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为什么不杀掉秦孝公自立?

斑驳48785383


即使吴起这样的奇才改革也是依附在国君身上的 更别说商鞅 你以为商鞅没抵抗 他逃到自己封国抵抗了 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zdwhly


商鞅没有杀秦孝公的实力,也没有杀君自立的想法。商鞅是一个名相之才,不是一个帝王之才,有秦孝公的支持,才有商鞅的功业。如果商君杀君自立,那么商鞅变法不会成功,商鞅本人也不会名垂青史。纵观春秋战国时代的家臣代君事件,只有田氏代齐和三家分晋成功了,田氏代齐和三家分晋使用的时间均在百年以上,都是大家族。商君孤身入秦,家族势力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商君没有反秦的资本。

秦孝公跟商鞅君臣相知,同心又同德,可谓千古之下的明君贤臣组合的典型。对变法强秦事业而言,秦孝公跟商鞅缺一不可,少了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成功。秦孝公的目的是强秦,他不再乎权臣权力大;商君的目的是变法,以实现他的政治理念,卫鞅追求的不是秦国国君之位。秦孝公的存在是商鞅变法的坚强后盾,商鞅自已当秦君,变法一定不会成功。

秦国是以嬴氏家族为核心的一个国家,嬴氏一族占据秦国大量土地、人口、资源等。除了嬴氏一族外,秦国还有大大小小数十个家族存在,这些老世族跟嬴族构成了秦国的主体。卫鞅作为一个外来人,在秦国没有任何根基,可以说秦孝公就是卫鞅的最大根基,卫鞅根本没有必要去摧毁自己的支持者。篡位谋国,不是一代权臣可以完成了,商鞅在秦国权势虽大,但是势力极小,不具备杀君自立的实力。

历史的发展有一个规律,那就是越向后走,人的道德水平越低,人心不古就是这个道理。战国时代,有一种名士被称为国士,正所谓“国士无双”,君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待君。商鞅跟秦孝公就是明君国士的结合,两人同心同德,形如一体,嬴鞅一体是当时秦国对他们的评价。杀秦孝公就是杀商鞅,杀商鞅就是杀秦孝公,因此何必要杀君自立呢?


大秦铁鹰剑士


商鞅杀掉秦孝公?我认为,这个命题不成立。从商鞅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分下述三方面加以陈述。

一、商鞅深知,秦孝公是秦国人公认的圣明之君,地位不可动摇。如果弑杀秦孝公,将是自寻绝路。

秦孝公嬴渠梁是在内忧外患之际登基的,肩负着重新振兴秦国的重任。汉代的贾谊对他评价很高,说秦孝公不仅善于守成,而且立下吞并天下的雄心壮志,并付诸行动。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内立法度,奖励耕战,提高了全民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处于天下边鄙的秦国再一次迈入强国之列。作为国君,秦孝公如日中天,威望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任何人觊觎他的君位,都是注定失败的。

商鞅明白自己的地位和处境。商鞅虽然借助战功获得封爵,并拥有商地作为封邑,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是,这一切都没有让自己摆脱客卿的地位,自己的实力与秦国强大的国家机器相比还是微不足道的。秦孝公不仅是大秦国家的象征,而且是举国合力凝聚力之所在,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尊严,得到了秦国各个阶层各种力量的一致支持:宗室成员支持他,地方官吏支持他,秦军支持他,黎民百姓支持他。而商鞅虽然辅佐孝公变法图强,立下赫赫功劳,为孝公所信赖和重用,但是,民富国强的大功只能记录在秦孝公的名下。秦国人感激信任的是他们自己的国君,而不是商鞅。在秦人眼里,商鞅是什么?是客卿,是不可信任的外国人。很难想象,谁会同意把国家交给一个外国人?更不能想象,谁能甘心做弑杀本国国君的外国人的臣子?

二、商鞅心里明白,对立面本来就根深蒂固,势力强大,若弑君自立,孤军奋战,必败无疑。

在实施变法的过程中,商鞅在秦国上层社会自始至终都是孤立无援的,除了秦孝公支持以外。他的阻力来自方方面面,来势凶猛,难以招架。原因就是商鞅激进的改革危及了各个利益集团,使他们都成了商鞅的对立面,积怨之深之重之久,令商鞅心存忌惮,投鼠忌器。

