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狀病毒引發肺炎疫情。截止2020年2月13日24時，全國累計報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確診病例63851例，疑似10109例。為有效應對疫情衝擊，在利用體制優勢採取果斷防控措施的同時，也要重視新興數字技術助力高質量發展的積極作用，從而更好地平滑疫情對我國經濟帶來的衝擊和影響。
自疫情爆發以來，不少國內外機構基於2003年SARS疫情的影響，分析預測了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國經濟的衝擊。其中多數認為，疫情對一季度GDP增速影響較大，其餘三個季度GDP增速會根據疫情結束時間逐步回升。疫情對整體經濟的負面影響主要體現在國內消費，對行業經濟的負面影響主要體現在餐飲住宿、批發零售、旅遊運輸等消費性服務業。
不過，與2003年相比，我國經濟最大的不同，是大數據、人工智能、5G等新技術支持的數字經濟的興起和快速發展。這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第一，線上購物目前已經佔到社會零售總額的20%以上；第二，支付寶、微信支付等移動支付已在全球佔據領先地位，普惠金融正在深刻影響著普通家庭居民的日常消費習慣和支付行為；第三，網商、微眾、新網等新型互聯網民營銀行已經利用大數據風控等新技術，為缺乏財務數據、抵押資產等“硬信息”的中小微民營企業提供有效信貸支持。以網商銀行為例，截至2019年10月，已為超過2000萬家小微企業及個體經營者提供了貸款支持。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造成負面衝擊的直接原因在於人員流動與交往的急劇下降。物流中斷、聚會取消、商務交往推遲等，短時間內都會造成消費、生產和投資的明顯下降。比如，春節期間的絕大部分外出餐飲消費和相關服務需求被居家飲食所替代，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費受收入不確定性影響也將減少。這直接導致住宿餐飲企業的虧損和財務困難。又比如，員工無法正常到崗、企業難以如期復工。疫情導致企業無法實現營業收入，更加重了企業尤其是中小微企業的負擔。不過，多數學者認同，這次疫情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只是暫時的“脈衝”衝擊。疫情過後，消費、投資等經濟活動會回到常態增長路徑，甚至會出現“報復性”反彈。
同時，線上消費、移動支付、互聯網銀行等新業態和新商業模式，已經成為傳統經濟中實體商店消費和傳統銀行金融服務的有益補充。這些新業態和新商業模式，已經讓部分消費和管理擺脫了空間限制。疫情期間的居家消費者，即使不出門，不僅可以通過在線生鮮超市和外賣平臺，通過移動支付購買大部分蔬菜、鮮果、肉蛋等生活必需品，還可以在線觀看《囧媽》等新年檔賀歲片。科技企業推出在線打卡、在家辦公等技術服務模塊，企業依託微信、華為、阿里等通訊平臺，已經部分實現復工。螞蟻金服等金融科技企業通過降低利率、貸款還款延期以及減免利息等措施，降低了小微企業的流動性風險。此外，支付寶等平臺及時上線 “疫情服務專區”等功能，通過線上諮詢、實時疫情數據播報等手段，有助於阻止不實信息散播，也緩解了居民焦慮和恐慌情緒。
在疫情引起不確定性上升造成市場配置部分失靈的情況下，政府已經及時出臺多種政策舉措保障湖北疫區的醫療物資及服務供應，並推出多項財政金融政策減輕疫情對經濟社會的影響。在緩解疫情對經濟的負面衝擊時，也應重視和充分發揮這些新技術、新業態和新模式的積極作用。同時，既要制定政策確保儘快遏制疫情進一步蔓延，更要著眼長遠，著重提高實現高質量增長的潛力和競爭力。具體建議如下：
第一，分地分企施策，通過“雲服務”等科技手段支持企業實現靈活復工復產。目前企業復工需要當地政府部門審批，且帶有嚴格的復工條件。通過審批的主要以大企業為主，多數申請復工的中小企業仍處於審批流程階段。建議非重點地區在做好基礎防疫的條件下，儘快恢復正常生產，尤其是儘快疏通省界通道，恢復正常的物流運輸，從而儘快保證整個產業鏈的正常運轉。重點區域勞動密集型企業可推遲復工，非勞動密集型企業，則可藉助阿里、華為、騰訊等網絡辦公平臺，實現居家在線辦公和視頻辦公。
第二，利用金融科技加大對小微企業信貸支持力度，助力小微民營企業紓困，針對疫情影響人員制定特定信貸政策，保護金融消費者合法權益。在疫情等負面衝擊下，小微企業資金鍊斷裂的風險更大，從傳統金融機構獲得金融支持的難度更高。因此，除了減稅降費等財政支持手段外，對小微企業進行信用評估時，建議採用大數據風控和傳統銀行風控相結合的方式，既分析不斷變化的歷史財務數據，又將相對穩定的企業行為納入考量，從而降低金融順週期因素對小微企業的影響。針對醫護人員及受疫情直接影響無法還款的數字金融用戶，金融科技企業應採取靈活調整還款安排、減免息費、調整逾期徵信記錄等措施，保護這些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第三，利用大數據分析、5G等科技手段做好流動人員檢測，謹防復工開學期間由於人員流動造成疫情向中心城市蔓延。北京、上海、深圳等全國中心城市和省會等地區性中心城市下一步的防控任務依然較大，也是下一階段決定疫情防控效果的關鍵地區。建議利用大數據分析等手段實時監測人口流動情況，藉助5G等技術手段保障港口、機場、車站等人口流動較多的場所通訊檢測設備工作效率，對可疑人員及密切接觸者做好及時隔離。
第四，加快政府間數據以及與科技平臺大數據的整合與共享，提高決策效率和信息透明度。在新時代，數據已經越來越明顯地成為重要的生產要素，並顯著影響著分析的準確性和決策的效率。我國金融科技發展面臨的最大短板之一就是缺乏大數據。應儘快考慮由政府發起，整合各相關政府機構的數據，打破數據壁壘，以提高政府決策的時效性和準確度。在確保客戶隱私等合法權益保護的基礎上，儘快推動政府數據與金融科技平臺數據的整合與共享。利用機器學習、人工智能等大數據分析方法，實時監測經濟社會系統運行，做到風險提前預警與及時防範，提高經濟社會的宏觀穩定。
第五，積極推動監管創新，利用監管科技提高監管有效性，為新技術創新和新業態培育提供良好的制度和監管環境。監管與創新之間並不必然矛盾，在二者之間尋求適當的平衡，可以達到監管為創新創造適宜環境、創新為監管提供先進手段的相互促進的良性效果。政府監管不應以效率和競爭力損失為代價。目前，我國的監管往往落後於市場實踐。建議相關監管部門考慮採用區塊鏈等技術，利用其保證交易數據可靠的技術特徵，實時動態監測交易的去向和底層資產質量，提高監管有效性。建議積極借鑑“監管沙盒”的做法，在將新產品和新業務的風險控制在一定範圍的基礎上，鼓勵市場主體開展提高效率、增加有效供給的創新嘗試。
王勳，國家發展研究院副研究員、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王勳老師的研究領域為數字金融、金融改革、金融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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