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於11月29日發佈《中國疾控中心週報（英文版）》（China CDC Weekly）創刊號，披露日前在內蒙古自治區發現的三名鼠疫病例，敘述過去五年來內蒙古的動物疫情一直很活躍，並指出長爪沙鼠乃鼠疫的主要宿主。由於近期國際媒體指控中國政府“隱瞞”疫情，加上網絡上流傳鼠疫無法治療的謠言，因此週報的發行，不啻具有防疫透明化與穩定民心的作用。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指出，長爪沙鼠是內蒙古鼠疫的主要宿主。
鼠疫之所以引起部分人民的恐慌，是因為歷史上其有過三次大規模爆發，造成死傷無算，但由於現代醫學技術發達和國家現代化治理能力的提升，鼠疫致死率和傳染速度已得到有效控制，不再是人人聞之色變的瘟疫。而中國最後一次大規模流行鼠疫，則始自1856年至1872年，杜文秀（1823─1872年）發動雲南回變時，隨著軍士和難民的腳步一路蔓延至廣西、廣東、福建，最後透過香港散播至全世界，疫情持續至20世紀。
根據1974年學者的研究，雲南一直存在滇西縱谷大絨鼠齊氏鼠疫源地，因此當地始終有鼠疫反覆流行，只是由於地理條件和運輸技術的限制，使得人口流動不頻繁，才使疫情未大幅傳播。但自從雲南回變爆發後，鼠疫便迅速傳開。歷史學者李玉尚和曹樹基估算，當時雲南起碼有七成人口都是死於鼠疫而非兵燹。儘管這項數據尚未得到學界的普遍承認，但鼠疫在戰時與戰後流行，確實是地方文獻與耆老都記得的恐怖事實，導致“大疫流行，谷賤田荒”的慘狀。雲南文人楊瓊（1846─1917年）在所著《滇中瑣記》裡還提到，部分當地人以為瘟疫是由杜文秀部將楊榮的陰靈所帶來：“迤西之病瘟，人多自言見楊驃騎。楊驃騎者，名榮，杜文秀之驍將也，偽稱驃騎將軍。其為亂時，所至肆殺戮。迤西人民多受其殃，聞聲為之膽落。病者言其紮營某處，其處瘟乃盛，或言明日移營某處，某處瘟且及。”
面對如此嚴重的疫情，財政困窘的清朝窮於應付，連在回變時遭摧毀的醫所都無力重建。1879年雲貴總督劉長佑（1818─1887年）原本設置了官醫局治療民疾，每年經費不過300餘兩，但到了1899年又遭裁撤，因此官方能作的，只有向仕紳勸募銀兩賑濟死者家屬以及分配自制藥方。可以想知，這種消極的政策無法阻止鼠疫失控，而百姓也只能自求多福，探索各種樸素甚至荒唐的療法躲過這場疫病。
除了前述的楊榮之外，還有部分雲南人深信鼠疫是由“癢大老爹”引起，因此又稱鼠疫為“癢子病”，並採取讓婦女光著屁股抬棺材讓癢大老爹羞赧不敢近的方式避病，或是乾脆取刀連著皮膚割除癢子（染病的淋巴腺）、再喝一口香油以免毒素攻心。甚至還有群眾以為吸鴉片可“以毒攻毒”躲開鼠疫近身，比如1946年福建省晉江縣“中醫施永鎮出入病家名噪一時, 自恃有煙癮可以避疫, 終於染肺鼠疫而逝”。至於其他以生熟綠豆相雜喂野鼠解“鼠毒”、膜拜神明、
服食穿山甲粉末等奇方怪法，更是族繁不及備載，凸顯智識落後與政府失能的可悲。即使1910年有了以西式療法止住東北鼠疫的成功經驗，但清末民初之際，兵荒馬亂、軍閥割據，初建的民國也無力提供大規模的醫療條件、推進教育現代化，使大批人民不曉得病理學說，以為鼠疫乃神鬼引來，對西醫主張的消毒、隔離、注射疫苗等作法又頗有疑懼，造成防疫難有成效。加上部分地方政府缺乏人力與資源投藥，只能採用強硬手段控制鼠疫，劃定疫區範圍並禁止人員出入，一旦發現有逃離者便即刻射殺。結果此舉反而更導致人心惶惶，染病者紛紛隱瞞病情，或是四散逃離，令鼠疫年年不絕。
至於鼠疫在1894年傳播至英國殖民下的香港時，儘管英國具有先進的科學與醫療知識，但由於英國忽視香港的民生建設，只想利用轉口港的位置榨取資源，使香港居民缺乏足夠與清潔的居住空間和飲用水，替鼠疫的爆發創造空間。加上疫情蔓延後，香港總督又以高壓態度強拆民房、入屋消毒、以軍警帶走病患至“海之家”（Hospital Hulk Hygeia）醫療船隔離，以及禁止病患至清廷在九龍的中醫院療養，結果引起香港人強烈反彈，也凸顯殖民者的傲慢。畢竟英國防疫的目的並非真心關切殖民地，而是擔憂人民死傷過重將使殖民地沒法繼續運作、從而損傷日不落帝國的利益，因此才會雷厲風行又不顧民俗地強推療法，一心只想儘速解決疫情、儘速恢復殖民地的功能。
清朝中葉雲南詩人師道南曾有詩歌《鼠死行》描述鼠疫的慘況：“東死鼠，西死鼠，人見死鼠如見虎”。所幸當1949年中共建政後，政府對社會控制能力大增，得以動員社會防治傳染病，以及大規模地建立義務教育和現代醫療衛生體系，這才使為患多年的鼠疫慢慢絕跡。由此可見，面對疾病的快速傳播，唯有普遍提高民眾的健康保健知識，以及政府大規模地投入資源在醫療與積極防治上，才得以遏制疫情。因此，若有論者一聽到內蒙古的三個鼠疫病例，便有如驚弓之鳥，以為將重現清末民初鼠疫大規模橫行的情況，恐怕是太過杞人憂天，畢竟當下的中國與百年前早已不可同日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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