郡县制的逐步实施,让一些传统贵族失去了领地和收入,他们对商鞅恨之入骨;施行军爵制,奖励耕战,让一些尸位素餐的官员失去了进身之路,他们怨恨商鞅;变法加强了对人身的控制,农民更加难以离开土地而流动,缴纳的赋税却成倍地增加,农民不会支持他。有许多人怀恨在心,等待时机报复商鞅,这其中就有太子。太子代表了受到变法冲击的那些人的利益,他本人也曾以身试法,牵连着他的老师公子虔、公孙贾遭受肉刑。太子集团势力强大,宗室贵戚是他的后盾。他们虎视眈眈,时刻准备着,要朝商鞅下手。

商鞅心里非常清楚,以往变法能够强势推行下去,靠的是孝公的信任、支持和保护,否则,就凭商鞅一个客卿,势单力薄,孤立无援,怎么能在虎狼之国大施拳脚,强力推开改革呢?《战国策》的记载颇有深意,秦孝公临终前,想把君位传给商鞅,商鞅百般推辞掉了。这个故事说明两点:其一,秦孝公与商鞅的君臣关系相当不错,志同道合。秦孝公不忍看到改革大业因继承人的缘故戛然而止。其二,秦孝公担心自己去世后继任者不能善待商鞅。既然处境如此艰难,商鞅只能寄希望于秦孝公延年益寿,给自己留足充分的安全时空。而他一旦弑君,注定四面楚歌,顷刻间就会灰飞烟灭——后来的事态,验证了这一点。

三、商鞅纵然有非分之想,也要等到秦孝公去世之后。

商鞅有没有非分之想?有的,因为他也并非善良之辈,从来都是利欲熏心。但是,有想法,并不意味着马上就付诸实施。商鞅需要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再下决断。孝公生前在秦国至高无上,无比强大,有着万乘常备军的护卫,秦国境内没有人敢于向他发起挑战,商鞅更是不敢。此时,商鞅要做的是,一点点地做大自己的地盘和势力,有朝一日,在后孝公时代大展宏图。

为此,他除了给孝公出谋划策外,还以大良造的身份率领秦军攻城略地,建功立业,从而奠定自己争权争强的实力基础。在与魏国交战中,他以欺诈的方式俘获了魏将公子卬,轻而易举地大胜对手,迫使魏国割让河西之地以求和,令秦国一雪国耻。此役的胜利,使商鞅达到了事业的顶点,他受封商於之地15邑,做了商君。他也因此权力欲膨胀,南面称寡,建立起一支私人武装,蠢蠢欲动。可是,历史并不如他所愿,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他的实力始终无法与秦孝公相提并论,他只能隐忍等待。待到孝公去世,太子继位为后来的惠文王。形势突变,公子虔告发商鞅,说他谋反。商鞅无奈,作为应激反应,匆忙调发邑兵与秦军相抗,结果是以卵击石,商鞅的命运也以遭受车裂之刑而划上句号……


懿头牛


首先,他们是一个家族,老二秦孝公嬴渠梁是姐夫,他的妹妹老三叫嬴莹玉,卫鞅是秦孝公的三妹夫,后来分封于商地,人称商君,所以卫鞅也叫商鞅。

其次,秦孝公和商鞅都是道家,他们都是国君继承人资格拥有者,道家本来就有为帝王作嫁,不计个人得失的传统。

第三,商鞅也面临后继无人的境地,本来秦孝公因为“家族天下”的传统,要求在儿子嬴驷下落不明的情况下由商鞅继位为王,商鞅如果有异心的话,只要不去找嬴驷这个继承人回来,或者放任反对派暗杀,或者自己积极暗杀都可以实现,但他作为嬴氏家族的代表,必须保证君主血缘的承继的纯洁性,如果商鞅有卓越后人的话,则他有可能上演田代姜齐的故事。

民间传说商鞅是有儿子的,但那是庶子,是妾室所生,而嬴红玉并未诞下嫡子,在当时来说,相当于宣告商鞅无后。

故此,作为当时的人,商鞅的信仰就是自己是嬴氏家族的一分子,他对自己的姐夫秦孝公嬴渠梁是保持绝对忠诚的,不会起杀心,秦孝公代表嬴氏家族与商鞅建立政治同盟,与炎黄联盟的性质基本类同,秦孝公与商鞅本来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是“唇亡齿寒”的关系。


河东来


俺小时候叨过以下童谣:

你见过敌人未(吗)?

我见过敌人嘅(的)影;

你做乜嘢(干什么)唔(不)插佢(他)?

我把刀太短;

你做乜嘢唔开枪?

我支枪在修整;

你做乜嘢唔嗌(叫)人?

我甩佐(掉了)喉咙鼎(头);

你做乜嘢唔死?

