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四年（1865）5月，晚清名臣、被朝廷倚为“勋国柱石”的曾国藩在南京接到圣谕，令他带兵奔赴山东剿灭捻军。曾国藩本不想管这摊事，但顶不住朝廷七天内连颁六道圣旨，催促他接受了这一重任。不久，曾国藩就调集兵马上路，率幕僚沿运河北上。在途中，又接到圣旨，命他在徐州停留，处理好当地的“湖团案”后再赴山东。
说起“湖团案”，与黄河的泛滥和微山湖的湖田有关。黄河在历史上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多次决口，迁徙不定，每到一地都留下大量泥沙，而位于苏鲁豫皖四省交界的微山湖恰好处于黄河下游，每逢河水泛滥，微山湖地区都首当其冲，饱受黄患之苦。但微山湖同样也得益于黄河，黄河泛滥使得微山湖的湖西地区生长出大片无人耕种的湖荒之地，而争夺这些土地是产生“湖团案”的根源。
1851年，黄河在江苏境内的丰县决口，微山湖地区顿成汪洋。第三年黄河又在与沛县邻近的安徽砀山决口，沛县受灾最重，“居民流离转徙，以为故乡永成泽国，不复顾恋矣”。百姓大量逃亡，造成濒临湖西的狭长地带一片荒凉。
1855年，黄河的决口处北移，山东曹州（今菏泽）属地受灾最重。当地士绅巨野（属曹州）人唐守忠看到乡民漂泊，无以为生，就带领曹州属下几个县的难民数千人，来到微山湖西岸。当时该地已成淤地，他们寄居于此，垦荒为田，结棚成屋，比邻而居，修筑圩寨，持械自卫。后又有大批山东灾民听说这里有大片荒地，土地肥沃，易于生存，遂扶老携幼，举家搬迁来湖西。沛县知县在了解到他们确实是受灾百姓后，考虑到湖西大片荒地无人耕种也是可惜，由他们垦荒交租纳税还可增加官府收入，于是允准他们垦种湖田，同时规定，如是原来的有主民田，则一律退还原主。为招民垦荒，收缴租税，沛县还设立了湖田局。这就加速了鲁西南的难民向微山湖大批迁移，并开垦出两千多顷（20多万亩）的湖田。
这些移民的组织性很强，往往由十几个村庄甚至几十个村庄联合起来，组建湖团，选出团长。当时移民陆续所建的湖团在江苏沛县、铜山境内有8个。其中沛县的唐团（唐守忠为团长）迁来最早，人数最多，占湖田面积最大，自山东鱼台至江苏铜山一溜沿湖均归其统管，民间号称“一溜十八团，盖住三个县。”
1855年的黄河决口是它最后一次自然改道，结束了黄河数百年夺淮入海的局面，形成了现在的河道。由此黄河不再经过徐州，微山湖湖西地区也不再受黄河泛滥祸害。黄河的淤地本就很肥沃，再经移民的辛勤劳作，“耕种丰稔，趋臻富强”，湖西之地很快就成为良田，湖团的团民也渐渐安居乐业。
但好景不长，几年以后，流亡在外的原沛县、铜山百姓得知黄河改道，纷纷返回家乡。一回故里，看到昔日的泽国已变成良田，被外乡人所侵占，心中自然愤愤不平，遂引发争斗。冲突主要发生在沛县，因为沛县的团民最多，湖田最广。双方先是协商，协商不成便诉诸武力，多次发生械斗，也不能解决纷争。因而，沛县人中以士绅王献华为首组织进京告状，要求将湖西团民尽数清除，赶回原籍，还控告团民与捻军勾结，都是贼党。这一京控案引起慈禧关注，她下令让漕运总督吴棠密速查办。吴棠在调查后禀报，控告并无实据，告状的实际目的是要夺取团民开垦的湖田。沛县人对这一调查结果很不满意，继续告御状，并将不支持他们的官员说成是受了湖团贿赂的贪官。事情就在一筹莫展时，“湖团案”这一烫手山芋落到了曾国藩的手中。
1865年9月初，曾国藩到达徐州，沛县张罗告状的几个士绅急忙赶到曾住的行辕，控告湖团团民，“呈词累数十纸”，诉状有几十页。曾国藩深知，此事关系重大，处理不当会激起民变。10月，捻军袭扰徐州，在湖西“盘踞湖团”数日。等到捻军撤走，有人向曾国藩告湖民通贼，要求对湖团一律剿灭。
面对这如同一团乱麻的案情，曾国藩派人去调查，不久就弄清实情。8个湖团中有两个（王团、刁团）确曾与捻军合作，捻军首领赖文光等人就住在刁团，该团与王团的房屋、用具均未受损，其余6个团或凭借圩寨抵抗，或寨破遭烧杀，没有勾结捻军的证据。其中的唐团奋勇抗击捻军，唐守忠率领团民坚守圩寨，在圩寨被攻破后，他与叔叔、儿子三人被绑在床上，抬到各圩围墙外去招降。唐守忠顽强不屈，大叫“固守勿降”后被杀。
