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大師王國維,為何要投水自盡?

白話歷史君


王國維是我非常喜歡的一位詩人,喜歡他的程度超過李白和杜甫。王國維是一個文學造詣和思想境界很高的人,尤其是他提出的人生三境,獨上高樓、為伊不悔、驀然回首,很精妙地為很多人點明燈塔。

王國維的自殺,主要是時代洪流沖垮了他心境的防線。他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詩句,“偶開天眼覷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即便一個人的思想境界再超然,卻也無法真正做到遺世獨立來避開紅塵。

有些人覺得王國維有點“愚忠”,並且像守舊派一樣殉了他心中的國,殉了他心中破碎的夢,就像有的人為了大明朝殉了節,有的人誓死不留辮子一樣,有的人為大清誓死要留辮子。

個人認為我們不可以跳出時代來評斷歷史人物,這樣無疑是隔岸觀燈,王國維的心靈是有文人的純粹性,他對心崇事物有著誓死不放手的倔強。真正的文人不是窮酸的,而是有傲骨的,他們抗打擊能力可能比較脆弱,但是他們為夢想和大義灑熱血卻是最勇敢的一群人。

我覺得文人大致有三類,第一類是仗劍丹青的俠儒,第二類是痴迷於往聖絕學的大師,第三類是道貌岸然的酸儒。王國維屬於第二類,這類人有夢性痴心倔,因為他們都有匠人精神。

像王國維這樣的殉夢而死的文人有很多,比如後來的顧城,海子,三毛等。他們都是為夢而活的人,無論是時代風波還是際遇之厄,都可能會打碎他們那晶瑩剔透的心靈

王國維沒有陳寅恪那樣學踏中西的經歷,自然他很難跳出時代的格局來判斷時代的走向。一座樓讀書著書,一片湖鬱香桃李,一個夢家國情仇。這些都被風暴吹散了,即便新的樓、新的湖、新的國再美,他也不願去重塑心境了。



三魚說


王國維,清朝遺老,國學大儒。1925年,即民國十四年,清華大學籌備國學院,當時能夠和王國維比肩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梁啟超,一個是章太炎,而論國學功底,王國維排第一。清華大學聘任王國維和梁啟超兩個人當教授,章太炎因為和兩人在學術上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斷然拒絕。

後來清華大學聘任陳寅恪和趙元任,王、梁、陳、趙四個人,並稱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

在這裡著重介紹一下王國維,1877年出生於浙江海寧,祖上和追溯到宋朝抗金名將王稟,受封為安化郡王,王國維是血統純正的第三十三世孫。家學源遠流長,加之王國維天資聰穎,年紀輕輕就學貫中西。早年研究哲學、美學、詩詞,精通英文、德文、日文等多國語言,在文學、哲學、史學、美學方面多有建樹。著作等身,其中最為知名的是《人間詞話》,大家不妨找來讀一讀,領略一下民國大師的風采。

1927年,在清華園執教兩年之後,6月2日,王國維一如往常在學校辦公,批閱文件,料理事務,和同事談論國學院下學期招生的事情。隨後離開清華園,還向一個同事借了五元錢,叫了一輛車悶聲不響地去了頤和園的昆明湖畔。抽了一支菸,在湖邊徘徊良久之後,縱身跳進湖中,一代國學大儒,就這樣在湖底的淤泥中窒息而死,時年51歲。

王國維死前,寫下了一句話: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正是這句話,讓王國維的“沉湖自殺”蒙上了一層神秘的悲壯色彩,“經此世變,義無再辱”這八個字怎麼解釋?王國維為什麼要自殺?至今還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個未解之謎。

根據學界推測,以及部分當事人的回憶,人們對“王國維為什麼自殺”這一懸案主要形成了三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也是比較主流的觀點就是“以死殉國”,為了覆滅的清王朝盡愚忠。