我未曾(没有)订棺材。

商鞅不杀掉秦孝公自立,可能处于上述童谣的状态下,而无奈和憋屈。


手机用户禾田


一日,秦孝公方欲饮酒,忽见飞鸿过前,停杯而叹。

嬖臣景监进曰:君目视飞鸿而叹何也?秦孝公曰:昔日齐桓公有言[吾得仲父,犹飞鸿之有羽翼也]。寡人下令求贤,且数月矣,而无一奇才至者。譬如鸿雁,徒有冲天之志,而无羽翼之资,是以叹耳。景监答曰:臣客卫鞅,自言有帝、王、伯三术。向者述帝王之事,君以为迂远难用,今更有伯术欲献。孝公闻伯术二字,正中其怀。命景监即召卫鞅。

卫鞅入,秦国强,天下莫比。兴师伐楚,取商於之地,武关以外,拓地六百余里;起兵伐魏,取河西之地。周显王遣使册命秦为方伯,诸侯毕贺。秦孝公嘉卫鞅之功,封为列侯,以前所取之魏地商於等十五邑,为卫鞅食邑,号为商君。后世称为商鞅为此也。

商鞅谢恩归第,谓家臣曰:吾以卫之支庶,挟策归秦,为秦更治,立致富强。今又得魏地七百里,封邑十五城,大丈夫得志,可谓极矣。宾客齐声称贺。内有一士厉声而前曰: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尔等居商君门下,岂可进谄而陷主乎?

众视之,乃上客赵良也。商鞅曰:先生谓众人之谄,试言吾之治秦,与五羖大夫孰贤?良曰:五羖大夫之相秦穆公也,三置晋君,并国二十,使其主为西戎伯主。及其自举,暑不张盖,劳不坐乘,死之日,百姓悲哭,如丧考妣。今君相秦八载,法令难行,刑戮太惨,民见其威而不见德,知利而不知义。太子恨君刑其师傅,怨入骨髓,民间父兄子弟,久含怨心。一旦秦君晏驾,君之危若朝露,尚可贪商於之富贵,而自夸大丈夫乎?君何不荐贤人以自代?辞禄去位,退耕于野,尚可望自全也。商君默然不乐。

后五月,秦孝公得疾而薨,太子即位称秦惠文公。太师傅积恨未报,秦惠文公恨之久矣!乃遣使者收商鞅相印,退归商於,并令武士三千追之。当时百姓连街倒巷,皆怨商君,听闻武士追赶,攘臂相从者,何止数千余人。商鞅车驾出城,已百余里,忽闻后面喊声大振,商鞅大驚……

逃至函关,投宿无照,店主不敢留宿。商鞅叹曰:吾设此法,乃自害其身也;奔魏国,魏恨割其河西之地,欲囚献秦;逃回商於,谋起兵攻秦,被武士追至缚归。秦惠文公历数其罪,将商鞅押出市曹,五牛分尸。百姓闻之,歌舞于道,如释重负。

商鞅不反惨遭车裂,如反百姓亦生啖之。有诗叹曰:商於封邑未经年,五路分尸亦可怜!惨刻从来凶报至,劝君熟读省刑篇。


雾都湿气


商鞅怎么可能杀掉秦孝公自立?!且不说他为什么要丧心病狂的杀秦孝公,就算他真有这心思,也不一定能杀掉,哪怕真杀掉了,等着他的必然也是死亡。

他一个卫国人,难道还指望秦国臣民奉他为主?不可能的事儿!秦国臣民只会杀了他为主报仇。

题主提出这个问题,大概是想说商鞅可以通过自立改变日后被车裂的命运。可是,车裂商鞅的并不是秦孝公,相反,秦孝公一直保护着商鞅,是商鞅最大的支持者。

商鞅对秦国是有大功的,秦国为什么能在战国七雄中突现出来成为最后的大赢家?就是因为商鞅变法。

可是,商鞅之所以被车裂,也是因为变法。

他的变法和别人的不同,并不是某个政策的小小改变,而是大刀阔斧的将秦国从上到下改了一遍,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民生等各个方面,效果卓然,让本来贫瘠弱小的秦国一跃为世所公认的强国。

这么大力度的变法,要是没有国君的全力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秦孝公锐意进取,为了强国豁出去了,一门心思的支持着商鞅,和商鞅君臣相得。

(商鞅驳斥老贵族)

商鞅的观念很超前,当时各国普遍的治国方针是以思想、传统或礼仪来治国,商鞅的主张是以法治国。

这不但触犯了秦国旧贵族的实际利益,也冲击了他们的旧有观念。很大一部分老秦人,是不待见商鞅的。

甘龙、杜挚作为贵族代表站出来反对商鞅,他们认为“法古无过,循礼无邪”,意思是遵行古法才无过错,按照礼仪行事才是正确的。

商鞅则说“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意思是古时候的环境和现在不一样,古时的法不适用于现世;帝王也不是同一个,面对的状况都不一样,哪来的一定之规?

