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众所周知，宋朝初期奖劝农桑，兴修水利等一系列“恤民”举措的推行和实施，让宋朝自建朝初期就迎来了一波经济恢复的小高峰，但是由于在“土地”问题上并没有明令限制“兼并”，故而也就致使很多地主阶级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大肆“兼并土地”，致使很多百姓“沦为佃农”，进而也就使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对宋朝政权的稳固构成威胁。因此，宋朝在王安石的提议下推行了“青苗法”，借以抑制“土地兼并”等不良社会问题

提出两税法的唐朝宰相“杨炎”

先来说说宋朝“青苗法”推行的背景？

正如笔者曾在开头所说的，宋朝初期对“土地兼并”这一问题并没有什么明确的限制政策，就像《宋史·食货志》中所记载的那样，实行的乃是“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

因为，宋朝的税收法案沿袭的是来自唐朝宰相“杨炎”所推行的“两税法”，顾名思义，同样是“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即税收的主要来源不在于“百姓”自身，而是依照“百姓”所拥有的“资产”来进行赋税征收的。

换句话来讲，在宋朝初期，民间的“土地兼并”现象非但不会影响到宋朝当局的利益，反而会因为“土地都集中”到了官僚地主阶级的手里，使得“赋税征收”会更为容易一点。

而那些没有能力购买田地的农民，跟那些利用“手工技艺”谋生的百姓还不一样，他们几乎可以说是除了种地，一无所长，自然也就无法依靠手工业来进行商业活动，虽说这些没土地的农民不用纳税吧，但也代表着他们没有收入，而没有收入自然也就代表着没钱吃饭，无法谋生。

故而，这些农民只能去依附于这些地主阶级成为“佃农”，靠为这些地主阶层“打工种地”，或者是从地主手中“租借土地”耕种，从而获取报酬，勉强维持生计，被迫接受这些“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

宋朝历史学家马端临雕像

就好比宋朝历史学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田赋·考二》中的记载：“田既为庶人所擅，然亦为富贵者可得之，富者有资可以占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而耕者之夫率属役富贵者矣。”

也就是说，如果任由“土地兼并”就这样发展下去的话，最终只会形成一个由农民负责耕地种植，但是劳作的成果兜兜转转最终却皆归“有钱”或者“有权”的富贵者所有的不良社会形态。

而在封建时期的社会体系当中，自然不可能人人都是“富贵者”，绝大多数都还是普通的平头老百姓，顾名思义，就会逐渐形成一个“以多数人去供养少数人”的社会现象。这恐怕给谁也不会愿意的吧？

久而久之之下，同样也会造成社会“财富占比”上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的局面，“富贵者”越来越富有，普通百姓却越来越穷困。甚至有些百姓连普通的“生存需求”也难以保证。

继而也就容易导致社会体系因“农民阶层”的不满而产生“动荡”，诸如“农民起义”什么的，对政权的稳固势必就会造成严重的威胁。

方腊起义领导人“方腊”剧照

就好比宋朝历史上著名的“方腊起义”，不就是因为对贫苦百姓的剥削使得阶级之间的矛盾激化，从而最终爆发的吗？

因此，据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的记载：“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意思就是说，天下间所有的财富都因天下百姓的劳作而生，那么理应取天下间的财富为百姓谋福利。

很明显，这是一条与宋朝原本奉行的“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相悖”的言论，但也足以证明，王安石赫然是意识到了“土地兼并”所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的。

但也正是王安石的这份“祛百姓疾苦”的“抑制土地兼并”意识，以及宋朝当时“土地兼并”势头愈演愈烈的趋势，成就了王安石创设“青苗法”的初衷，让王安石决定发动变法“富国富民”，直至促成“青苗法”的推行和实施。

王安石画像插图

再来聊聊王安石又是如何借“青苗法”抑制“土地兼并”的？

于是乎，到了宋朝熙宁二年，也就是公元1069年九月，宋朝改革家“王安石”提出了册立“青苗法”法案的提议，经宋朝朝廷同意后，由“制置三司条例司”加以颁布推行。

即《宋会要辑稿·卷一七》以及《宋史·志第一百二十九·食货上四》中的：“今来创立新法，合有兑换钱斛，借转运司应付，乃克济办；依青苗钱例，愿预借者给之。随税输纳觔斗，半为夏料，半为秋料。”

