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你好，本期為你解讀的書是經典文學名著《鼠疫》，作者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法國作家阿爾貝·加繆。

加繆的作品中，中國讀者最熟悉的想必是小說《局外人》。《局外人》跟劇本《卡利古拉》《誤會》，以及散文《西西弗神話》一起構成了’加繆的“荒誕系列”。完成這個系列後，加繆著手創作“反抗系列”，《鼠疫》就是打響頭炮的作品，此後這個系列又添加了《戒嚴》以及《反抗者》。《鼠疫》是加繆兩個系列之間起承轉合的作品，標誌著他的思想變化：從認識到人類生存處境的荒誕，到奮起反抗荒誕，賦予人類存在的意義。用加繆自己的話說：“如果從《局外人》到《鼠疫》有什麼變化發展的話，那就是對於團結和參與的理解。”可以說，《鼠疫》是一部和《局外人》同樣重要的作品。

1913年，加繆在非洲的阿爾及利亞出生。一歲時，父親在一戰中陣亡，加繆對於父親的印象主要來自寥寥數張照片，但他對戰爭的厭惡貫穿了自己的一生，這點體現在包括《鼠疫》在內的作品中。父親早逝，他母親的耳朵部分失聰，靠孃家人接濟，加繆的早年生活跟貧困如影隨形，用他自己的話來說，“貧窮就像空氣一樣”。幸好，他遇到了伯樂，小學老師路易·熱爾曼不僅為他申請到獎學金，還給他開啟了文學之門。加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還在演講中特意感謝了這位平凡、善良的老師。加繆對人性所持的態度裡，那一抹不失溫暖的底色，或許部分源自他童年時感受到的善意。

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給加繆的頒獎詞是：“他的重要文學作品認真透徹地闡明瞭當代人的良心所面臨的問題。” 我們讀了《鼠疫》就會發現，加繆在這本書中不僅借“鼠疫”隱喻了人類的困境和磨難，還試圖給出解決問題的良方。《鼠疫》在1947年出版，不過，加繆在1941年到1942年期間就開始創作這部小說。那段時間發生了什麼事呢？熟知世界史的人會立馬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當時的法國已經被德國納粹佔領，從歐洲到亞洲，許許多多國家被捲入戰爭，生靈塗炭。戰爭就像另一種鼠疫，無情地收割人命。

法國作家羅蘭·巴特曾提出，把鼠疫比作戰爭是對加繆的誤讀。加繆本人卻在一封公開信中表明：“我希望大家對《鼠疫》有多層次解讀，但它顯而易見影射了歐洲抵抗納粹的鬥爭。” 加繆的“鼠疫”至少有三層含義：一種流行病；二戰和納粹；再形而上的話，鼠疫也隱喻了人類的惡。

面對疾病或災禍，人類該如何行動呢？讓我們來讀讀《鼠疫》這個故事。看看加繆在巨大災難的情境規定下如何展示人間百態。

第一部分

《鼠疫》的故事發生在阿爾及利亞的城市奧蘭，這是一座真實存在的港口城市。一切始於4月16日這天，年代不詳，應該是在20世紀40年代初。這是一個平平無奇的日子，奧蘭居民的生活一如往常，如果非要說哪裡不一樣的話，那就是街頭無緣無故出現了死老鼠。對於小說的主人公里厄醫生來說，這一天也有點特殊，他送別了妻子。裡厄太太患有肺結核，要去外地療養。裡厄大概35歲，長相普通，但他“寬闊的肩膀”和“突出的下巴”給人可靠的印象。他出身工人家庭，為了社會利益選擇讀醫學。他日復一日地接診出診，而城裡死老鼠的數量呈幾何增長，這可不是一個好兆頭，人們開始惴惴不安。裡厄也發現了奇怪的病例，他住的這幢樓的門房突然出現了高燒症狀，淋巴結和四肢腫大，側腹部有黑色斑點。只過了一天，門房就一命嗚呼，死前只來得及說兩個字：“老鼠。”

年輕人塔魯剛剛來到奧蘭，他在筆記本里記錄他眼中的一些趣事：有個老頭每天定時定點站在陽臺上朝流浪貓吐口水，可突然有一天，老鼠沒了，連貓都不見了。塔魯是一個有趣的年輕人，他對無關緊要的細瑣小事情有獨鍾，對周遭的人和物，卻保持疏離的態度。他的性格為什麼會是這樣？我們暫時還不知道。

怪異的熱症病例陸續出現，裡厄通過行醫經驗判斷出那是鼠疫，於是立即上報政府。但是，在還沒確診的前提下，省裡擔心會引起民眾恐慌，只採取了謹慎的預防措施，呼籲人們注意個人衛生，加強城市的消毒工作。死亡病例以每天十幾、二十幾的速度增加，小學、幼兒園陸續改造成了臨時醫院，這些地方被叫作“有特殊設備的病房”，瘟疫或者鼠疫這些字眼是不能公開說出來的。有天，死亡人數達到三十個以上，裡厄看到了省長髮給他的官方電報：“請宣佈發生鼠疫。關閉城市。”

