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衢云：几乎被遗忘的创始人
杨衢云，又名飞鸿，字肇春，号衢云，祖籍福建海澄（今厦门），1861年生于广东东莞。
杨衢云少年时期即行侠好义，关心时事，1892年2月13日，杨衢云与好友谢缵泰联络了爱国青年陈芬、周超岳等人，在香港成立了革命团体辅仁文社，杨衢云任社长。
同年秋，杨衢云经人介绍与孙中山相识，两人一见如故，常常通宵达旦畅谈救国大计。杨衢云建议孙中山组织革命团体，与辅仁文社合作，共同开展反清运动，孙中山当即表示赞同。
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杨衢云、孙中山等革命者深受震动，空前的民族危机促使他们加快了两派联合发动武装起义的步伐。同年冬，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并于1895年1月下旬抵达香港。2月，香港兴中会总部在孙、杨两派联合的基础上正式成立，辅仁文社并入兴中会。此后数月，兴中会一直忙于准备广州起义。10月10日，兴中会召开秘密会议，革命者们商定起义成功后成立中华合众国，随后选举孙中山为兴中会会长兼起义成功后的临时大总统。
然而，杨衢云第二天突然面见孙中山，单刀直入：“可否把会长职位让给我，等起义胜利后再归还给你？”原来，杨衢云本无意逼宫，但原辅仁文社的元老们均不服孙中山，表示如杨衢云不就任会长，他们将立即退出兴中会。
面对杨衢云的“逼宫”，孙中山自然十分生气，但他不得不慎之又慎，因为诸多决定革命成功与否的工作皆由杨衢云负责，如征募部队、密购枪弹等。为了顾全革命大局，孙中山选择了退让。当天晚上，孙中山召开了联席会议，把会长一职让给杨衢云，杨衢云遂成为兴中会会长，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位候选总统。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谋划广州起义，然而，广州起义因计划泄露最终以失败告终，杨衢云被迫外逃避难，辗转到达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后逃到南非。1898年3月，杨衢云携家抵达日本横滨，后辗转回到香港。
1900年1月，杨衢云辞去兴中会会长之职，由孙中山继任。辞职后，杨衢云仍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同年10月，惠州起义失败，杨衢云再遭通缉。友人们多次劝其出洋暂避，杨衢云却慷慨陈词道：“大丈夫死则死尔，何避为？”最终，杨衢云隐藏在友人家中，才躲过追捕。
风声过后，杨衢云留在香港以教书为生。1901年1月10日下午，杨衢云正在寓所备课，清廷派出的杀手突然冲入室内行刺，杨衢云胸膛中弹，经抢救无效身亡。
在近现代历史上，杨衢云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尤其是国民党统一中国后，对杨衢云更是讳莫如深，蒋介石甚至千方百计地想把杨衢云的名字从历史中抹掉。为取得一张杨衢云坐于中央、孙中山站于后排的团体照，蒋介石甚至愿意付出100万元高价，原因是“如果给人看见我们堂堂中华民国国父竞居于随从的地位，那才真叫人难堪”。蒋介石认为：“孙先生四十年努力不懈，领导国人从事国民革命大业，我们不能容许他人占据这一荣耀地位。”
在以后的数十年间，由当权者钦定的中国国民党党史极力贬低杨衢云，甚至把孙杨间的友谊诬蔑为“孙杨争位”，使杨衢云的名字几乎被人们遗忘。
孙中山：精神领袖的最后一战
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下诏退位。次日，孙中山宣布“让位”于袁世凯。7月，北京政局屡现危机。为了调停党争，袁世凯邀请孙中山和黄兴来北京晤谈，共商国家大计。革命党认定袁世凯无信无义，此举包藏祸心，便劝阻孙、黄北上。
