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鼠疫》，通常論來，是象徵小說、哲理小說。不過，作者在文中界定得更為具體：“這部紀事體小說”，他還強調指出，採用“歷史學家的筆法”。生怕讀者誤解似的，敘述者（最後裡厄承認是他本人，作者的替身）特意說明這一點。不妨原話引用，像路標一樣立在這裡，指引我們閱讀：
由塔魯倡導而組建起來的衛生防疫隊，應給以充分客觀的評價。這也就是為什麼敘述者不會高歌稱頌人的意願和英雄主義，適當地重視英雄主義也就夠了。但是，他還繼續以歷史學家的筆法，記述當時鼠疫肆虐，給我們所有同胞造成怎樣破碎而又苛求的心。
所謂“給以充分客觀的評價”，“適當地重視英雄主義”，粗看也許是虛筆謙抑，泛泛承讓，恐非作者真實的意圖。歷史學家的筆法，也並不意味著不能頌揚英雄主義，尤其像塔魯這樣一批志願者，協助裡厄這樣一些盡職的大夫，一起抗擊鼠疫，堅持十個月，隨時隨地都有被感染的生命之虞，他們的行為怎麼就不能被歌頌呢？事關對這部小說整體的理解，我不免半信半疑，仍懷著一般人的閱讀心理，期待著在這場大災大難中，看到可歌可泣的故事，卻又被迎頭澆來一盆冷水，只見敘述者進一步解釋：
不錯，如果人真的非要為自己樹立起榜樣和楷模，即所謂的英雄，如果在這個故事中非得有個英雄不可，那麼敘述者恰恰要推薦這個微不足道、不顯山露水的英雄：他只有那麼一點善良之心，還有一種看似可笑的理想。這就將賦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確認二加二就是等於四，並且歸還英雄主義其應有的次要地位，緊隨幸福的豪放欲求之後，從來就沒有超越過。同樣，這也將賦予這部紀事體小說應有的特點，即敘述過程懷著真情實感，也就是說，不以一場演出的那種惡劣手法，既不惡意地大張撻伐，也不極盡誇飾之能事。
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不樹立英雄的楷模也就罷了，如若樹立，怎麼也輪不到格朗這個窩囊廢呀，總該是頂天立地的硬漢塔魯吧。這還是次要的。經過仔細琢磨，我覺得這段話分量相當重，以加繆嚴謹的文風，不會是戲言妄語，看來鄭重其事，似乎在宣告這部小說的宗旨和原則，提出了自己的標準。
首先，小說就不該是約定俗成的英雄頌歌。這部小說的所有人物，包括表現突出的裡厄大夫和塔魯等，無不是群體中的普通一分子，哪個也沒有被塑造成為高大的英雄形象，這就顛覆了亂世出英雄的傳統，也顛覆了所謂“英雄”的概念。英雄主義何以該回到次要地位，作者一句話就道破了：英雄主義“從來就沒有超越”尋求“幸福的豪放欲求”，換言之，這是其固有的功利性使然。那麼誰來佔主要地位呢？當然就是所有普通人物了。說到底，《鼠疫》通篇講的就是這個問題。
其次，“這就將賦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這句話值得好好掂量，疑似更為重大的顛覆，而且顛覆到真理的頭上了。“原本的面目”，莫非我們所認識的真理，並沒有見到本相？這裡又不是確指哪一條真理，而且泛指一切真理，簡短一句話，好大的口氣。言下之意，雖未得其詳，但是，我們憑藉經驗，不妨揣度一下：一提起真理，自然聯想到“放之四海而皆準”，何其高遠，何其聖潔，與我們的日常生活，彷彿相距十萬八千里！這表明至少在我的心目中，真理已經神聖化了，偶像化了。那麼，怎麼才是“原本的面目”呢？且看書中這樣一段話：
必須以這種或那種方式進行鬥爭，決不能跪下求饒。問題全在於控制局面，儘量少死人，少造成親人永別。為此也只有一種方法，就是同鼠疫搏鬥。這個真理並不值得讚揚，這只是順理成章的事。
