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西汉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刘彻采纳了董仲舒所提出的“

直到汉昭帝执政时期，由霍光主持召开了一场关于是否取消盐、铁、酒等官营政策的辩论大会以后，儒家思想才借着这个契机跟法家思想产生了融合，完成了从意识形态到将政策制度也一并儒家化的转变，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即正式确立了“外儒内法”统治体系。——《董仲舒传》

儒家思想创始人孔子示意画像插图

儒法之争

而导致汉武帝执政时期依旧由“法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原因，其实还得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之争”开始说起，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跟儒家思想以及法家思想同时并存的还有道家、墨家、纵横家、阴阳家等诸多思想体系。

而孔子所创的儒家思想体系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有着“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的辉煌成就，但由于其在政治上讲究“德政”，推崇的是周礼，主张“以仁治国”。——《吕氏春秋》

<strong>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那个诸侯割据、周天子影响力越来越弱的大时代背景之下，儒家思想实则并不怎么受欢迎，各路诸侯反而更倾向于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思想”。

商鞅变法示意画像插图

诸如春秋战国时期由法家思想代表人所主张的魏国“李悝变法”、以及秦国“商鞅变法”等事件，便是春秋战国时期各路诸侯推崇法家思想，继而排斥儒家思想的最佳例证。

更何况随着同样推崇法家思想的秦始皇嬴政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建立大一统秦朝政权以后。法家思想在封建统治阶层中间的影响力更是几乎完成了对儒家思想的全面压制。

虽然秦朝政权仅仅维持了15年就宣告覆灭，且“沿袭秦制”的西汉在初期也并未继续采用法家思想，而是采用了道家“黄老学说”所主张的“无为而治”统治思想。

<strong>但这并不代表法家思想就此转向衰退了，也不代表儒家思想就能趁机将影响力从民间转向统治阶层当中，只不过是汉高祖刘邦因西汉初期百废待兴，故而才采用的“休养生息”思想举措罢了。

道家思想示意画像插图

汉武帝执政时期儒家思想只有意识形态的表现

所以，在到了汉武帝执政时期以后，由于主张“无为而治”的道家黄老思想已经无法满足汉武帝刘彻加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的需要，而董仲舒又恰好向汉武帝刘彻提出了经过他完善，集众家之长于一体的新版“儒家思想”。

即董仲舒所提出的“春秋大一统”理论思想，其所表现的“唯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主张无疑代表着这个“春秋大一统”理论思想实则就是一个以现实为基础却明显要超脱于现实的思想主张。——《春秋繁露·重政》

这也就意味着董仲舒正是基于汉武帝刘彻想要实现“大一统”的诉求才提出了这一主张，他希望汉武帝能够实现思想上的大一统，故而才顺势提出了“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主张。——《董仲舒传》

汉武帝刘彻示意雕像插图

被董仲舒进一步完善后的“儒家思想”，也就这样进入了汉武帝刘彻的视野。并开始了“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等诸多能够推动儒家思想传播的进程。——《汉书·卷六》

<strong>相信大家不难看出，儒家思想在此时也仅仅只是因为其思想主张符合汉武帝眼中的君臣伦理观念、以及仁义思想，故而才在思想领域上取代了道家黄老学说的无为而治思想。也就是给西汉臣民树立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

而在实际的政策政令以及军事行动中，汉武帝一朝却依旧满满的都是推崇法家思想“以法治国”主张的味道。

诸如深受汉武帝刘彻宠信，“国家赖其便”的西汉酷吏“张汤”，位列九卿不说，还曾和“赵禹”共同编定《越宫律》、《朝律》等法律著作以强法令，“吏之治以斩杀缚吏为务，阎奉以恶用矣

再比如汉武帝刘彻执政期间曾大举兴兵、外事四夷，“南平两越、北伐匈奴、经营西域、通西南夷、东定朝鲜”，为汉朝打下了辽阔的版图，明显也跟儒家思想的“德政”理念相悖，反而更符合“法家思想”中的“富国强兵”理念。

桑弘羊示意画像插图

除了这些以外，替汉武帝执掌财政大权，制定、修订、或实施诸如机构改革、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一系列政策缓解因战争而引起的财政困局的“桑弘羊”，亦是法家出身，推崇法家思想。

<strong>这也就意味着在汉武帝执政时期，虽然表面上看是独尊儒术，但实则只是一个意识形态，也就是只在思想上面独尊儒术。在政治、军事、财政等西汉政权三大支柱上面依旧还是以“法家思想”统治体系为主导，两者并未真正融合成后世的“外儒内法”统治体系，依旧还是处于一个对立的局面。

就好比汉武帝刘彻在《轮台罪己诏》中所说的，“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这句话无疑就足以证明在汉武帝执政后期，儒家思想跟法家思想的矛盾俨然已经变得极为尖锐了。

