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西漢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漢武帝劉徹採納了董仲舒所提出的“

直到漢昭帝執政時期，由霍光主持召開了一場關於是否取消鹽、鐵、酒等官營政策的辯論大會以後，儒家思想才藉著這個契機跟法家思想產生了融合，完成了從意識形態到將政策制度也一併儒家化的轉變，確立了儒家思想的“獨尊”地位，即正式確立了“外儒內法”統治體系。——《董仲舒傳》

儒家思想創始人孔子示意畫像插圖

儒法之爭

而導致漢武帝執政時期依舊由“法家思想”佔據主導地位的原因，其實還得春秋戰國時期的“儒法之爭”開始說起，眾所周知，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跟儒家思想以及法家思想同時並存的還有道家、墨家、縱橫家、陰陽家等諸多思想體系。

而孔子所創的儒家思想體系雖然在春秋戰國時期有著“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的輝煌成就，但由於其在政治上講究“德政”，推崇的是周禮，主張“以仁治國”。——《呂氏春秋》

<strong>所以在春秋戰國時期那個諸侯割據、周天子影響力越來越弱的大時代背景之下，儒家思想實則並不怎麼受歡迎，各路諸侯反而更傾向於主張以法治國的“法家思想”。

商鞅變法示意畫像插圖

諸如春秋戰國時期由法家思想代表人所主張的魏國“李悝變法”、以及秦國“商鞅變法”等事件，便是春秋戰國時期各路諸侯推崇法家思想，繼而排斥儒家思想的最佳例證。

更何況隨著同樣推崇法家思想的秦始皇嬴政於公元前221年統一六國，建立大一統秦朝政權以後。法家思想在封建統治階層中間的影響力更是幾乎完成了對儒家思想的全面壓制。

雖然秦朝政權僅僅維持了15年就宣告覆滅，且“沿襲秦制”的西漢在初期也並未繼續採用法家思想，而是採用了道家“黃老學說”所主張的“無為而治”統治思想。

<strong>但這並不代表法家思想就此轉向衰退了，也不代表儒家思想就能趁機將影響力從民間轉向統治階層當中，只不過是漢高祖劉邦因西漢初期百廢待興，故而才採用的“休養生息”思想舉措罷了。

道家思想示意畫像插圖

漢武帝執政時期儒家思想只有意識形態的表現

所以，在到了漢武帝執政時期以後，由於主張“無為而治”的道家黃老思想已經無法滿足漢武帝劉徹加強中央集權君主專制制度的需要，而董仲舒又恰好向漢武帝劉徹提出了經過他完善，集眾家之長於一體的新版“儒家思想”。

即董仲舒所提出的“春秋大一統”理論思想，其所表現的“唯聖人能屬萬物於一而系之元”主張無疑代表著這個“春秋大一統”理論思想實則就是一個以現實為基礎卻明顯要超脫於現實的思想主張。——《春秋繁露·重政》

這也就意味著董仲舒正是基於漢武帝劉徹想要實現“大一統”的訴求才提出了這一主張，他希望漢武帝能夠實現思想上的大一統，故而才順勢提出了“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的主張。——《董仲舒傳》

漢武帝劉徹示意雕像插圖

被董仲舒進一步完善後的“儒家思想”，也就這樣進入了漢武帝劉徹的視野。並開始了“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等諸多能夠推動儒家思想傳播的進程。——《漢書·卷六》

<strong>相信大家不難看出，儒家思想在此時也僅僅只是因為其思想主張符合漢武帝眼中的君臣倫理觀念、以及仁義思想，故而才在思想領域上取代了道家黃老學說的無為而治思想。也就是給西漢臣民樹立了一個新的意識形態。

而在實際的政策政令以及軍事行動中，漢武帝一朝卻依舊滿滿的都是推崇法家思想“以法治國”主張的味道。

諸如深受漢武帝劉徹寵信，“國家賴其便”的西漢酷吏“張湯”，位列九卿不說，還曾和“趙禹”共同編定《越宮律》、《朝律》等法律著作以強法令，“吏之治以斬殺縛吏為務，閻奉以惡用矣

再比如漢武帝劉徹執政期間曾大舉興兵、外事四夷，“南平兩越、北伐匈奴、經營西域、通西南夷、東定朝鮮”，為漢朝打下了遼闊的版圖，明顯也跟儒家思想的“德政”理念相悖，反而更符合“法家思想”中的“富國強兵”理念。

桑弘羊示意畫像插圖

除了這些以外，替漢武帝執掌財政大權，制定、修訂、或實施諸如機構改革、鹽鐵官營、均輸平準等一系列政策緩解因戰爭而引起的財政困局的“桑弘羊”，亦是法家出身，推崇法家思想。

<strong>這也就意味著在漢武帝執政時期，雖然表面上看是獨尊儒術，但實則只是一個意識形態，也就是隻在思想上面獨尊儒術。在政治、軍事、財政等西漢政權三大支柱上面依舊還是以“法家思想”統治體系為主導，兩者並未真正融合成後世的“外儒內法”統治體系，依舊還是處於一個對立的局面。

就好比漢武帝劉徹在《輪臺罪己詔》中所說的，“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這句話無疑就足以證明在漢武帝執政後期，儒家思想跟法家思想的矛盾儼然已經變得極為尖銳了。

霍光輔政示意畫像插圖

霍光主持召開“鹽鐵之議”