然而，孙中山力排众议，主张以诚信感化袁世凯，坚持“无论如何，不能失信于袁”，不过同意黄兴暂缓北上，由自己“单刀赴会”。
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到达北京，袁世凯以总统之礼亲自到前门外迎接，满脸堆着笑容，握手也握得特别亲热。这是孙中山与袁世凯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晤面。其间，袁世凯与孙中山共谈了13次，每次谈话自下午4点起到夜晚10点至12点，更有三四次是谈到凌晨2点。
孙中山每提出一个问题，袁世凯都万分赞同地击节赞赏。有一次，两人谈到兴高采烈时，袁世凯竟兴奋地站了起来，举手高呼：“孙中山先生万岁！”孙中山也回报一声：“大总统万岁！”
在袁世凯的盛情款待下，孙中山失去了仅有的一点警惕。9月初，孙中山致电黄兴，敦促他早日赴京，促成南北统一。为稳定大局，黄兴与陈其美等人于9月6日离开上海，11日抵达北京。袁世凯授予黄兴陆军上将军衔，以示对其重视。
“三雄会”后，袁世凯曾这样评论孙、黄二人：“孙中山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耳。黄兴性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
然而，随着大权在握，袁世凯的称帝野心暴露无遗。为挽救共和，孙中山举起了反袁义旗，进行一系列的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继续为非作歹，孙中山又不得不奋起而抗争。
然而，无情的病魔打败了“民国之父”。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因患肝癌住进医院。2月18日，孙中山住进了铁狮子胡同的临时行辕，在那里，他度过了一生的最后时光。2月22日，孙中山的病情开始恶化。24日下午3时，孙科及宋子文、孔祥熙、汪精卫等人齐聚病榻之侧，聆听孙中山的最后指示，并由汪精卫等人起草了政治遗嘱。就在孙中山执笔行将签字的时候，突然听到宋庆龄在旁边的房间里悄声抽泣，他不禁一阵心酸，放下了钢笔。
25日，孙中山的身体愈见衰弱，并出现了严重的肝腹水症状，“但神志仍极清醒”。3月11日早晨，何香凝前往孙中山的病房探视，发现他病势凶险，瞳孔开始放大，她立刻与大家商议，让孙中山在遗嘱上签字。
宋庆龄带领大家来到孙中山的病榻前，神志尚清醒的孙中山命人取来早已拟好的遗嘱。由于身体十分虚弱，他的手抖得几乎握不住钢笔，宋庆龄只好托着他的手腕，在三份文件上签下了名字。
当晚，孙中山即陷入深度昏迷之中，但他还在喃喃自语：“和平……奋斗……救中国……”12日凌晨，孙中山病情严重恶化，“痰急上涌，口不能言”，家人及同志环立于病榻旁边，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与他告别。
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代革命先行者告别人世。
袁世凯：黄粱一梦的历史罪人
袁世凯登基称帝后，即陷入内外交困的危机之中。1916年农历正月十五，刚当了15天皇帝的袁世凯正在吃元宵，3位姨太太为了“妃”、“嫔”之称当着他的面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袁世凯长叹一口气，说：“别闹啦！你们都要回彰德，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说完回办公室去了。从此，袁世凯食量大减，“形神颇瘁”，恹恹成病。
同年3月，袁世凯迫于国内外的巨大压力，宣布取消帝制，但全国反袁之势已无法消除。袁世凯的病情逐日加重，“失其自信勇断之力，仅存一形骸矣”，拜见他的禁卫军团长说：“仰望神气，大失常态，面带愁容矣。”
然而，袁世凯病入膏肓，仍讳疾忌医，周围的心腹爪牙对此也讳莫如深。某日，徐世昌推荐其弟徐世襄来给他治病，说他“肝火太旺，神思太劳，宜休养”。袁世凯很不高兴，气得摔了茶杯，徐世昌吓得仓皇退出。