這就是小說的第一部分。加繆為了真實還原鼠疫的症狀以及疫情蔓延的景象，參考了不少歷史和文學資料，其中就包括英國小說家丹尼爾·笛福的《瘟疫年紀事》，這本書描寫了1665年發生在倫敦的大瘟疫，有7萬人死於那場災難。鼠疫的肆虐貫穿了人類史，公元前429年，一場瘟疫讓雅典失去近四分之一的士兵，而最慘烈的災難發生在14世紀，那次黑死病奪走了2400萬歐洲人的性命。

小說進入第二部分，時間到了5月，隨著天氣轉熱，疫情加劇，人們的情緒越來越焦躁。封城命令一下達，居民就炸開了鍋。省政府不斷受到騷擾，總有人提出能夠“通融”“照顧”和“破例”，所有請求都被無情地否決。幾天後，人們終於認識到，困在城裡的人已經成了一個整體，鼠疫不再是政府或者某個醫生的事兒，它關乎所有人。不過，總有人還遊離在外，他就是記者朗貝爾。他不是本地居民，是被派到奧蘭做新聞調查的，所以，他覺得自己當然可以離開奧蘭，回到巴黎，回到女友身邊。當大多數人都忙於抗擊疫情的時候，他成了異類，還在為自己出城的事四處奔走。故事裡還有個異類，叫科塔爾，裡厄醫生第一次見到他時，他剛自殺未遂。他似乎有不堪的過往，還有官司纏身。鼠疫給別人帶來的是災禍，但在科塔爾眼中倒成了契機，他利用封城做起了走私生意，狠狠地賺了一筆錢。他本來覺得只有自己不幸，而目前整個奧蘭都處在非正常狀態下，所有人都被疫病綁架在了一起，不幸“公正”地降臨了在每個人頭上。科塔爾不幸的原因，我們會在故事後續中知道。

裡厄四處奔走，忙於診治病人，鼠疫進入第三週，每週的死亡數據維持在300左右。有個姓格朗的人負責向裡厄彙報，他是一個50多歲的政府職員，一個再平凡不過的普通人，長得沒有任何特點，在崗位上幹了幾十年從沒升遷過，妻子嫌棄他沒錢最終離家出走。加繆給了這個普通人一個“偉大”的姓，法語中格朗（grand）的意思是“偉大、高大”。我們會在故事中漸漸發現，這個渺小的公務員擁有一顆偉大的心。比如，給裡厄提供死亡人數的統計報告，這並不是格朗的本職工作，但他自告奮勇接過了這份差事。早先也是他救下了想要上吊自殺的鄰居科塔爾。對於自己所做的一切，格朗只是謙虛地表示：“人得要相互幫助。”

加繆在《鼠疫》中寫道：“災難臨頭時，人們才習慣於既成事實。”沒過多久，奧蘭的居民習慣了鼠疫的存在，每週的死亡人數只是一個冰冷抽象的數字。人們也習慣了封城，大家處在一種無所事事的遊離狀態，咖啡館熙熙攘攘，電影院生意興隆。這個時候，教堂負責人、德高望重的帕納盧神甫決定做一次佈道，那個週日，雖然大雨滂沱，但前來參加彌撒的居民把教堂擠得水洩不通。這不是因為當地人有多麼虔誠，他們只是抱著參加宗教活動也“沒啥壞處”的心態。帕納盧神甫聲色俱厲地譴責聽眾：這場鼠疫就是上帝對你們的懲罰，你們都是罪人。

佈道後不久，時間到了6月底，和氣溫同時躥升的還有死亡人數，每週大約700人。有天，年輕人塔魯突然來裡厄家裡，他先向醫生指出，奧蘭的情況不太妙，血清不夠用，還出現了新型鼠疫——肺鼠疫。接著，他話鋒一轉，主動請纓組織志願防疫隊，還邀請裡厄參與。當裡厄追問他這樣做的動機是什麼？塔魯淡淡地回了兩個字：理解。

防疫隊的工作如火如荼地展開，另一邊，記者朗貝爾的出逃也在緊鑼密鼓地謀劃中。他通過科塔爾跟城門看守接頭，看守同意收錢放他出城，但那次出逃計劃失敗了。其實，飽受分離之苦的不止朗貝爾，裡厄和妻子也分居兩地，只能通過電報上的幾個字來表達愛意，裡厄也自責過，自己是不是忙於工作，忽略了對妻子的關心。然而，眼前的疫情刻不容緩，他必須全身心地投入到治病救人中去。塔魯的防疫隊不僅負責在居民區消毒，還負責運送鼠疫患者。前面提到的公務員格朗也參與進來，繼續承擔他擅長的統計工作。