(徙木立信)

毫无疑问,商鞅的这种想法更科学。但是,当时的人们觉得他的思想简直太可怕了,这是不把古之圣贤放在眼里了呀,大逆不道!

而且商鞅还认为“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意思是只要可以强国富民,就不需要遵循古法礼仪。颇有点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意思,更让老贵族们为之跳脚。

所以秦孝公去世后,赢驷继位为秦惠王,老贵族们纷纷跳出来告发商鞅要谋反,赢驷便下令拘捕商鞅,他就逃了。

不逃不行啊,商鞅知道赢驷很讨厌自己。当年赢驷为太子时触犯了新法,当受墨刑,谁求情都不通融,只因为他是太子不能受刑,商鞅便罚了他的老师。他一直怀恨在心。

但最终商鞅还是没有逃过,被抓回去车裂示众,全家被诛。

(老年商鞅)

总之,古代变法者难有善终,商鞅要想安度晚年,要么不变法,要么趁秦孝公在世时激流勇退,否则都很难。想凭杀秦孝公自立来保全自己,是根本不现实的。

【我是一粒沙,喜欢就关注我吧!】


缥缈峰下一粒沙


秦孝公确实非常器重商鞅,但商鞅从来都不是“大权在握”,也不可能有能力自立为君。

秦孝公不傻,不会下放大权

春秋时期想要一展宏图通过变法使国家走向强大的君主,都不是坐视重臣威胁君权的人。秦孝公即位时年仅二十一岁,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史记•秦本纪》里记载了孝公的一道诏书,其中这两句话值得注意:

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

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第一句话是说孝公以三晋攻占先祖的土地为耻,第二句是说秦国准备以武力雪耻,并要求大臣推荐贤能之士。这证明秦孝公并不是甘于沉沦的君主,他引进贤人的目的是以自己为核心,帮助自己复兴秦国,解决“常痛于心”的问题。战略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强秦”

(秦国霸业的奠基者:秦孝公)

或许有人注意到了“与君分土”这句话,这句话其实秦孝公做到了:将商鞅封在商地。而商鞅仅仅获得的是一部分赋税而非统治权,并不代表秦孝公放下了对贤能之士的戒心。

因此,秦孝公本身就有强秦之士,个人能力并不差,也有一个大致的变革方向,所以不可能任由外人牵着鼻子走。

商鞅的处境不允许他杀君自立

商鞅变法,是遭到保守派的反对的,杀君自立会给保守派一个除掉他的借口。而且商鞅变法触动旧奴隶主贵族的利益,以至于“宗室贵戚多怨望者”。所以无论如何,商鞅自立都得不到秦国本土豪强支持。

另外,《商君列传》借赵良之口侧面说明了商鞅的处境:

君之出也,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

这段话大意是商鞅出行有很多卫士护卫,否则就不出行。商鞅这么做的原因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推测无外乎保护自己和耀武扬威两个目的。前者说明商鞅清楚自己遭人记恨的危险(因为他出行对自己的保护远超一般警戒),后者又为商鞅被人记恨又埋下一祸根。

由此可见,商鞅能在秦国立足,除自身有变法能力外,秦孝公的支持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一旦秦孝公死,秦国便容不得商鞅。

秦国君权强大

秦孝公允许商鞅大刀阔斧地改革,不代表秦国君权受到威胁。商鞅的权力来源是秦国国君,而不是自身势力,所以如果愿意的话,秦国国君对商鞅完全可以“用之则来,弃之则去”,没有任何顾虑。

另外,商鞅的改革是一场封建化改革,秦国本就相对强大的君权进一步加强,也就是说如果商鞅要造反,那么他的改革本身就是在增加造反难度。换言之,从变法目的和效果来看,商鞅没有那个心也没有那个能力造反。


司文郎中


商鞅变法,秦国崛起,秦孝公与商鞅君臣相和,一展所长。政治上,商鞅改革了秦国户籍、军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区划、税收、度量衡以及民风民俗,并制定了严酷的法律;经济上商鞅主张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军事上商鞅作为统帅率领秦军收复了河西,接掌左庶长一时风光无二。但不要忘记他的变法削弱了秦国贵族的利益,想杀之后快着大有人在,不然也不会秦孝公一死,秦惠文王继位,第一件事就是灭他。所以说白了,商鞅与秦孝公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杀掉秦孝公自立,那估计他死的更快。至于史书上说秦孝公欲让位于他,估计也就是试试他,自古伴君如伴虎!