当地人告状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夺占团民开垦的湖田。曾国藩发现，领头告状的人实际并未失去田产，这些人“设局敛钱，终岁恋讼”，是想从打官司中牟利。他们多方煽动，“既以强客压主，激成众怒；又以夺还大利，歆动人心”，也就是说，他们先是挑动土客籍的矛盾，再以胜诉后会获得巨大利益来诱惑。这些人还长期挨户摊派诉讼费用，让当地百姓苦不堪言。客民垦荒是合法的，他们认领的是官府发包的土地，即使是当地人要想收回自己原来的土地，也要原业主持有地契才行。问题难办的是，大水过后，新开垦的田地，“孰为荒湖，孰为民田，茫然无辨”，分不清哪块原来是民田，而且还会有人在逃难中丢了土地契约和交租凭证，所以要想归还有主之田也很难。
弄清情况后，使得曾国藩感到左右为难，如果按照当地人的要求驱逐所有湖团，既不合法，也不合理，还有可能产生难以想象的后果，一旦团民们铤而走险，群起参加捻军，这个官逼民反的罪名，没人能担得起。然如果不理会或驳回沛县人的诉讼，他们也定会不依不饶地纠缠下去。
不管有多艰难，曾国藩决定迅速办案，尽快处理完后北上剿捻。如何找到此案的突破口，让这个当过刑部侍郎的能干官员颇费思量。最后他从当地人将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一点上得到了启发，把突破口放在团民“勾捻”上，确立了处理“湖团案”的原则。
第一，确立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政治标准，即把是否通捻作为处置湖团的分界线，通捻者驱逐，抗捻者嘉奖。下令驱逐“勾捻”的王、刁二团，王团首领王长振外逃，在捕获后再加惩处。其余6个湖团无通捻之事，维持原状，缴纳赋税，使湖田成为他们的永久家业。对抗捻而死的唐守忠等三人，则厚加抚恤，建立专坊，由地方官春秋祭祀，表彰他们效忠朝廷。
第二，恩威并用，留有余地。王、刁二团被驱逐后，留下的土地有七八百顷，可用于归还被侵占的土民之田，条件是必须持有有效的土地凭证和交税单据。剩下的土地充作公田，用于书院和科举考试的花费。对带头诉讼生事的王献华，革除功名，“以示惩儆”。当然曾国藩驱逐王、刁二团也有不当之处，通捻的只是两团的首领而不是全体团民。为此，他又做了补救，宣布除对王长振要“尽法处治”外，其余人全部赦免，并在王、刁二团的家乡山东郓城建立安置机构，给遣送回籍的团民分配土地。对他们当年种下的麦子，由徐州镇派兵看守，到收割后一半分给看守的官兵，一半发还原来的团民。结果是“该两团全数徙去，安静回籍”。事情处理到这一步，曾国藩又对双方厉声警告：湖团如再有窝匪通捻重情，经官府查明，小则拿犯诛惩，大则派兵剿办；沛民也应将团民视同土著，永不再言驱逐之说，亦不许妄加控告。双方尽消争讼之嫌，同敦睦姻之谊。至此，“湖团案”办理结案。
对于曾国藩在这桩历史公案中的表现，后世学者说法不一，有的说他是“巧断”，有的说他断的是“糊涂案”。
南京大学历史系陈仲丹认为，曾国藩处理“湖团案时，不拘泥于经济纠纷细节，寻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将之转到大家都认可的政治高度，充分考虑到各方面的实际利益，成功地化解了这一纠缠多年的矛盾。经过他的调解，当地人与外来的团民之间基本划清了土地界限，双方认可了各自占有湖田的现状，争端渐渐平息下来，微山湖西岸终于恢复了平静。而山东微山史学者李近仁评说曾国藩“制造了湖团冤案”，“助长了沛县刁民的争利气焰”，以致后世械斗流血惨剧百年不断。
或许，历史从来就没有终极答案，而利益又是人类永远的交集，只有健全的法律和制度，才是和谐社会的保障。据徐州市志记载，2003年8月，徐州与济宁结为友好城市，微山湖边界湖田湖产纠纷至此结束，两地农民生活安定，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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