西魏合乎礼法的统治者，但是还在试图进行“观渔”行为，后来被苏绰谏言，才止住了违礼盒僭越的脚步。这则史料虽有颂扬宇文泰之意，但是里包含了“观渔”之礼在北朝的意义。
“观渔”之礼背后所折射的北朝经济转型和民族认同演化
北魏初年皇帝观渔比较频繁，所践行的是拓跋鲜卑早期的内生之礼，观渔被赋予了维持鲜卑传统礼制的意义，礼的内容则是经济基础的表征，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匹配，不会脱具体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实际状况，北魏初年的经济生产式和文化水平还处于比较原始和落后，对汉魏礼仪的认同和改用才刚刚起步。
在鲜卑旧制当中，观渔的意义显然和中原皇帝亲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其世袭用这种产生于生产实践、服务于贵族统治者的鲜卑古礼制是顺理成章的，至于北魏初期的观渔和周礼有暗合之处，并不奇怪，这正是礼来源于生产和生活实践的一个缩影。正所谓“凡乐者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这也是北魏皇帝观渔之举的本质，自然有其经济背景和历史文化渊源。与之相同的是，除了观渔的礼仪文化传承，还有祭祀宗庙的礼仪，这些都是在宣誓统治者对礼制的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拓跋鲜卑早期以畜牧射猎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在《魏书》中丝毫没有提及捕鱼业，可见打渔此时还不是鲜卑的生产方式，也不具备相应的生产工具，但是到了檀石槐时期：
“鲜卑众日多，田畜射猎，不足给食。后檀石槐乃案行乌侯秦水，广袤数百里，渟不流，中有鱼而不能得，闻汉人善捕鱼，於是檀石槐东击汗国，得千馀家，徙至乌侯秦水上，使捕鱼以助粮”。
至此开始，拓跋鲜卑的经济生产才从单一的畜牧射猎演化到游牧渔猎，所以其文化也变成了游牧文化和渔猎文化的混合。
我们可以说北魏初的观渔是践行内生旧制而而非推行一项远古周礼的汉化改革。因为从道武帝开始的亲渔行为和观渔的月份来看，显然和周礼的规定不相同，而且也没有受到劝谏的阻止。再者当时制度文化认同程度还相对较低，即便是汉族士人已经能够在朝廷的礼仪制度的定制上起到一定的建议作用，但是推行力度和范围不敢说深入，也很难说汉族士人曾向北魏统治者推行历来没有施行过的观渔礼。
从后世的辽代契丹统治者观渔频繁之举对比可以看到，是对北魏礼制的继承，而是是合礼的。《辽史》中先后记载了辽皇帝“观渔”之举合计18次，而且辽代皇帝在此行为上并非单一的“观看”，其还从事“捕鱼”、“叉鱼”、“钩鱼”等等亲力亲为活动，甚至高达36次，虽为直接证据表明这和祭祀相关，可能隶属于嘉礼范畴。
辽国宫廷内部非常重视头鱼宴和头鹅宴，因为契丹的主要生产方式就是游牧渔猎，而“农业在辽代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不大”。作为两个同源的名族，北魏的拓跋鲜卑和辽代的契丹，经济结构和文化传统有着极大的相似性，相对而言，渔业在辽代的地位还高出北魏许多，背后折射的“观渔”礼制文化亦有相似的境遇。观渔在辽代比北魏更加突出而且消失程度较慢，主要是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辽代偏于一隅，受到中原文化的冲击力度小，其保留单一的经济结构更加容易，并且接受中原农业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影响也更缓慢。而北魏则不然，随着拓跋鲜卑迁徙到中原后，经济结构大幅度调整，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更加深厚，“观渔”之礼也就消失得更快。
“礼”的动态性和变通性
从北魏的“观渔”礼的兴衰节奏我们看到礼是动态发展传播的，在基本的指导思想不变的情况下，变化的是细节，正所谓“礼有经有变有权”，“观渔”在北朝的延续、反复和废止变化中，背后所依托的是经济结构和礼仪文化的波动和质变，从道武帝到文成帝，其行为的戛然而止，是根据文明太后改制及孝文帝继承改制的时间作为分界线，这并非巧合，而是统治者对于此文化的态度变化。
不管“观渔”在朝代变化中如何被使用，实质上是反映礼的时代性和变通性，以及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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