也就是说，王安石所提倡的“青苗法”，会根据百姓的意愿，让农民预估当年的“粮食产量”，然后按量折算成“钱”，再以“贷款”的形式借给农民，然后农民可以在收获粮食后，分两次归还“贷款”，即在缴纳赋税之时按市价归还相应数目的粮食或钱财即可。

所谓“夏料、秋料”，指的是宋朝两税体系中的缴纳赋税的时间，夏料为每年五月份左右，秋料则为每年十月份左右。

而这归还的相应数量的粮食，则由朝廷当局再交给“转运司”机构来负责兑换成“钱”，然后再行纳入到“借贷”体系当中，并以此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 一方面实现对市场粮食价格的宏观调控，使得百姓不必因官僚地主阶级的恶意压价而在丰收之年贱卖粮食，或者是在荒年因市场粮食价格虚高而买不起粮食。
• 另一方面又尽可能的去保证百姓阶层的自身利益，使得百姓尽可能的避免“官僚地主阶级”巧取豪夺，兼并其本就没有多少的土地。

“青苗法”相关漫画插图

就好比《宋会要辑稿·食货》中的记载：“人之困乏，常在新陈不接之际，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贷者常苦于不得。......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

意思就是说，百姓之所以穷苦，往往都是因为手头紧而导致“资金链”断裂，而那些兼并土地的地主却凭借着手头充裕的资金趁机大肆发放“高利贷”，致使借贷的百姓因偿还不起“高昂的利息”而更为困苦。

毕竟贫苦农民购买种子需要贷款，而贷款又需要抵押，身无长物的农民能抵押的也就只剩下土地了，偏偏高额的利息又偿还不起，只能是眼睁睁的看着官僚地主阶级将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拿走。

而如果推行“青苗法”的话，就可以让百姓以更低的利息去向“宋朝官方”贷款，从而去度过暂时的“经济危机”，之后等农作物丰收后还了贷款，手头也还能够有余钱去购买下一次种植所需要的“种子”。

以此往复，继而也就会逐渐形成一个“富民”、“富国”的良性循环，国家凭借着征收到的利息致使国库更为充盈，百姓也能因免遭“地主阶级”的压迫而逐渐的累积一笔积蓄。

如此一来，百姓自然也就没必要再去向这些“兼并土地”的地主去借“高利贷”，自然也就不会因借高利贷还不起而被那些地主强行的夺走土地。

宋朝官僚地主阶级漫画插图

也就相当于变相的稳固了宋朝正常的“土地交易”市场机制，使得这些官僚地主阶级再也没办法去强硬的巧取豪夺、兼并百姓的土地。

而后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之二七》中的记载：“元丰六年，散一一零三万七七七二贯石匹两,敛一三九六万五四五九贯石匹两。”

顾名思义，就是说单是元丰六年这一年，通过对“青苗法”的推行和实施，宋朝朝廷所收集的“青苗钱利息”已经达到了293万2213贯石匹两的程度，属实算的上是宋朝廷除了正常的赋税外一份比较可观的“财政收入”了。

试想一下，如果王安石不推行“青苗法”，不想方设法的对官僚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趋势加以遏制的话，岂不是说这一笔额外的“财政收入”，最终势必就会以更高的价格流入到那些“官僚地主阶级”的手中？

不过呢，“青苗法”的最终成效却也就仅限于此了，虽然已经让宋朝切实达到了对地主阶级“兼并土地”的限制效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富裕了“宋朝政权”，更是使农民阶层有了“变富”的契机。