6月初，袁世凯经法国医院查出患有尿毒症。开始，大家都认为没有危险，长子袁克定主张用西药，妻妾及次子袁克文等坚持服中药，“家族三十余口，情急失措”，争吵不休，莫衷一是。
6月5日深夜，袁世凯气短神昏，濒于死亡。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张镇芳等齐至居仁堂守候。次日，袁世凯深感命将不保，便为自己写了一副挽联：“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袁世凯自认一生是日本的劲敌，他一死，日本便少了一块绊脚石。上午10点左右，袁世凯去世，终年57岁。
黎元洪：逃不过的傀儡命运
黎元洪，字宋卿，1864年10月生于湖北黄陂木兰乡东厂畈。
在充满戏剧性的一生中，黎元洪三任副总统，两任大总统，堪称传奇。然而，两任总统皆以失败告终，黩武主义逐渐取代宪政，国家走向分裂，这又是一个悲剧。
为了拉拢黎元洪，袁世凯让自己的第九子当了黎家的女婿，但黎元洪始终是一个坚决的帝制反对者。袁世凯曾试探性地问道：“近来，有许多人要我做皇帝，亲家，你看如何？”
黎元洪愤怒地质问袁世凯：“革命的目的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你若做了皇帝，如何对得起武昌的死难烈士！”
袁世凯一怒之下，将黎元洪软禁起来。自此，黎元洪失去了权力和自由，每天唯有读书练字，修心养性。堂堂副总统竞落得如此命运，黎元洪不禁悲从中来，“读书之际，突然会掩卷大放悲声”。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就任大总统。1917年4月，段祺瑞召开督军会议，要求总统和国会批准中国加入协约国，各地军阀甚至扬言如果国会不通过参战案，就强行解散国会。对此，黎元洪表现出了少有的强硬：“不违法，不盖印，不怕死。”
此事成了“府院之争”的导火索：黎元洪下令免去段祺瑞总理职务，张勋趁机兵发京城，拥戴溥仪复辟。但黎元洪终不肯屈服于淫威之下，通电全国命段祺瑞讨伐张勋。很快，段祺瑞打败了张勋的辫子军，黎元洪却已心灰意冷，通电自我弹劾，“为引贼祸害共和向国人谢罪”，意欲退居天津做个与世无争的寓公。
少了黎元洪这个粘合剂，大批议员南下，推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南北由此彻底分裂。
北京政局风云变幻，1922年，直系掌握了中央实权，冯国璋死后直系首领曹锟需要一个过渡总统，黎元洪又成了最佳人选。在复职典礼上，黎元洪穿着礼服来回踱步，对镜顾盼，大笑：“大家都说我是黎大苕，今天我黎大苕，又回来坐天下了！”
然而，黎元洪还是要依靠直系来保住总统之位。共和、宪法两种梦想最终在派系斗争中灰飞烟灭。1923年5月，黎元洪复任总统不到一年时间，直系军阀就逼其尽快让位。黎元洪手中既没有军权，又无法左右政局，无奈之下只有通电再次辞去大总统之位。
自此，黎元洪远离政坛，隐居天津做了寓公。黎元洪晚年致力于实业，曾任中兴煤矿董事长。然而，各地军阀时常敲诈他，尤其是北伐军开进山东后，蒋介石竞狮子大开口索要100万元，致使煤矿难以为继，黎元洪压力越来越大，患上了脑疼症。
1928年6月，黎元洪因脑溢血病逝于天津。当时有媒体称：“黎元洪之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冯国璋：捡便宜的大总统
冯国璋，字华甫，1859年生于河北河间县西诗经村。
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世凯重新出山，督军南下，冯国璋率军攻占汉口，袁世凯将其提拔为禁卫军统领，并表奏清廷封其为二等男爵。冯国璋得知自己封爵，竞感动得大哭起来：“我一个穷小子，现在竟然封了爵了，这真是天恩高厚，我一定誓死为朝廷效力！”
