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病患“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

一床難求,這是治癒率與收治率失衡的結果

記者 | 吳洋洋

圖表資料整理 | 實習記者 文思敏、袁穎

製圖 | 程 星

“2月5日當日,市指揮部宣傳組對網友在各類互聯網平臺發佈本人或親友的求助信息做核實,有33條求助信息已經得到相關區和部門的積極響應,病患已經得到了妥善安置。”

這條消息出現在2月6日微信公眾號“武漢發佈”上。該公號的主體,正是武漢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

2月5日晚上,72歲的陳令軍一家接到了好幾個電話,包括社區居委會、市衛健委,其中還有一通是來自市紀委的督導組。他們打電話是同一個原因:看到了陳令軍的外孫2月3日在新浪微博上發佈的“肺炎患者求助”。

那則微博中講述了陳令軍從發病到確診已經過去13天卻始終無法被安排入院治療的緊急狀況。

陳令軍在1月22日開始發燒、被醫院診斷為肺部感染後被要求居家隔離觀察,此後便進入了一環環漫長的排隊等待:第7天(1月28日),他被鑑定為病毒性肺炎卻排不上核酸檢測;第11天(2月1日)做上了病毒核酸檢測,結果顯示為陽性,確診為新冠肺炎,但是取報告又要等2天的時間;最終在發病後的第15天,陳令軍等到了定點醫院的治療床位。

兩天之內,反映陳令軍危急病情的這篇微博,被轉發了1.4萬多次。與此同時,陳令軍的確診報告也遞交到了社區的居委會,等待床位安排。

救命的微博

“發熱患者需要先向所在社區的‘網格員’報告,然後去社區醫院初篩。”一家武漢新冠肺炎定點醫院的醫生向《第一財經》YiMagazine介紹說,”符合條件的,社區會派車將這部分患者送到所在片區的定點醫院,由定點醫院分辨患者是疑似還是可以確診。確診的患者會被收入院,如果沒有床位就上報給武漢市疫情防控指揮部。”

網格員,是武漢市此次肺炎疫情防控中在社區管理網絡環節的最基層角色,通常由各社區居委會的工作人員擔任。

每位網格員定向管理一棟或兩棟樓的住戶,負責收集轄區住戶的生活物資協助和疫情信息的通報。

但隨著新增確診病例每天以數百上千的速度攀升,以網格員為溝通起點的這套分診與安排就醫的流程難以承接。

武汉病患“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

“1月28日,在武漢同濟醫院光谷分院看完發熱門診後,要住院就已經收不進去了。”陳令軍的女婿李琦對《第一財經》YiMagazine說,當地的社區醫院更是沒有收治能力,29日之前連發熱病人都不接,雖然早在1月26日,武漢市的服務公號“武漢發佈”上就公示了武漢各區的分診流程,要求社區醫院承接各自社區發熱患者的初篩服務。

李琦從來沒有搞清楚過醫院的床位分配機制。他只能每天給社區的網格員打電話詢問“有沒有床位”,但是從沒有人告知過他,陳令軍究竟排的是多少號,更沒有排號進展。

陳家在網上看新聞得知,武漢正在洪山體育館、武漢客廳和武漢國際會展中心建三所“方艙醫院”,總計4400個床位,加上後續將在武漢全民健身中心、武漢體育館、武漢國際博覽中心等多處開建的類似臨時醫院,新增床位數將達到上萬個。但同樣,沒有人告訴這個家庭,已經確診的陳令軍何時能排得上,或者如何排。

武汉病患“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

按前述分診流程,陳令軍的確診信息,應該會由社區居委會上報給關山街街道辦事處,最終上報武漢市疫情防控指揮部,而該指揮部也會實時掌握武漢市28家定點醫院、總計八千多張床位使用情況的動態數據,並由此對社區上報的確診患者做床位分配。非常時期,醫院對床位分配也不再有決定權。

武汉病患“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

如果嚴格按照這套流程執行,陳令軍應該可以等到他的床位。截至2月3日——陳令軍拿到診斷書那天,武漢確診病例為6384例,而當日市衛健委公佈動態數據顯示稱,全市28個定點醫院開放床位8254張。

2月4日,社區居委會人員提出送陳令軍去附近的隔離酒店隔離,陳令軍的家屬因擔心那裡的救治條件有限而拒絕了。2月5日上午,陳令軍獨自前往社區居委會要求安排床位,被居委會勸返。到了晚上,這家人得到的新消息又變成“社區不管了”,讓病人家屬“自己想辦法找醫院”。

這個消息把陳令軍一家打入谷底。然而幾個小時後,事情突然又出現轉機,社區網格員打電話通知“床位調度到了”,陳令軍當晚被送去了湖北省人民醫院(東院)。

“做不好要動刀子”