王國維是清朝遺老,忠君愛國,以布衣身份充任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的老師,溥儀對他有知遇之恩。1924年,溥儀被馮玉祥驅逐出紫禁城,王國維拖著一根小辮子,頹喪萎頓依然服侍在溥儀的左右。清華要聘任王國維當國學院教授,王國維首先請示於溥儀,得到溥儀的恩准,才敢應聘。

在清華執教兩年,王國維每到春節都要跑到天津去覲見早就遜位的溥儀,感嘆“有君無臣”。王國維骨子裡,是一個非常守舊的人,抱殘守缺,觀念老舊,一肚子忠君之事的老派思想,而且身體力行。

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把皇帝溥儀趕出紫禁城,王國維引以為奇恥大辱,要和羅振玉等一幫清朝遺老約定投金水河殉清,苦於家人阻攔沒有成功。兩年後,國民黨北伐節節勝利,眼看著就要掃蕩黃河,入主京師,湖南湖北一帶的前清遺老被北伐軍抓起來砍了頭,王國維聽說之後驚懼不已。甚至和當時的同事陳寅恪、吳宓等商量逃往國外,陳、吳等人躊躇,王國維就深夜枯坐,常常淚流不已。由此可見王國維對北伐軍的侮辱,骨子裡很畏懼。這就可以解釋那句“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的話了。

自古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兩年前“北京政變”王國維已經被職業軍人馮玉祥“侮辱”了一次,現在又要面臨被國民黨北伐軍“再次侮辱”。驚懼憂慮之中,想到皇帝溥儀的遭遇,以及有君無臣的處境,上不能報君恩,下不能保自我,王國維一介書生,無力迴天,唯有一死。

王國維在死前就已經寫好了遺書,交代家人將書籍藏品等託付給陳寅恪和吳宓處理,可見王國維自殺,是他深思熟慮的結果。

王國維效法屈原殉國盡忠,投湖而死,依然是封建文人忠君之事的做派。

第二種觀點,也是學界比較能接受的觀點就是“以死殉道”,不忍見到中國文化日漸衰微的悲愴結局。

這一觀點是王國維的好友及同事陳寅恪、吳宓等人的主張,與其說是解釋王國維自殺的原因,不如說是對他在中國國學文化上做出的貢獻的一種褒獎。在陳寅恪眼裡,王國維是亦師亦友的人物,國學大儒,興的還是“為長者諱,為尊者諱”的那一套。

其實陳寅恪一開始也認為王國維的死是“殉清”,這樣的愚忠,未免顯得荒唐。清朝早就覆滅了,剩下一個遜帝溥儀,翻不起什麼大浪。陳寅恪留過洋,沒有王國維那一套忠君之事的封建思想,因此在給王國維寫墓誌銘的時候,著意在“以死殉道”上褒揚了王國維一番,算是為他在學界正名,美化了一番。

陳寅恪在輓詞中寫:“凡一種文化,值此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是以靜安先生不得不死,此說一出,時人紛紛讚譽。

王國維之死,乃是為日漸衰微的中華文化殉道,不知比“殉清”高出了多少個層次,這才是國學大儒的襟懷。

話雖然說得好聽,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如果王國維是殉道,是因為文化衰微而自殺,那麼他在當時的最高等的清華學府執教,為傳承中國文化培養人才,豈不是比自殺更有意義?何況文化衰微,和“義無再辱”又有什麼關係?

另外道聽途說的觀點就是死於對現實的驚懼,故友羅振玉逼債,妻妾出軌等。種種猜測,首先來自於末代皇帝溥儀在自傳《我的前半生》那本書中的胡編。

溥儀說王國維早年因為家裡窮困,得到故友羅振玉的不少賑濟,在日本期間,王國維一家人的開銷,幾乎都是來自於羅振玉的資助。後來王國維和羅振玉不和,羅振玉追討舊債,王國維還不上錢,悲憤交加,被逼投湖而死。

王國維的葬禮,是羅振玉主持的,如果羅振玉逼債導致王國維自殺,他有有何面目主持故友的葬禮?溥儀之所以這樣胡編,不過是為了逃避責任。王國維是溥儀的老師,溥儀寫自傳的時候新中國已經成立,溥儀被特赦,早就不是什麼末代皇帝,已經成了一介草民,惶惶不可終日。人家要他解釋一下老師自殺,溥儀能不推脫責任嗎?