云帆放映室


我不得不感叹,提此问题的人其脑洞得有多大啊~

不知各位有没有发现,在整个春秋战国五百余年的战争史中,唯独秦国没有出现过“功高盖主”的权臣。当然,有人会以穰侯魏冉和文信侯吕不韦来反驳,但无论是魏冉还是吕不韦,在他们风光无限的背后无非是“狐假虎威”的仗势欺人罢了。一旦君恩不在,要么是灰溜溜的滚回封地,要么在凄怆惶恐之中饮药自尽。试问,这样的人,当得起权臣的称呼吗?

而秦国之所以始终没能出现权倾朝野、足以改朝换代的权臣的因素,则在于世代秦王皆是大权独掌,会借权与人却绝不会放权于人的角色。这种先天性的政治环境,无形中也为法家的落地生根、发展壮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并最终使秦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中唯一一个纯粹的君主专制的集权国家,负担起一统天下的历史重任。

公元前361年,刚刚继位的秦孝公颁布了著名的《求贤令》,面向天下诸侯,公开招募贤能异士与之大业。并慨然许下“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的诺言,当此之际,刚刚在魏国求职失败的商鞅索性辞魏入秦,通过特殊途径参加由秦孝公自己组织的面试,并成功入职。

公元前359年,淹蹇良久的商鞅终于获得秦孝公的支持,在秦国开战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而随着变法的深入,地辟西戎,向不与六国交通的秦国逐渐崛起,隐然而有睥睨天下的姿态。但所谓“福兮祸之所伏”。功成名就的商鞅却也得罪了当时秦国的权势派人物,太子嬴驷及其师傅公子虔。不仅如此,由于法令内容过于严苛的问题,威名赫赫的商鞅却并没有享受到想象中的尊敬和钦佩,秦国之人莫不很之欲死。

而素有“以身徇道不苟生”之志的商鞅对此自然也是心知肚明,所以,每逢出行之际,没有“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阘戟者旁车而趋。”的装备,往往不敢轻易出门。就此而言,貌似权威煊赫的商鞅在秦国的地位并不十分乐观。毕竟,树敌太多的他眼前所有的荣华都是来自于秦孝公一人的恩赐,一旦孝公不在,那么商鞅的前途自然也就微茫而凶险。

对此,雄才大略的秦孝公自然也是心知肚明的,但即便如此,他却从来没有要为商鞅缓解危局的打算。不得不说,帝王无情,一至于此。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刚刚继位的秦惠文王随即诏命逮捕商鞅,惶惶不知所措的商鞅于是连夜逃奔,一路上因为“法令”贯彻的非常彻底,以至于所有旅店民舍皆不敢收留他,而在他想要逃亡魏国的时候,又因为之前与魏国的矛盾被拒之门外。不仅如此,魏人甚至还主动将商鞅捆绑起来,打算交给秦国。当此之际,商鞅趁着魏人的疏忽又亡命本会封地——商邑,并发动军兵攻打郑国,试图以此打开求生通道。但由于势力渺小,终究还是被秦军扑灭。尸身被拉回咸阳,车裂示众。一旦法家巨擘,就此陨落。

后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师,弗受。商君欲之他国。魏人曰:“商君,秦之贼。秦强而贼入魏,弗归,不可”。遂内秦。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秦发兵攻商君,杀之于郑黾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

换言之,穷途末路之际的商鞅是有想过要造反的,但是区区十五邑的兵马并不足以使他具备造反的胆量和成功的可能性,对这一点,其本人也是非常清楚的。毕竟,如今的秦国是他一手打造的,有多少分量和实力,天下之大,没有人比他更清楚。所以,在他艰难逃回商邑之后,他下一步的选择并不是发兵抗击秦军,或攻打咸阳。而是希望从东南边攻打郑国,借此来打通东出的通道,方便自己亡命天涯。

综上所述,自始至终,商鞅都不曾在秦国获得过真正意义上的实权,他所拥有的不过都是借势于秦孝公的王权罢了。即便有“取而代之”的想法,那也不过是“镜花水月”的梦幻泡影。所以说,在他貌似显赫的高贵背后,实则是将自己放在了积薪之上烘烤。一旦火势蔓延,那也就逃生无望了。

我是狐笔春秋,欢迎大家批评指教,谢谢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