據《財經》雜誌報道,2月5日上午,武漢市衛健委召開了一次“重要”會議,會上提出:各區要在未來兩天內,最晚至2月7日,完成武漢市所有疑似病例的核酸檢測,以及爭取在2月5日晚24時之前收治所有確診病人。

這篇報道寫道:“‘今天的會非常重要,不能有任何絲毫理解上的差誤,如果出現任何問題,會追責,不是嚇唬大家。總書記前天的會議已經提了,做不好要動刀子。’2月5日上午,在武漢市衛健委10樓會議室中一位發言人稱。”

就連當事人也難以確認,陳令軍的命運在幾個小時內發生的這次大轉彎,究竟是因為孫子的熱門微博起了作用,還是出於這條硬性任務。

1月27日開始發病的馮青夫婦,截止2月7日上午11:50分還在隔離點——他們沒有發微博,目前主要通過微信群和校友在求助。

武漢1月23日就封城了,沒有車輛可以從高速路口通過。突發高燒後,馮青徒步從臨近機場的黃陂區灄口路走回武漢市區,休息一晚,第二天騎自行車接回同樣高燒的妻子。在武漢中山醫院做完核酸檢查,確診為新冠肺炎。同樣是向社區居委會上報了確診報告,詢問床位信息,社區讓馮青打120,120讓他找社區。

2月5日晚,兩人病情惡化,通過社區安排到了120急救車,然而這輛急救車只能將他們送到隔離點。2月6日凌晨五點多,沒有醫療資源的隔離點又將二人送去剛剛開始接收“輕症”確診患者的方艙醫院。方艙醫院判斷夫婦二人“病情太重”,而此時市區醫院仍然沒有床位,因此再次將他們送回隔離點。

根據2月7日湖北省對外通報的最新疫情數據,2月6日,武漢市繼續新增確診病例

1501人,需要被兌付醫療資源的還不包括那些仍在“疑似”名單上的患者。

“我們不會隨便報疑似病例,而疑似病例就是可能性很大的患者。”前述武漢定點醫院要求匿名的醫生對《第一財經》YiMagazine說。

自1月22日起,武漢不再單獨公佈本市肺炎疫情數據,而整個湖北省發佈的疫情數據中,也從未提及疑似病例的進展。根據國家衛健委公佈的數據,2月6日全國範圍確診病例首次突破3萬,達到31161例,疑似病例達到26359例。同日,由湖北省通報的武漢市確診病例11618例。如果按武漢市市長周先旺在1月26日接受央視記者採訪時提及的45%確診率,武漢的新冠疑似病例及發熱患者至少還有20000例。而武漢市市委副書記胡立山在2月5日的疫情發佈會上則提及,武漢市當前共有20629人居家隔離。

如果再不及時干預和實施專業隔離,這部分人群很可能會一步步從個案變成家庭傳染,意味著武漢城內的病例數字將會翻倍增長。

床位去哪兒了?

1.缺床位,缺物資,也缺醫護

單從數字上看,武漢定點醫院和床位數量已經不足以收治全部已確診病人。截止2月5日,包括已經投入使用的火神山醫院,武漢28所定點醫院的開放床位為8574張,而確診病例已經過萬。

武漢市衛健委發佈通知,各定點收治醫院從即日起,原則上只能收治確診的重症病例和危重症病例,以及疑似的危重症病例。不符合上述條件的病人,需送往社區隔離點或方艙醫院收治。

已經建成使用的三家方艙醫院,規劃床位4400張。因此,短期內還有相當大比例的疑似病例還住不進方艙醫院,而只能暫時安置於區一級利用酒店、黨校設立的隔離點。

武汉病患“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

前述要求匿名的醫生表示,若要做到“應收盡收”,醫院方面唯一的做法就是增加床位。他所在的醫院在被確定為定點醫院後,最初只開放了四層病區,床位265張,但隨後不斷擴大,逐漸將整棟大樓的普通病房逐層改造為適用於收治傳染病人的隔離病房,床位數增至600個。

“改造病房的速度不僅有賴施工進度,更取決於呼吸配套的急救設備等醫療物資的到位速度。”這位醫生說。從武漢官方在新聞發佈會上不斷提及醫療物資處於的“緊平衡”狀態來看,顯然後一個因素成為醫院床位擴張的主要瓶頸所在。

正在不斷增設的方艙醫院,未來會是個可觀的增量。如果能新增1萬張床位,有助於解決患者的隔離和及時救治,但是對醫護人員數量也提出了挑戰。

武汉病患“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

2月5日的新聞發佈會上,胡立山證實,中央指導組緊急抽調二十個省的大型三級綜合醫院的醫護人員共2000人,將陸續抵達武漢,配備在三家已落成的方艙醫院。但是,本著“應收盡收”的原則,方艙醫院的數量和床位數一定會按確診輕症和疑似病例的實際數字繼續擴大,到那時,醫護人員與病人的配比還會近一步被稀釋。