禁卫军之所以服从冯国璋，主要是因为他们相信冯国璋是忠于朝廷的。1912年，清帝宣布退位，冯国璋向禁卫军宣布了“清帝退位”的消息，队伍里立刻出现了不小的骚动，有些人干脆抹起了眼泪。有人提出清帝退位后的安全问题，冯国璋拍着胸脯保证：“两宫的安全，我冯某敢以身家性命担保！我也敢担保两宫不会离开皇宫，仍旧由我们禁卫军照常护卫！”
然而，队伍的骚动仍旧没有平息下来。冯国璋急中生智，跳上高台，大声对下面说：“你们赶紧推选出两个人来，我给他们每人发一把手枪，从今天起紧跟我左右，只要发现我和革命党有勾结，他们可以立刻打死我！”从此，冯国璋的身边便多了两个佩带手枪的八旗兵。
冯国璋的确对清廷忠心耿耿。他一直十分珍重清廷的官服和官帽：官帽仍旧挂在客厅的四足帽架上，为了防止落尘，他还特意让人做了一个帽袱子盖上。身后的小辫也是在半年之后才依依不舍地剪掉。
冯国璋的忠心一直持续到袁世凯称帝。本来，冯国璋是不赞成袁世凯称帝的，他认为袁世凯没有这个天命。但因袁世凯对他有知遇之恩，冯国璋也不好跟他闹翻。
等到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冯国璋则成为副总统。
一年后，张勋闯入京城搞起了复辟，他本以为会得到冯国璋的支持，谁知道冯国璋却通电表示反对。此时，黎元洪通电，令冯国璋暂代大总统之位，他立即通电讨伐张勋，以实现“再造共和”。代理期满后，恰值大权在握的段祺瑞策划新的总统选举。冯国璋自知当选无望，于1918年8月通电辞职，次年即返回河间故里。
1919年10月，京城发生一起事故，冯国璋不得不再度返京。原来，京城某部15师和16师因军饷问题发生争执，16师师长王廷桢突然以陆军部的命令为借口，把跟随冯国璋左右的一连士兵调回北京。冯国璋恼怒不已，他觉得自己刚刚下台不久，王廷桢不该做出此等绝情之事。
盛怒之下，冯国璋在家里洗了个冷水澡，之后便决定返京。没想到，一场冷水澡竟引发了急性肺炎，冯国璋遂病倒。同年12月28日，冯国璋死于返京途中。
徐世昌：主张“文治”的硬汉总统
徐世昌，字卜五，号菊人，1855年生于河南省卫辉府（卫辉市）。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徐世昌可算是一个另类，担任总统期间，他主张“偃武修文”，倡导和平，反对武力，被世人称为“文治总统”。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在中南海发表总统就职演说，呼唤和平。
就任第15日，徐世昌便签署和平令。一时间，全国和平空气甚为浓厚，徐世昌成为“中外属望第一人”。徐世昌对此十分欣慰：“和平统一之时机已至，不可失也，中国安危在此一举！”
然而，作为一个手无实权的总统，徐世昌根本镇不住手握重兵的军阀。1919年2月，在上海举行的南北议和会议上，南北军阀互不相让。手握重兵的段祺瑞坚持“武力统一”，令和谈难有进展。当西方外交团频频催促和会进程时，徐世昌无奈地感慨道：“只有我一个人想和，能和得了吗？”
徐世昌虽然无法实现和平统一的梦想，但也并非一无是处，收复外蒙古堪称一大功绩。1919年11月17日，外蒙古政府正式上书徐世昌，呈请废除俄蒙一切不平等条约。至此，蒙古全境重归祖国，中国的版图自辛亥革命后达到顶点。徐世昌同时向总理段祺瑞和南方的孙中山发电，孙中山收到来电后异常喜悦，不顾国民党内的反对，立刻回电庆贺他的大功。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大获全胜，从而控制了北京政府，曹锟、吴佩孚诬称徐世昌非法窃取总统之位，将其赶下台。自此，徐世昌退出政界，居住在天津租界。
在几任民国总统里，徐世昌可能是“最穷”的一个。寓居天津时，徐家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每年八月十五中秋节，别人家吃月饼过节，徐家却有“扣锅”的传统：这一天，全家上下不做饭，也不吃主食，以体验饿肚子的感觉。这是徐世昌给家人定的规矩，皆因其年轻时曾经穷困潦倒吃不上饭，故借此教育子女要格外珍惜如今的生活。