但是结果也很明显，有那么一部分的贫苦农户并没有因“青苗法”的推行而变富，反而变的更为穷困潦倒。

宋朝穷困百姓漫画插图

青苗法因“富民”失败被废除

而造成这般“穷困潦倒”的结果，也只是因为这些百姓并没有主动的去抓住这个“机会”，致使他们错过了致富的良机罢了，着实怪不到谁身上去。

就好比《栾城集卷四十·右司谏论时事十七首》中的记载：“小民无知，不计后患，闻官中支散青苗竞欲请领。钱一入手，费用横生，酒食浮费，取快一时。及至纳官钱，贱卖米粟。侵及田宅，以至破家。”

意思就是说，百姓不懂贷款，只是听人传说可以到官府申请“贷款”，领取青苗钱，然后连详细的了解一下都等不及，立马就一窝蜂的都过来领“青苗钱”了。

可是领到手以后，这些百姓却完全就不考虑后果，直接忽略了用这些“青苗钱”去购买“种子”的初衷，而是只是考虑当前，将这些钱大部分都用在了吃穿用度上面。

结果就导致等到了必须要还款的时候，却没有钱去还，只能贱卖粮食来凑，严重者甚至把土地和房子都卖了，落得一个“破产”的后果。

那些因王安石推行“青苗法”，从而无法继续“兼并土地”，损失大把“利益来源”的官僚地主阶级，自然是不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趁机对王安石的“青苗法”大为批判，并从中作梗，使得王安石在政治体系中逐渐被孤立。

就好比《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一十》中的记载：“即令随户等高下品配。”

意思就是一些行政官员在推行“青苗法”过程中，阳奉阴违，违背了起初“愿预借者给之”的“凭百姓自愿”的初衷，而是以一种强硬的姿态强行让农户领取“青苗钱”，赫然变成了类似“强买强卖”一样的性质，百姓不贷款都不行。

如此一来，此举自然也就因“性质”的改变而导致很多百姓也对“青苗法”产生了不满的情绪。

继而也就导致在一些“青苗法”反对派的眼中，青苗法由“惠民”的政策变成了“害民”的政策，因此，也就导致整个“青苗法”在推行一段时间后，因争议实在太大而最终落得一个王安石变法失败，青苗法被“废除”的结局。

王安石雕塑插图

结束语

但综合起来来看的话，相信大家也不难发现，其实宋朝推行王安石所提议的“青苗法”本身，实在是没有什么“害民”的意思的。

但是呢，却也不能就那么肯定的说王安石一点过错都没有，因为王安石自身对“青苗法”的太过自信了，导致他忽略了百姓对“青苗法”的理解程度，后期也并未及时的改良“青苗法”在推行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

欧阳修画像插图

就好比在《四库全书·钱通三十二卷·卷二十七》中，就记载着欧阳修曾提议让王安石取消“青苗法”利息的相关语录，“则乞除去二分之息......所得不多耶，则小励又何足顾。”

意思就是政府完全没必要去从百姓身上去折腾这“两分”的蝇头小利，反而更加重了贫苦百姓的负担。

可是如此一来，势必就与王安石同时还有的另外一个“富国”的构想相冲突了，权衡之下，王安石并未重视，而是任其自由发展了下去，他认为百姓应该会理解他的初衷的。

然而，百姓并没有真正的理解王安石的初衷。

大家可以试想一下，本身百姓就已经处在一个“饥寒交迫、进退两难”的困境，可是天上却突然掉下了“一堆种子”和“一袋粮食”，并且二者只能选其一，大家说这些百姓会怎么选？

我相信会有大部分的百姓选择“粮食”而不是“种子”，因为耕种少则半年，多则一年，首先在时间上这些“穷困”的百姓就撑不起。故而，出现前文曾提到过的百姓将“青苗钱”用在吃穿用度上的案例，其实也就无可厚非了。

因此，总的来讲，单就“青苗法”抑制“土地兼并”，并为宋朝政权“创收”这些方面的成就而言，“青苗法”在宋朝的推行和实施属实是有着相当积极的意义的。

但与此同时，如果王安石在推行“青苗法”的时候能更稳健一点，稳扎稳打，先让百姓理解推行“青苗法”的初衷，让百姓理解这“青苗钱”的真正用处，然后再行推行“青苗法”的话，相信那个“富民”的设想怎么也不至于会成为一场空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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