霍光辅政示意画像插图

霍光主持召开“盐铁之议”

从而也就有了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霍光主持召开“盐铁之议”事件的发生，“议罢盐、铁、榷酤”，即召集群臣商议罢黜盐、铁、酒等专营政策。——《汉书·卷七》

<strong>虽然从表面上看，“盐铁之议”只是一场关于政策改革的“辩论大会”，但实则所代表的意义却远不仅如此，乃是西汉“儒法之争”的集中体现。

正如前文所说，西汉的盐、铁、酒等官营政策在汉武帝执政时期基本一直都是由执掌财政大权的“桑弘羊”在具体实施，也可以说是由“法家思想”代表人在实施。

而霍光则是西汉的儒家思想代表人物，且霍光和桑弘羊同时还都是“托孤重臣”，这也就意味着从“盐铁之议”一开始，这两者实则就处于一个针锋相对的对立面，火药味十足。

盐铁之议示意画像插图

所以，在霍光代表的儒家思想一方提出“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政策，借以实现“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的最终目的以后。——《盐铁论·本议》

当即就迎来了桑弘羊一方的强烈反对，一边说“

<strong>顾名思义，从盐铁之议一开始，西汉的儒法之争就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直接就把儒家以及法家各自的“人性论”以及“价值观”放在了明面上，谁都不愿意让步。

一方面足以证明西汉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在当时确实是处于对立，另外一方面也足以证明“盐铁之议”确实是西汉“儒法之争”的集中体现。

不过由于在汉武帝刘彻执政时期，虽然疆域是打下来了，但是百姓的负担却并没有丝毫减轻，甚至还曾出现了“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的增赋现象，无疑就更是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因频繁战争而引起的“军士死略离散”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轮台罪己诏》

秦末农民起义示意画像插图

如若再结合因推崇法家思想而导致秦朝百姓苦不堪言，继而发动农民起义推翻秦朝政权的教训，无疑就更是让“法家思想”在这场“盐铁之议”中变的极为弱势，根本就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也就是说，此时的“法家思想”已经无法满足汉昭帝刘弗陵“稳固西汉政权”的需求，故而最终也只能是以“

与此同时，汉昭帝刘弗陵还宣布停止了对匈奴的征伐，并削减了很多汉武帝执政时期制定的“严刑峻法”。即打破了汉武帝执政时期儒家思想体系只有意识形态的格局，使得儒家思想体系也能够有机会参与到政治领域当中。

西汉官员示意画像插图

正如霍光所说，“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意思就是让西汉官员用“经义”决狱断事、出谋划策。无疑正是霍光想让西汉的政策制度儒家化，以及儒家思想制度化的真实体现。——《汉书·卷七十一》

<strong>如此一来，也就相当于在“盐铁之议”结束后，儒家思想实则并没有全盘否认“法家思想”所主张的以法治国统治体系，而是借着“盐铁之议”的契机，让两者在不断斗争的情况下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融合，只不过这次不是以“法家思想”为主导。

而是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法家思想为辅助的“外儒内法”统治体系，即真正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不再只是以往的意识形态，有了实际意义上的参政、议政、甚至是决策权。开启了儒法关系的新篇章。

董仲舒示意画像插图

结束语

简而言之，董仲舒的“独尊儒术”思想主张虽说是在汉武帝刘彻执政时期被采用，但其确立并最终形成“外儒内法”统治体系的时间却并非汉武帝执政时期。

当时所成型的也仅仅只是一个“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实际占据主导地位且掌握政治、军事、经济命脉的依旧还是“法家思想”所主张的“以法治国”统治体系。两者依旧处于一个相互竞争的局面，“儒法之争”并未宣告结束。

随着时间的变迁，在汉武帝“兴太学，修郊祀”等诸多传播“儒家思想”的手段加持下，越来越多的儒生官员得以有机会入朝为官，并逐渐执掌大权，诸如霍光，便可以说是西汉时期一个典型的儒家思想代表人，儒家思想跟法家思想之间的矛盾也随之而变得日益尖锐。——《汉书·卷六》

汉昭帝刘弗陵示意画像插图

继而到了汉昭帝刘弗陵执政时期，两者之间的矛盾也借着“盐铁之议”的契机而正式激化，虽然最后是“儒家思想”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正式确定了“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

但由于儒家思想早已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而是经过董仲舒完善改良后的新版“儒家思想”，所以也就在潜移默化之间有了一个可以集“众家之所长”的隐藏特性，跟“法家思想”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融合。

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以“博爱、厚生，公平、正义，诚实、守信，革故、鼎新，文明、和谐、法治等德道思想”为核心的“儒家思想”。

从而才最终伴随着“独尊儒术”在政权中实际地位的确定以及政策制度的逐渐儒家化而正式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外儒内法”统治体系，对西汉政权甚至是后世绝大多数封建政权的发展和变迁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以及积极意义。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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