這個分工明確、密切協作的小團體像齒輪一樣按部就班地運轉，但卻抵擋不了死神的收割。在小說第三部分，加繆轉換視角，採用略帶誇張和黑色幽默的口吻描述了奧蘭城處理遺體的方式。剛開始，每格死者都還有個體面的棺材以及單獨的墓穴。但資源日漸緊缺，醫院只得想出折中的辦法。每個醫院都配了幾口公共棺材，把遺體倒入公共墓穴後，就開回醫院繼續裝下一批遺體。公共墓穴就是兩個大坑，一個堆男性屍體，一個堆女性，等放滿一層就灑上生石灰，蓋上一層泥土，等待新來的屍體。追悼會、葬禮統統取消，死者家屬只剩下一件事可做：在登記簿上簽字確認。但墓地還是不夠用，於是，省政府一聲令下，重新啟用焚屍爐。夏日的深夜出現了一幅詭異景象：載滿屍體的有軌電車晃晃悠悠地開過，沿路時不時有人把鮮花扔進車裡。然後，奇臭的濃霧瀰漫在城市上空。

瀰漫在人們心頭的愁雲慘霧同樣揮之不去。疫情進入了膠著階段，唯一的好消息是，新的血清研製出來了，打算先試用在法官奧東先生的小兒子身上。塔魯為了散心，去歌劇院看演出，但是當男主角正演唱到高潮時，男主角轟然倒地，死掉了，鼠疫就這樣用戲劇化的效果荒誕不經地展現在了眾人面前。而法官的小兒子最終也沒能挺過去。他的死給裡厄、帕納盧神甫等人造成了極大衝擊。疲於工作的裡厄頓生出無力感。帕納盧神甫一度對上帝產生了質疑：“仁慈的主為什麼要奪走一個無辜孩子的生命？”

帕納盧神甫在一番掙扎思考後舉行了第二次佈道，這次的聽眾比上次少了些，人們覺得與其聽神甫滔滔不絕發言，還不如直接去買個護身符來得實用。帕納盧神甫坦言對自己的信仰產生了動搖，但最後他認為，關於上帝，要麼全信，要麼否定，而他選擇了毫無保留地相信。不久之後，帕納盧神甫病逝，他拒絕了醫生的診療，死因成謎。

記者朗貝爾在第二次出逃計劃快要成功的時候，主動選擇放棄，還加入到裡厄的志願者團隊中。對於這個舉動，他的解釋是：想要幸福並不可恥，但獨自一人幸福，就是可恥的行為。伸出援手的還有法官奧東先生，他在喪子前一直對城中的鉅變漠不關心，病魔奪走了孩子，讓他感到了切膚之痛，有了人情味。那年的萬聖節有點特別，墓地冷冷清清，沒人有閒情逸致去掃墓。裡厄和塔魯這對搭檔進行了一次開誠佈公的談話，我們終於能明白了塔魯之前對人事漠不關心的原因。塔魯的父親是檢察官，他有次參加了父親的庭審，親眼目睹父親判處一個人死刑。塔魯感到噁心，他認為沒有一個人可以奪走另一個人的生命，即便是用正義的名義。塔魯曾在歐洲各地參加反對死刑的社會活動，可他意識到自己的行徑也在間接殺人，於是決定在餘下的人生中自我放逐。塔魯想要做個不信上帝的聖人。裡厄回答，他只想做個男子漢。兩人相視一笑，對彼此有了更深入的瞭解。

讀到這裡，我們會覺得《鼠疫》的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都很立體，加繆的確費了心思來刻畫他們。像帕納盧神甫和記者朗貝爾都經歷了思想上的轉變。塔魯有一段完整的背景故事，告訴了讀者他的心路歷程。裡厄醫生有冷靜務實的工作狂一面，但在他和妻子通信的字裡行間，我們也能感受到他的柔情。加繆也為公務員格朗設計了一個有趣的細節：他在寫書，儘管這麼多年過去了，他還是在修改小說第一句話。

在聖誕節前夕，格朗失蹤了，眾人找到他時，他正淚流滿面地站在聖誕禮品商店前，很多年前，他就是在這裡和妻子訂下終身。回到家，他就病倒了，裡厄也給公務員注射了最新研製的血清。這針藥之前沒在法官兒子身上發揮效力，但，第二天格朗奇蹟般地起死回生了。

這時，老鼠也出現了。鼠疫死亡人數在減少，新的血清突然有了療效。城中居民隱隱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不由自主露出來了笑容。但這個城裡有個人高興不起來，那就是科塔爾。他反反覆覆追問塔魯，疫情是不是快要結束了，他表示不相信。生活一旦恢復正常，那他的夢魘就要回來了。科塔爾害怕的是什麼？他怕警察。故事開頭，他之所以上吊自殺，是因為他怕坐牢。疫情狀態下，警察無暇顧及，他等於是獲得了一個緩刑，現在眼看期限將盡，陷入瘋狂的科塔爾竟然朝人群開槍，最後被警察制服帶走。他終究還是逃不過坐牢的宿命。

奧蘭的城門在第二年2月上旬再次打開，距離疫情發生，整整過去了10個月。就在鼠疫結束前夕，對於裡厄來說非常重要的兩個人相繼去世。塔魯死於鼠疫。裡厄的妻子死於肺結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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