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19日，是“北京相声改进小组”成立70周年纪念日，当时北京相声改进小组是在怎样的相声生存环境背景下成立的？与当下的相声生存环境有哪些相似之处？有何借鉴意义？所谓温故而知新，北京青年报记者对此专访参与和见证了70年前北京相声改进工作的成员之一的于连仲。
于连仲谈到，当时停演了一批低级庸俗和讽刺挖苦劳动人民的段子，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在10个月的时间里率队改编、写作了32段新相声——这样的大环境培养了于连仲“说新演新”的艺术观，让他受益终身。此后他入伍参军，深入部队基层采风，创作出相声《传口令》,逗乐了朱德总司令。
“当下的相声现状有些沉渣泛起：三俗内容充斥着相声舞台，有的相声演员打着非遗传承的旗号，却将旧社会的窑调搬上舞台；有的台下荧光棒挥舞，给搞成了演唱会。这种变了味的相声演出，是劣币驱逐着良币。希望相声界能够再来一场70年前的那种改进工作，净化相声市场，还大众一个健康快乐的相声新环境。”于连仲如是说。
舞台上，演员因“打头”而死
1月19日中午，北青报记者来到于连仲老先生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寓所，他和大儿子大雷正在家中。听明来意，大雷回说：“你来的正好。70年的今天，正是我父亲加入相声改进小组的日子。你这采访很有意义。”
于连仲老先生今年已是85岁高龄，阳光透过窗户打在他红润的脸上，桌子上放着他还未发表的回忆录,内容正是有关相声改进小组的情况。回忆往事，他的思路相当清晰。他告诉北青报记者：解放以后，旧相声的许多内容不适应新时代、新生活,为解决自身出现的危机，诞生了相声改进小组。
早在上世纪40年代末，“为了维持生计，家父于俊波拖着病体，带着我和弟弟于春藻，到天桥去‘撂地’。不久，我在山东的义父孙少林请父亲到济南晨光茶社的相声大会献艺。这样，我被托付给了高德亮，在天桥宋家茶馆孙宝才那块地上做学徒。”于连仲追忆道。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很快，北京军管会取缔了八大胡同，清除社会的顽疾和污垢，出现了秩序井然的新面貌。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和邻里之间的关系、待人接物的语言都在不知不觉的发生着变化。“相声艺人也随着社会变化而变化——社会地位无疑是提高了，艺人们的从艺热情也高涨了。但是奉献给社会的、服务于人民的作品却依然是陈旧落后、原封不动的老节目，尽管有些是自己的杀手锏、看家活儿，但与新的环境、服务人群、文化主张、价值取向都显得矛盾重重、格格不入。”
于连仲清晰地记得，当时《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为谢纯一的文章，题为《我对相声前途的展望》。文章中说，“由于各段子的胡说八道，相沿的相声流品日下，多半演员是为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形成了撒村，骂大街，父子玩笑，甚至祖宗奶奶胡骂一气，不但没有技术上的价值，相反的成了社会的诟病。倘若有人说听相声去，就有人批评他‘低级’。尤其是演员自己还常说，‘相声就是无招对的瞎说’。又有各学校里对学生不准听相声的告诫，致使相声这门玩意儿，简直成了洪水猛兽。”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听父亲于俊波讲起，山东济南晨光茶社的高德光先生在台上演出时，一“托板”（一种打人的道具）打在头上，高先生当场倒在台上，抢救无效死亡。对此，观众对这种打人的道具意见很大，认为打人取笑是不道德的，侵犯人权。另一方面，看着也不美，根本谈不上艺术欣赏。同样，有些用扇子打人的表演环节也遭到观众的反对和文艺主管部门的批评。侯宝林为此曾撰文《扇子打头之我见》，就是对相声打人的态度。
停演拿父母老家开玩笑的段子
1950年1月19日，“相声改进小组”在北京前门箭楼成立，这是与新中国新生活靠拢贴近融合的第一步，也是相声人自我拯救的第一步。
“我是被父亲于俊波带进‘相声改进小组’的。那时，我只是一个16岁的学员，和同为相声世家出身的10多个孩子住在小口袋胡同的那个独门独院里，相声改进小组还给我们这些学员们请了一个做饭的大师傅。就这样我们在这里学习、吃、住。”在于连仲的回忆中，除了读报识字、学习政治、时事解说等提高思想政治觉悟的内容以外，他们还要练习相声基本功，例如《地理图》《八扇屏》《菜单子》《夸住宅》等思想内容比较正向、反映老百姓日常生活及地理知识的贯口活。
于连仲追忆说，当时给他们讲相声课的老师是孙玉奎，讲文科课的老师是席香远，还有教京剧的孙寿斋老师，教他们学唱一些京剧唱段，比如《黄鹤楼》《戏剧杂谈》等，掌握唱念做打等最基本的戏曲动作。通过以上科目内容的学习，于连仲和赵春田、赵振铎、贾振良、王学义、赵世忠等一大批学员的思想觉悟程度普遍提高，他们认识到，侮辱穷人和轻视劳动人民是最大的错误，今后应该把讽刺对象转向帝、封、官，以此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因此，停演了一批拿父母开玩笑等低级庸俗的作品和讽刺挖苦劳动人民的段子。