餘者如妻妾出軌導致王國維自殺,更是無稽之談。五十而知天命,一代國學大儒,豈能為了兒女情長的事情投湖自盡!?

綜上所述,王國維之所以義無反顧地跳進昆明湖自殺,比較靠譜的推測就是“以死殉國”。他既怕北伐軍打進北京城,將他們一幫前清遺老拉出去砍了頭,又心憂在天津避亂的主子溥儀皇帝被北伐軍抓住,凌辱一番。皇帝受辱,做臣子的還有什麼顏面活下去?

所以王國維驚懼之中,寫下了“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轉身就跳進了昆明湖,兩分鐘之後氣絕身亡。

一代國學大師,就此告別紅塵,告別了那個充滿血腥、苦痛和悲傷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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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6月2日,王國維自沉於頤和園的昆明湖中,人們發現王留下一張紙條,內容是: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我死後當草草棺殮,即行蒿葬於清華塋地。



[王國維]

這隻言片語之間,給後人留下了太多遐想的空間和餘地,一時之間,關於靜安先生自殺原因的說法層出不窮。主要下面幾種說法:

一、為“愚忠殉清”而自殺。

持此說法的是王國維的親家兼亦師亦友的羅正玉,因為王國維曾經被清朝最後一位皇帝溥儀授予南書房行走一職,王個人對溥儀有著中國傳統臣子對君王的愚忠。

二、因人“逼債”而自殺。

這是溥儀皇帝的觀點,他在《我的前半生》這本書裡道出王國維在日求學期間受羅振玉資助頗多,後來羅竟然向王行起“逼債”來,王於是自沉於昆明湖。因為溥儀的特殊地位,後世很多人對其說深以為然。


[一代考古學家、文字學家—羅振玉]

三、因“驚懼”而自殺。

1927年,時值王國維自殺之年,亦是國民政府軍北伐的之年,聽聞北伐軍已經打到了河南,即將北渡黃河,進攻華北,而又聽聞兩湖學者葉德輝、王葆心等一代名儒竟然被北伐軍抓起來砍了頭,王氏驚恐,認為自己亦將為國民政府所不容,遂動自殺之念頭。

四、因“妻妾出軌受辱”而自殺。

史家商承祚認為王國維妻妾有外遇,王不堪其辱,遂自殺。

五、“尸諫”溥儀東渡日本渡難。

六、為“文化殉節”而自殺。

持此觀點的正是王國維的好友著名學者陳寅恪,陳在《王觀堂先生挽辭並序》的挽辭中有一段這樣說道:

凡一種文化,值此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又說:

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鉅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至於流俗恩怨榮辱委瑣齷齪之說,皆不足置辯,故亦不之及雲。

陳寅恪的這個論調一出,立即得到許多人的認可,這些人中就包括王國維亦師亦友的羅振玉。



[青年時期之陳寅恪]

以陳與王之同事日久,交情既深,其說應更接近事實真相。


國學先鋒官


王國維遺書裡面指定有陳寅恪收藏自己的書,可見兩人私交甚篤。所以陳寅恪的看法應該有代表性。

陳寅恪在一次演講中提到:我認為王國維之死,不關與羅振玉之恩怨,不關滿清之滅亡,其一死乃以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

那這裡獨立自由的意志是什麼意思呢?本人剛開始看到這裡也是懵逼的,太抽象了,果然是民國的名流,說話太深奧。

我自己想了下何為思想自由。

王國維當年要學歷沒學歷要文憑沒文憑,但是他是真的牛逼,年紀輕輕寫出人間詞話,學術界開始推崇他。後來他又完成宋元戲曲考,還有殷周制度論,聲名鵲起。可見他涉獵多,天賦高,涉獵多的人一般是思想自由的。

後來新文化運動開始,北大請他去教書,三請四請就是不去,各種推脫,為何?北大是新文化運動之主陣地,先生不喜歡新文化運動唄。

再後來,落魄的溥儀讓他去當南書房行走,就是個末代皇帝的秘書,他居然立馬答應了。為何?為何?

