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年间，陕西汉中营卒郑魁，因把砒霜放到馍馍里杀人而被判死刑，卖砒霜的、卖馍馍的以及死者的邻妇，三个证人的旁证供述，齐全在档，案子已成定局。只待上级巡抚衙门审批，便可立即处决案犯。
时邓廷桢任陕西巡抚，审阅案卷后，心生疑虑，便暗中把卖馍的证人找来询问：“你每天能卖出几个馍？”卖馍的回答有几百个之多。邓廷桢又问：“一个人大约买几个？”卖馍小贩回答约有三四个。
“既然如此，那你每天能接触到一百多买馍的人了？”
“是的。”
“一百多个人的长相、姓名、年龄，你都能记住吗？”
“不能。”
“那你如何单独记住了郑魁，在哪天、买了你的馍呢？”
小贩不由惊愕，邓廷桢一再追问，他就回道：“原本不知，是县衙差役前来告知，说官府审讯的杀人犯已经招供，只缺一个卖馍的证词，问小人何不为他做证？于是，小人便按县里衙役的要求，做证供述是郑魁在某天到我这里买了一个馍，把别人毒死了。”
据此，邓廷桢随即传唤死者的邻居妇人，称也是受官差指使作的证，只有卖砒霜的人说的是真的。原来死者曾经跟郑魁有争执，他被疯狗咬死后，嘴唇青黑。死者的家人，便诬告说是郑魁毒死。郑魁也确实买过砒霜，但那是用来毒鼠用的。
一桩已经证据“确凿”的案子，就此翻案，郑魁自然无罪开释，死者家属也因诬告得到处罚。然透过此案，却折射出清代诉讼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诬告现象十分普遍，当时有“无谎不成状”“十告九诬”之说。
百姓借诬告以谋利和复仇是主要目的，被告在被诬告后，往往要被官府关押，甚至有可能遭受刑责，并被胥吏敲诈。为求脱身，他们往往愿意出钱与原告和解。而官府审判，只要不是极为重大的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允许和息，并不追究。当时不安分的人往往以此诬告他人，然后趁机诈钱，钱到手后，再向官府申请和解，具结完案。
如“叶墉诬告县书沈念曾等浮收”一案，叶墉乃南汇县监生，素不安分，因交税之事与县书沈念曾等人有嫌，便诬告他们浮收，沈念曾等人为免讼累，只得出钱和解，共出五百七十钱与叶墉，叶墉收到钱后向衙门申请和息结案。
百姓的诬告行为由于官员规避审判责任的策略行为而得不到严惩，这又鼓励了民众的诬告，使诬告行为更加泛滥，循环往复令晚清社会风气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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