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19日，是“北京相聲改進小組”成立70週年紀念日，當時北京相聲改進小組是在怎樣的相聲生存環境背景下成立的？與當下的相聲生存環境有哪些相似之處？有何借鑑意義？所謂溫故而知新，北京青年報記者對此專訪參與和見證了70年前北京相聲改進工作的成員之一的於連仲。
於連仲談到，當時停演了一批低級庸俗和諷刺挖苦勞動人民的段子，人民藝術家老舍先生在10個月的時間裡率隊改編、寫作了32段新相聲——這樣的大環境培養了於連仲“說新演新”的藝術觀，讓他受益終身。此後他入伍參軍，深入部隊基層採風，創作出相聲《傳口令》,逗樂了朱德總司令。
“當下的相聲現狀有些沉渣泛起：三俗內容充斥著相聲舞臺，有的相聲演員打著非遺傳承的旗號，卻將舊社會的窯調搬上舞臺；有的臺下熒光棒揮舞，給搞成了演唱會。這種變了味的相聲演出，是劣幣驅逐著良幣。希望相聲界能夠再來一場70年前的那種改進工作，淨化相聲市場，還大眾一個健康快樂的相聲新環境。”於連仲如是說。
舞臺上，演員因“打頭”而死
1月19日中午，北青報記者來到於連仲老先生位於北京市海淀區的寓所，他和大兒子大雷正在家中。聽明來意，大雷回說：“你來的正好。70年的今天，正是我父親加入相聲改進小組的日子。你這採訪很有意義。”
於連仲老先生今年已是85歲高齡，陽光透過窗戶打在他紅潤的臉上，桌子上放著他還未發表的回憶錄,內容正是有關相聲改進小組的情況。回憶往事，他的思路相當清晰。他告訴北青報記者：解放以後，舊相聲的許多內容不適應新時代、新生活,為解決自身出現的危機，誕生了相聲改進小組。
早在上世紀40年代末，“為了維持生計，家父於俊波拖著病體，帶著我和弟弟於春藻，到天橋去‘撂地’。不久，我在山東的義父孫少林請父親到濟南晨光茶社的相聲大會獻藝。這樣，我被託付給了高德亮，在天橋宋家茶館孫寶才那塊地上做學徒。”於連仲追憶道。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很快，北京軍管會取締了八大胡同，清除社會的頑疾和汙垢，出現了秩序井然的新面貌。人民群眾的精神面貌和鄰里之間的關係、待人接物的語言都在不知不覺的發生著變化。“相聲藝人也隨著社會變化而變化——社會地位無疑是提高了，藝人們的從藝熱情也高漲了。但是奉獻給社會的、服務於人民的作品卻依然是陳舊落後、原封不動的老節目，儘管有些是自己的殺手鐧、看家活兒，但與新的環境、服務人群、文化主張、價值取向都顯得矛盾重重、格格不入。”
於連仲清晰地記得，當時《北京日報》發表了一篇署名為謝純一的文章，題為《我對相聲前途的展望》。文章中說，“由於各段子的胡說八道，相沿的相聲流品日下，多半演員是為迎合小市民低級趣味，形成了撒村，罵大街，父子玩笑，甚至祖宗奶奶胡罵一氣，不但沒有技術上的價值，相反的成了社會的詬病。倘若有人說聽相聲去，就有人批評他‘低級’。尤其是演員自己還常說，‘相聲就是無招對的瞎說’。又有各學校裡對學生不準聽相聲的告誡，致使相聲這門玩意兒，簡直成了洪水猛獸。”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聽父親於俊波講起，山東濟南晨光茶社的高德光先生在臺上演出時，一“託板”（一種打人的道具）打在頭上，高先生當場倒在臺上，搶救無效死亡。對此，觀眾對這種打人的道具意見很大，認為打人取笑是不道德的，侵犯人權。另一方面，看著也不美，根本談不上藝術欣賞。同樣，有些用扇子打人的表演環節也遭到觀眾的反對和文藝主管部門的批評。侯寶林為此曾撰文《扇子打頭之我見》，就是對相聲打人的態度。