面對肆虐的鼠疫，決不能跪下求饒，任其擺佈，不管以什麼方式，必須與之搏鬥，這就是《鼠疫》通篇彰顯的真理，而這個真理，在作者看來“只是順理成章的事”，“並不值得讚揚”。以上兩點——“歸還英雄主義其應有的次要地位”和“賦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去偽存真，去其神聖性，去其偶像色彩，存留本真，將這種高不可攀的大詞宏旨，拉低到常人理解的水平，“順理成章”，也就是合乎常情常理。
這是本書的兩大關目，關聯著人與世界的方方面面：以鼠疫為象徵的命運、苦難、上帝、信仰、生與死、愛情、親情、社會、道德、善惡、憐憫、良心、責任、抗爭等，這一切，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與書中人物息息相關，需天天面對，時刻處理。
奧蘭，一座幾十萬居民的城市，本來正常生活，各自忙碌，互不相干，卻突然鬧起鼠疫，全城封閉，一切就全變了。全城僅僅演繹著集體的歷史，個人命運不復存在了。
鼠疫這個象徵物，最容易讓人聯想到小說寫作的歷史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在歐洲氾濫的法西斯主義。不過，這種象徵顯然預留了很大空間，大大淡化了具體所指。羅蘭•巴特發出批評的聲音，對此就有微詞，加繆在答覆中有這樣一段話：
“《鼠疫》，本意是希望讀出多重含義，但是從內容上看很明顯，是歐洲抵抗納粹的鬥爭。證據就是這個敵人沒有指明，而在歐洲各國，人人都能指認出來……《鼠疫》，在一定意義上，超越了一部抵抗的紀事體小說。但是可以肯定，它還不失為這樣一部作品。”
加繆一方面強調鼠疫的多重含義，另一方面又堅持這部作品的歷史背景和抵抗納粹的鬥爭。這並不矛盾。具體所指，這是不言而喻的，倒是“讀出多重含義”更為難能可貴。象徵如果過分貼近時代背景，隨著時間的推移，象徵意義就萎縮褪色了。加繆創作《鼠疫》時，想必有意模糊了象徵的確指和泛指的界限，結果預留的空間與日俱增，能和讀者的想象互動。因此，將近七十年過後，那段歷史雖然不會被忘記，但是這種多重意義的象徵，則由時間和紛擾的世界增添了新的內容。也許這就是為什麼《鼠疫》歷經大半個世紀，非但沒有被人遺忘，反而越傳越廣，越來越受到學界的重視，讀者的喜愛，單在法國本土，銷售量就高達五百萬冊，成為不可多得的長銷的暢銷書。
作為一部哲理小說，這真是個奇蹟，須知從哪方面看，《鼠疫》都不具備一般暢銷書特定的要素。正如敘述者所坦言的：“這場鼠疫運行良好，如同一種謹慎而無可挑剔的行政管理”，“根本沒有任何引人入勝的東西可以報道”，沒有“類似老故事中的那種鼓舞人心的英雄，或者不同凡響的行為”，“不像大火那樣壯觀而又殘酷”，就連瘟疫初起時，縈繞在裡厄大夫頭腦中的“那種激情澎湃的壯觀景象”，也蕩然無存了；尤其這場災難持續時間長，單調到了極點，人所遭受的痛苦本身，“當時就喪失其感人的特點”。由此可見，作者本人就承認，鼠疫期間發生的故事單調得很，既不壯觀也不感人，那麼這部小說憑什麼進入暢銷的經典行列呢？
我們還需要從文本中尋求答案：“敘述者的態度傾向於客觀，以求杜絕歪曲事實，尤其杜絕昧良心的話。他幾乎不肯為求藝術效果而改變什麼，僅僅照顧到敘述大體連貫的基本需要。正是這種客觀性本身指導他現在要說，那個時期的巨大痛苦，最普遍又最深重的痛苦，如果說是生離死別的話，重新描繪鼠疫那個階段，如果說在思想上是責無旁貸的話，也同樣是千真萬確的。”這裡進一步說明了歷史學家的筆法，特別強調客觀性，不為追求藝術效果而改變事實。作者重申的這種寫作態度，足以保證本書的宗旨和原則一以貫之，即我所說的通篇彰顯的兩大關目：普通人物唱主角，恢復真理原本的面目。這種創作理念，在《西緒福斯神話》這樣的哲學著作中無法實踐，於是加繆說：“你要想成為哲學家，那就寫小說吧。”講這話是有背景的，與其說是勸告別人，不如說是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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