作為對比,因疫情而臨時興建的定點醫院,火神山醫院設有1000個床位,配備的醫護人員數量是1400人。

武汉病患“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

2月2日火神山醫院竣工 | 圖片來源:《人民日報》 2.低週轉率:床位20天才週轉一次

根據2月4日國家衛健委醫政醫管局副局長焦雅輝在當日疫情發佈會上公佈的數據,當前湖北之外的全國出院患者平均住院日為9天多,而湖北省患者平均住院日為20天。

按照國家發佈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提及的出院標準,患者臨床症狀消失、經過兩次核酸檢測後即可出院。但是焦雅輝提及“在武漢有更嚴格的措施,所有的這些標準都符合以後,還要在醫院再觀察10至12天,因此導致了湖北省和武漢市出院患者平均住院日時間比較長。”

執行這種高標準,可以減少患者的複發率,但是也降低了床位的週轉率。以平均20天的住院時長和其中包括10至12天的觀察期來計算,武漢既有的8000多張開放床位數量相當於又少了一半。

目前看,將這部分基本已經治癒患者轉移至特定隔離點,而非留在床位緊張的一線醫院,也許會是更好選擇。

3. 居家隔離模式進一步擴大了感染人數

在2003年非典結束後,彼時負責指揮北京抗擊疫情的代市長王岐山接受央視訪問時曾總結,他接手疫情管理的首要工作是“切斷傳染源”,因為對於尚無特效藥的新型傳染病而言,正確的隔離比治療還要重要。在給自己制定的KPI指標裡,除了“治癒率”,王岐山還增加了“收治率”。

直到進入2月——距離官方首次關注到疫情發現已經過去了30天,武漢才真正開始關心“收治率”的問題,大範圍啟動建設方艙醫院和區一級的隔離點,對已經長期居家觀察的病患和密切接觸者實施更為專業有效的隔離和治療措施。

1月23日封城後,武漢只是切斷了對外的傳染,對於仍然生活在城內的900萬居民內部,並沒有很好地做到切斷傳染源。

居家隔離導致了以家庭為單位的傳染。《第一財經》YiMagazine採訪的幾個家庭,都在不同程度出現了家庭成員之間的傳染。

陳令軍一家,利用三處居所努力實現隔離,但仍有兩人出現發熱症狀。

擁有6口人、兩處住所的胡磊一家人則更不幸。胡磊父親在1月23日第一個發燒,1月25日胡磊夫妻二人和兩個兒子也都出現了發熱症狀,最後是他的母親。一家六口人除了兩歲的小兒子,全部被判新冠疑似病例。1月29日之後,用於居家隔離的藥,也已經不能保證全家人都能按時吃上。10天后的2月2日,胡磊父親以疑似的身份過世。

根據湖北疫情通報會上提及的數字,截至2月5日武漢市共有20629人居家隔離,這中間既包括像陳令軍那樣確診了但等不到床位的“合格”病人,也包括像胡磊父親這樣等不及確診的疑似患者,還有像陳令軍的妻子那樣發燒了、但連疑似診斷也還沒有拿到的人,他們要麼傳染了家人,要麼是被家人傳染的。

2月5日,國家衛健委發佈了第五版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相較於第四版,針對湖北省的診斷標準中,新增“臨床診斷”分類——將原本疑似病例中具有肺炎影像學特徵的,單獨劃分為“臨床診斷”病例,與原先的“疑似病例”和“確診病例”形成三個管理類別。這個做法也是為了更有效地甄別傳染源,爭取實現早隔離。

武汉病患“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

但這一更寬鬆的診斷標準,也意味著將把更大的感染病人數字,納入醫療機構收治範圍,而武漢的醫療資源和“收治率”KPI也將因此面臨更大的壓力。2月3日起,社交媒體上開始出現“轉移病人至其他尚有醫療資源省市救治”的討論,但各級官方在疫情通報會上尚未有所回應。

湖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長楊雲彥6日表示,針對武漢市一床難求的問題,將採取多種緊急措施來增加床位的投放。一是通過設置集中隔離點,來分解定點醫院的床位壓力。二是省疫情防控指揮部,積極向

國家相關單位請求支援,保障武漢定點醫院和集中隔離點正常運轉。三是要求武漢市根據實際,及時增加定點醫院,並及時向社會公佈。四根據省疫情防控指揮部的要求,對不能收治的疑似或確診患者,要做好登記並引導患者去其他定點醫院就診。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陳令軍、李琦、馮青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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