停演拿父母老家開玩笑的段子
1950年1月19日，“相聲改進小組”在北京前門箭樓成立，這是與新中國新生活靠攏貼近融合的第一步，也是相聲人自我拯救的第一步。
“我是被父親於俊波帶進‘相聲改進小組’的。那時，我只是一個16歲的學員，和同為相聲世家出身的10多個孩子住在小口袋衚衕的那個獨門獨院裡，相聲改進小組還給我們這些學員們請了一個做飯的大師傅。就這樣我們在這裡學習、吃、住。”在於連仲的回憶中，除了讀報識字、學習政治、時事解說等提高思想政治覺悟的內容以外，他們還要練習相聲基本功，例如《地理圖》《八扇屏》《菜單子》《誇住宅》等思想內容比較正向、反映老百姓日常生活及地理知識的貫口活。
於連仲追憶說，當時給他們講相聲課的老師是孫玉奎，講文科課的老師是席香遠，還有教京劇的孫壽齋老師，教他們學唱一些京劇唱段，比如《黃鶴樓》《戲劇雜談》等，掌握唱唸做打等最基本的戲曲動作。通過以上科目內容的學習，於連仲和趙春田、趙振鐸、賈振良、王學義、趙世忠等一大批學員的思想覺悟程度普遍提高，他們認識到，侮辱窮人和輕視勞動人民是最大的錯誤，今後應該把諷刺對象轉向帝、封、官，以此更好的為人民服務——因此，停演了一批拿父母開玩笑等低級庸俗的作品和諷刺挖苦勞動人民的段子。
他告訴北青報記者，父親於俊波、師爺劉德智、師父郭啟儒以及侯寶林、孫玉奎、湯金澄等小組中年齡較長的幾位藝人，還聚在一起對相聲歷史進行了研究，梳理出相聲傳承的譜系 ，這是相聲基礎理論的開端。同時，大家一邊改舊的，一邊創新的，每天上午的活動是討論新段子，在討論中尋找到相聲在當下應當具備的人情事理、是非曲直等思想道德標準，實際上形成了新的行業規範。
“舊瓶裝新酒”下的舞臺監聽制度
讓人印象深刻的是，老舍先生在10個月時間裡的改編與創作了32段相聲。“當時他剛從美國回來，住在北京飯店。我們相聲業內出名的社會活動家侯一塵將消息告訴了我師爺劉德智，他們就一起去拜望了老舍先生。劉德智說：不行了，相聲走到絕境了，我得改行賣花生仁去了。老舍先生卻說：我最喜歡聽你的相聲了，你肚子裡能翻騰，有東西，你別改行了。你要學會舊瓶裝新酒，為人民服務。”於連仲記得，當時包括劉德智、侯寶林、孫玉奎、羅榮壽在內，有11個人在老舍那裡學習。
老舍先生依靠“適應新時代，舊瓶裝新酒”這一法子，幫相聲改進小組創作改編出了不少作品，比如，《賈博士》《維生素》《兩條路線》《菜單子》《地理圖》《鈴鐺譜》等等。在他的鼓勵下，侯寶林與孫玉奎一起創作了《欺騙》，孫玉奎單獨創作了《思想改造》。此外還有根據當時的形勢，高鳳山創作的快板《小黑姑娘》等作品，大家組織出一臺晚會。
說到對老舍先生的印象，於連仲稱自己那時只是一個小學員，負責給人端茶倒水，只記得老舍是一個性情很平和，說話慢條斯理的人。“我還排演了他修改後的《賈博士》。孫玉奎創作的《思想改造》，我們這些學員十個人分成五段，在那裡學習排演。”於連仲坦言道，他在這裡學到了新的藝術觀，因為這些新創編的相聲曲目，講述的都是解放後的新鮮人物、新鮮故事。
除了上述在老舍先生帶領下取得的創作成果，“小組”在相聲演員經濟管理，分配機制等方面也做出探索。他們設立了監聽制度，派有經驗的演員在後臺監聽，凡是說得不對的以及迷信色情謾罵等詞句，全都記錄下來，然後再告訴演員，有的問題必須要通過集體討論進行修改，這種方式開創了相聲行業的新風。