徐世昌极为厌恶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的行为。有一次，好友王怀庆以“徐夫人胭脂费”的名义送来了10万大洋，不料，徐世昌竟大怒，也不顾什么老友情意，将其臭骂一顿，赶出门庭。
自下野之后，徐世昌就下定决心不问政治，也不出山，仅以诗书为乐。然而，“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徐世昌开始关心政治，静观时局的发展。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徐世昌立即发表声明：“中国只有团结抗战，才能救亡！”“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徐世昌一再对身边的人或者来访的人说：“大敌当前，国内应团结协作，一致对外，方可挽救民族危机。”
徐世昌还多次拒绝出任伪职。1938年初，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约见徐世昌，声称“徐总统如能出山，和日本订立亲善条约，日本即刻撤兵”，但遭到了严词拒绝。大汉奸金梁曾是徐世昌的门生，他奉命规劝徐世昌：“老师千万别丧失良机，出任华北首领，这是为了老师的晚节。”徐闻之愤然大骂：“你知道什么是晚节？如像你们这样，贪念一时名利，出卖整个国家民族，违背天理良心，这才算晚节不保！”
晚年的徐世昌患有膀胱癌。1939年，日军一家医院愿为其治病，但徐世昌担心会因此受制于日本人，权衡再三，最终选择了放弃治疗，同年6月病逝。
周自齐：九日时间的总统
周自齐，字子虞，1871年生于山东单县，一生活跃于晚清、民国政坛。晚清时，周自齐曾出使多国，极力维护海外华人同胞的利益，回国后，创办了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
周自齐思想保守，反感新兴的革命力量，因而支持袁世凯称帝。但他又十分爱国，坚决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当时，袁世凯拟委派周自齐任总统特使，秘密前往日本签约。周自齐得知消息后如坐针毡，忐忑不安。他对袁世凯卖国求荣的行径极为不满，但作为袁世凯政府的要员又无计可施，无奈之下只好称病，拒受任务。
当美国记者端纳前来探望时，周自齐通过巧妙的暗示，将中日即将签订“二十一条”的消息透露给他。第二天，袁世凯政府意欲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消息不胫而走，激起了爱国人士的强烈反对。
袁世凯死后，周自齐被列为帝制祸首之一，遭全国通缉。周自齐因此亡命日本，1918年2月，冯国璋代理总统之位，解除了对周自齐的通缉令，他才得以结束流亡生涯，从日本回国。
周自齐因有外交经验和游美经历，所以回国后仍深受重用。1922年4月，周自齐被徐世昌任命为署理内阁总理兼教育总长。同年6月2日至6月11日，徐世昌被逼下台，周自齐摄行大总统之职，避免了中国出现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因总共当了9天总统，周自齐便得了“九日总统”这一雅号。
1922年6月，黎元洪复位大总统。周自齐对政治心灰意冷，遂退出政界，游历欧美，1923年10月病逝。
曹锟：“贿选总统”也有骨气
曹锟，字仲珊，1862年生于天津。
1923年，曹锟通过贿选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曹锟囚禁起来。获释后通电辞职，寓居天津英租界。
下野之后，曹锟成为五大总统当中最“亲民”的代表。曹锟的老邻居曾回忆说，曹锟晚年最喜欢穿着老头衫，坐在树阴下，摇着大蒲扇与邻居聊闲天儿，全然没有半点儿总统架子，以至于无人相信他曾经做过总统。