他告诉北青报记者，父亲于俊波、师爷刘德智、师父郭启儒以及侯宝林、孙玉奎、汤金澄等小组中年龄较长的几位艺人，还聚在一起对相声历史进行了研究，梳理出相声传承的谱系 ，这是相声基础理论的开端。同时，大家一边改旧的，一边创新的，每天上午的活动是讨论新段子，在讨论中寻找到相声在当下应当具备的人情事理、是非曲直等思想道德标准，实际上形成了新的行业规范。
“旧瓶装新酒”下的舞台监听制度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老舍先生在10个月时间里的改编与创作了32段相声。“当时他刚从美国回来，住在北京饭店。我们相声业内出名的社会活动家侯一尘将消息告诉了我师爷刘德智，他们就一起去拜望了老舍先生。刘德智说：不行了，相声走到绝境了，我得改行卖花生仁去了。老舍先生却说：我最喜欢听你的相声了，你肚子里能翻腾，有东西，你别改行了。你要学会旧瓶装新酒，为人民服务。”于连仲记得，当时包括刘德智、侯宝林、孙玉奎、罗荣寿在内，有11个人在老舍那里学习。
老舍先生依靠“适应新时代，旧瓶装新酒”这一法子，帮相声改进小组创作改编出了不少作品，比如，《贾博士》《维生素》《两条路线》《菜单子》《地理图》《铃铛谱》等等。在他的鼓励下，侯宝林与孙玉奎一起创作了《欺骗》，孙玉奎单独创作了《思想改造》。此外还有根据当时的形势，高凤山创作的快板《小黑姑娘》等作品，大家组织出一台晚会。
说到对老舍先生的印象，于连仲称自己那时只是一个小学员，负责给人端茶倒水，只记得老舍是一个性情很平和，说话慢条斯理的人。“我还排演了他修改后的《贾博士》。孙玉奎创作的《思想改造》，我们这些学员十个人分成五段，在那里学习排演。”于连仲坦言道，他在这里学到了新的艺术观，因为这些新创编的相声曲目，讲述的都是解放后的新鲜人物、新鲜故事。
除了上述在老舍先生带领下取得的创作成果，“小组”在相声演员经济管理，分配机制等方面也做出探索。他们设立了监听制度，派有经验的演员在后台监听，凡是说得不对的以及迷信色情谩骂等词句，全都记录下来，然后再告诉演员，有的问题必须要通过集体讨论进行修改，这种方式开创了相声行业的新风。
经过一段时间的多种改进，传统相声在量变中渐渐走向仿佛涅磐重生的质变阶段。相声改进小组系列活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机关、团体、工厂、学校纷纷邀请演出，索要优秀作品的情况日渐增多，于是一批优秀的相声作品如雨后春笋般相继问世，或是直接反映新生活新思想新内容，或是旧瓶装新酒改造加工主题升华的老段子，不但在舞台上火爆一时，还被编辑出版。
于连仲在东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
在部队创作《传口令》逗乐朱老总
1951年春节刚过，中央组织“中国人民第一届赴朝慰问团”。相声改进小组的主力几乎全报名了，郭启儒、谭伯儒、汤金澄、孙宝才、侯宝林、高凤山、孙玉奎、王文禄、贾振良，连搞舞台工作的李延年、杨尊仁也去了。“就这样相声小组主力被抽空，在北京的各种学习活动也被迫中断了。然而他们带着说新演新的新思想，在赴朝慰问前线创作了不少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新作品。比如《如此美国》，这个相声作品便是他们从前线回国后，教给我和王学义排演的作品。”于连仲说道。
也是在这时，在公私合营新形势下国有曲艺院团成立了，相声改进小组的主力成员纷纷改换门庭。“相声改进小组可以算是功德圆满的落幕了，它为国有曲艺院团培养了精英人才。”于连仲表示，他虽然年少，没有直接参与相声改进小组的一些行规决策，但他从中学到了新思想新知识，奠定了说新演新的艺术观，这为他后来参军入伍说相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2年8月1日，于连仲如愿以偿地加入了东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既然当了兵，当然要写兵说兵，演兵像兵，这就得深入生活、向战士学习。1959年到1960年，于连仲到蛟河战车独立一团当了近一年的兵。他像普通兵一样站岗、巡逻、训练、打靶……与战士们同吃同住，交流谈心，认真观察，细心揣摩。他还专门向抗敌话剧团导演田呐、演员王龙江请教刻画人物的方法，以便用在相声表演中。
于连仲结合部队宣传推广普通话的活动，创作了相声《传口令》。在北京中南海演出时，这个节目成功逗乐了朱德总司令。“我们部队里的战士来自五湖四海，我常常听他们讲方言。湖南有个地方叫邵阳，那里把‘枪’不叫‘枪’，而叫‘火铳’‘鸟铳’。夜半三更的时候营队紧急集合，通知背枪，湖南战士就说要背‘火铳’了，山东战士却听成要背‘大葱’，说大葱没有呀，扛白菜行不行？连长说要拉头马驹驴，四川战士听成那个驴是要拉大的，于是报告连长：“小的没得”……”这个夹杂着各地方方言土话的相声，得到了朱总司令的肯定——在思想性、艺术性上都没有问题。
如今，于连仲早已退休赋闲在家多年,收了几个徒弟。在他看来，当兵时期创作的作品在地方上演出有些脱节，加上他年龄大了，在台上台下被年轻的相声演员“师爷”“师爷”地叫着，挺不好意思。于是很多演出他不再参加，但在家里一样默默关注着当下的相声市场。
（此文为北京青年报深一度和今日头条“树木计划”独家合作稿件，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摄影/黑建军（资料图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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