經過一段時間的多種改進，傳統相聲在量變中漸漸走向彷彿涅磐重生的質變階段。相聲改進小組系列活動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重視。機關、團體、工廠、學校紛紛邀請演出，索要優秀作品的情況日漸增多，於是一批優秀的相聲作品如雨後春筍般相繼問世，或是直接反映新生活新思想新內容，或是舊瓶裝新酒改造加工主題昇華的老段子，不但在舞臺上火爆一時，還被編輯出版。
於連仲在東北軍區政治部文工團
在部隊創作《傳口令》逗樂朱老總
1951年春節剛過，中央組織“中國人民第一屆赴朝慰問團”。相聲改進小組的主力幾乎全報名了，郭啟儒、譚伯儒、湯金澄、孫寶才、侯寶林、高鳳山、孫玉奎、王文祿、賈振良，連搞舞臺工作的李延年、楊尊仁也去了。“就這樣相聲小組主力被抽空，在北京的各種學習活動也被迫中斷了。然而他們帶著說新演新的新思想，在赴朝慰問前線創作了不少反映抗美援朝戰爭的新作品。比如《如此美國》，這個相聲作品便是他們從前線回國後，教給我和王學義排演的作品。”於連仲說道。
也是在這時，在公私合營新形勢下國有曲藝院團成立了，相聲改進小組的主力成員紛紛改換門庭。“相聲改進小組可以算是功德圓滿的落幕了，它為國有曲藝院團培養了精英人才。”於連仲表示，他雖然年少，沒有直接參與相聲改進小組的一些行規決策，但他從中學到了新思想新知識，奠定了說新演新的藝術觀，這為他後來參軍入伍說相聲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52年8月1日，於連仲如願以償地加入了東北軍區政治部文工團。既然當了兵，當然要寫兵說兵，演兵像兵，這就得深入生活、向戰士學習。1959年到1960年，於連仲到蛟河戰車獨立一團當了近一年的兵。他像普通兵一樣站崗、巡邏、訓練、打靶……與戰士們同吃同住，交流談心，認真觀察，細心揣摩。他還專門向抗敵話劇團導演田吶、演員王龍江請教刻畫人物的方法，以便用在相聲表演中。
於連仲結合部隊宣傳推廣普通話的活動，創作了相聲《傳口令》。在北京中南海演出時，這個節目成功逗樂了朱德總司令。“我們部隊裡的戰士來自五湖四海，我常常聽他們講方言。湖南有個地方叫邵陽，那裡把‘槍’不叫‘槍’，而叫‘火銃’‘鳥銃’。夜半三更的時候營隊緊急集合，通知背槍，湖南戰士就說要背‘火銃’了，山東戰士卻聽成要背‘大蔥’，說大蔥沒有呀，扛白菜行不行？連長說要拉頭馬駒驢，四川戰士聽成那個驢是要拉大的，於是報告連長：“小的沒得”……”這個夾雜著各地方方言土話的相聲，得到了朱總司令的肯定——在思想性、藝術性上都沒有問題。
如今，於連仲早已退休賦閒在家多年,收了幾個徒弟。在他看來，當兵時期創作的作品在地方上演出有些脫節，加上他年齡大了，在臺上臺下被年輕的相聲演員“師爺”“師爺”地叫著，挺不好意思。於是很多演出他不再參加，但在家裡一樣默默關注著當下的相聲市場。
（此文為北京青年報深一度和今日頭條“樹木計劃”獨家合作稿件，未經許可，禁止轉載）
攝影/黑建軍（資料圖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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