曹锟成办一介平民后，每天的生活就是书画、打拳、会友和聊天，平时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绘画和书法上：他每天早上先到院中练武术，然后回到屋里练气功。吃过早饭，他便开始练字和画画，有时一进画室就是好几个小时，真正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他平时还喜欢写书法，最得意的是一笔写成一个苍劲有力的“虎”字。每逢亲朋好友向他索字，他就一挥而就，引来旁人的啧喷称赞。每次写完字，曹锟还要精心地在条幅的右上角盖上图章，然后署名“乐寿老人”或“渤叟”。
曹锟晚年信佛，经常到寺庙烧香念经，还请人画了一幅表现孔孟等圣人功绩的“圣迹图”，每晚都要在“圣迹图”前朝拜一番。此外，曹锟还爱听河北梆子，有时来了兴致，也会哼上几段。
“九一八事变”后，为建立伪政权，日军开始搜罗社会上有声望的人物。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亲自策划了对曹锟的诱降计划，并先后派了几个日本人去曹宅探访，邀请其出山，但均遭到严词拒绝。
1938年，国民党军队取得了台儿庄大捷，曹锟得知后大笑数声：“我始终坚信，咱们肯定打得过小日本！”同年5月17日，曹锟因病在天津英租界泉山里寓所去世，终年76岁。临终前他对女儿曹士英说：“台儿庄大胜之后，希望国军能乘胜收复失土，我虽等不到那一天了，但也能瞑目了。”
在为曹锟举行的入殓仪式上，家人为他穿上了当年的总统制服，口含珍珠，披在胸前的绣带上还缀以洋钱等物。棺木内还放入一个赤金的九连环和一柄他生前随身佩带的宝剑，分置于他两旁。
1938年6月14日，重庆国民政府发布训令，追授曹锟为陆军一级上将。
晚年遭遇离奇车祸，加上“反攻复国”阴谋的破灭，老蒋最终一命呜呼——
李宗仁：“末代总统”家国情
1965年7月20日，人民大会堂宴会厅迎来了一位重要客人——刚刚归国的中华民国“末代总统”李宗仁。
李宗仁第一次站在人民大会堂，心情很激动。席间，周恩来把溥仪介绍给李宗仁。溥仪主动把手伸向李宗仁，欢迎他回到祖国的怀抱中来，李宗仁则紧紧握着溥仪的手说：“溥仪先生，现在你已经获得新生了，我要向你学习啊！”
“末代皇帝”和“末代总统”双手紧握，瞬间定格在人民大会堂的历史中。这一幕，成了永恒的绝唱。
与此同时，国内外媒体以《“末代总统”回归社会主义中国》为题进行了广泛报道，李宗仁也迅速成为人们街头巷尾的议论中·心。
李宗仁本想安度晚年，奈何“文革”突至。一天，妻子胡友松坐车出门，结果遭遇意外，红卫兵高喊“打倒资产阶级的少奶奶”将车围住，差点儿将她从车上揪下来。得知此事，周恩来立刻将李宗仁夫妇送往解放军301医院保护起来。
1968年以后，随着年事渐高，再加上“文革”中遭遇一些不平事，李宗仁的身体每况愈下，4月查出患有肺炎，8月初，又确诊为直肠癌。手术后，李宗仁迁居西总布胡同休养。
9月29日，李宗仁收到了国务院送来的两张请柬，一是出席宴会，一是上天安门。看到请柬，李宗仁十分高兴，胡友松担心他的身体受不了，劝道：“这两场活动，你就别参加了。”
但李宗仁态度坚决：“万万不可，总理请的，我一定要去。”
9月30日晚，李宗仁如期出席了国庆宴会，但不到两个小时就感到腹痛难忍，浑身发冷，第二天就被送进医院。
1969年1月17日，李宗仁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感慨道：“我的日子没有多久了，能够死在自己的国家里，我心愿已了，颇为知足。”
妻子来看望他时，李宗仁又向她交代了后事：“我去了以后，没有别的要求，你只要记得每年清明节给我扫墓就行了。让世人知道，我李宗仁还有这么一位年轻貌美的妻子……”
1969年1月30日凌晨一点左右，李宗仁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遗体告别仪式上，周恩来默立好久，才缓缓地说道：“李先生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台儿庄，一是回国，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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