從而也就有了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霍光主持召開“鹽鐵之議”事件的發生，“議罷鹽、鐵、榷酤”，即召集群臣商議罷黜鹽、鐵、酒等專營政策。——《漢書·卷七》

<strong>雖然從表面上看，“鹽鐵之議”只是一場關於政策改革的“辯論大會”，但實則所代表的意義卻遠不僅如此，乃是西漢“儒法之爭”的集中體現。

正如前文所說，西漢的鹽、鐵、酒等官營政策在漢武帝執政時期基本一直都是由執掌財政大權的“桑弘羊”在具體實施，也可以說是由“法家思想”代表人在實施。

而霍光則是西漢的儒家思想代表人物，且霍光和桑弘羊同時還都是“託孤重臣”，這也就意味著從“鹽鐵之議”一開始，這兩者實則就處於一個針鋒相對的對立面，火藥味十足。

鹽鐵之議示意畫像插圖

所以，在霍光代表的儒家思想一方提出“願罷鹽鐵、酒榷、均輸”政策，藉以實現“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的最終目的以後。——《鹽鐵論·本議》

當即就迎來了桑弘羊一方的強烈反對，一邊說“

<strong>顧名思義，從鹽鐵之議一開始，西漢的儒法之爭就已經到了白熱化的程度，直接就把儒家以及法家各自的“人性論”以及“價值觀”放在了明面上，誰都不願意讓步。

一方面足以證明西漢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在當時確實是處於對立，另外一方面也足以證明“鹽鐵之議”確實是西漢“儒法之爭”的集中體現。

不過由於在漢武帝劉徹執政時期，雖然疆域是打下來了，但是百姓的負擔卻並沒有絲毫減輕，甚至還曾出現了“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的增賦現象，無疑就更是加重了百姓的負擔。因頻繁戰爭而引起的“軍士死略離散”的事件更是層出不窮。——《輪臺罪己詔》

秦末農民起義示意畫像插圖

如若再結合因推崇法家思想而導致秦朝百姓苦不堪言，繼而發動農民起義推翻秦朝政權的教訓，無疑就更是讓“法家思想”在這場“鹽鐵之議”中變的極為弱勢，根本就不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

也就是說，此時的“法家思想”已經無法滿足漢昭帝劉弗陵“穩固西漢政權”的需求，故而最終也只能是以“

與此同時，漢昭帝劉弗陵還宣佈停止了對匈奴的征伐，並削減了很多漢武帝執政時期制定的“嚴刑峻法”。即打破了漢武帝執政時期儒家思想體系只有意識形態的格局，使得儒家思想體系也能夠有機會參與到政治領域當中。

西漢官員示意畫像插圖

正如霍光所說，“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意思就是讓西漢官員用“經義”決獄斷事、出謀劃策。無疑正是霍光想讓西漢的政策制度儒家化，以及儒家思想制度化的真實體現。——《漢書·卷七十一》

<strong>如此一來，也就相當於在“鹽鐵之議”結束後，儒家思想實則並沒有全盤否認“法家思想”所主張的以法治國統治體系，而是藉著“鹽鐵之議”的契機，讓兩者在不斷鬥爭的情況下產生了一定程度的融合，只不過這次不是以“法家思想”為主導。

而是形成了以儒家思想為主導，法家思想為輔助的“外儒內法”統治體系，即真正確立了“儒家思想”的獨尊地位，不再只是以往的意識形態，有了實際意義上的參政、議政、甚至是決策權。開啟了儒法關係的新篇章。

董仲舒示意畫像插圖

結束語

簡而言之，董仲舒的“獨尊儒術”思想主張雖說是在漢武帝劉徹執政時期被採用，但其確立並最終形成“外儒內法”統治體系的時間卻並非漢武帝執政時期。

當時所成型的也僅僅只是一個“獨尊儒術”的意識形態，實際佔據主導地位且掌握政治、軍事、經濟命脈的依舊還是“法家思想”所主張的“以法治國”統治體系。兩者依舊處於一個相互競爭的局面，“儒法之爭”並未宣告結束。

隨著時間的變遷，在漢武帝“興太學，修郊祀”等諸多傳播“儒家思想”的手段加持下，越來越多的儒生官員得以有機會入朝為官，並逐漸執掌大權，諸如霍光，便可以說是西漢時期一個典型的儒家思想代表人，儒家思想跟法家思想之間的矛盾也隨之而變得日益尖銳。——《漢書·卷六》

漢昭帝劉弗陵示意畫像插圖

繼而到了漢昭帝劉弗陵執政時期，兩者之間的矛盾也藉著“鹽鐵之議”的契機而正式激化，雖然最後是“儒家思想”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勝利。正式確定了“儒家思想”的獨尊地位。

但由於儒家思想早已不是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家思想”，而是經過董仲舒完善改良後的新版“儒家思想”，所以也就在潛移默化之間有了一個可以集“眾家之所長”的隱藏特性，跟“法家思想”產生了一定程度的融合。

形成了一個全新的以“博愛、厚生，公平、正義，誠實、守信，革故、鼎新，文明、和諧、法治等德道思想”為核心的“儒家思想”。

從而才最終伴隨著“獨尊儒術”在政權中實際地位的確定以及政策制度的逐漸儒家化而正式形成了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外儒內法”統治體系，對西漢政權甚至是後世絕大多數封建政權的發展和變遷都產生了深遠影響以及積極意義。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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