因為先生是傳統中國人啊,他喜歡的是中國傳統文化,你看看他的著作,都是中國傳統文化方面的著作。先生喜歡自由,南書房行走這個職位不用定期教課,不用朝九晚五那樣上班,皇帝秘書嘛,閒散時間多,當然就可以搞自己喜歡的東西了,沒人任何人擾亂你,干擾你,強迫你。

再後來皇帝狼狽退位,先生也狼狽失業了,溥儀被趕出紫禁城,先生也覺得受了奇恥大辱,看到軍閥們對自己的主人吆五喝六,心疼,斯文掃地啊。不過這時清華來請先生,先生又有了工作。清華風氣開放自由,雖說有很多海龜教授,但是不做作不崇洋,先生在國學院可以教說文,尚書,過了幾年舒心的日子,不過也更加洞悉了中國正在發生的鉅變,他覺得有些重要的東西回不來了。

所以1927年6月的一個早晨,他選擇了從容赴死。先生既然預知中國文化不能再繼續發揚光大,就決定了去死。

今天看來,民國時代確實是中國文化的分層線。先生死得其所。


明史林泉


王國維是中國近代學術界的大家,被譽為“中國近三百年來學術的結束人,及最近八十年來學術的開創者”

特別是那部《人間詞話》,其人生之三種境界被許多人奉為經典。然而在1927年6月2日,一代大家王國維,卻在頤和園昆明湖中投湖自盡。

“王於二日早晨驅車至頣和園、付車資四角、卽購門劵入園、洋車夫度其必返清華園、停車門外候之、王之園步至魚藻軒、為時甚早、殊少遊人、惟一園丁打掃得道而已......少頃湖水激起有聲、回視則老者落水、急喊救人、群集赴援、不及一二分鐘、即行救上、然五官為泥所塞、早已嚥氣矣、魚藻軒前湖水甚淺、上為細泥浮藻、王投入、倒插水中。”——《申報》

而學界對他選擇投水自盡的原因,一直以來都是爭論不斷,眾說紛紜之中,“殉清”說最為流行,也最為可信。

近代以來,列強叩關,西學東傳,中國無數的知識分子或投入、或被裹挾到這場思想的浪潮當中,王國維也是其中之一。他不是一個革命黨人,他沒有“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信念,他也不是一個布爾什維克,堅信“明日的寰宇必是赤旗的天下”。

他是一個略顯保守與本分的知識分子,在西學成為潮流的大背景下,他仍然穿著傳統的衣服,過著不那麼“摩登”的生活。

這與他的身份不無關係,他在晚清時期考取秀才,並在皇帝手下謀了個差事,還被破格提拔,可以說,“末代皇帝”溥儀對他有著知遇之恩,正所謂“屁股決定腦袋”,做了大清的臣子,也就要對大清盡心盡力,也難怪別人稱他為“前清遺老”。

他是個改良主義者,他可以被歸為康梁之黨,與其說他是對君主立憲充滿熱情,不如說他對這個王朝滿懷忠心。辛亥年之後,王國維老先生帶著一大家子去了日本,也算是“流亡”。

總的來說,王國維對晚清還是抱有忠誠之心的,他雖然接觸了西方的諸多學問,骨子裡卻是個中國文人。而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風骨,就是“一死為君王”。王國維之所以選擇在大廈既傾之際,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從其身份和思想來看,也是有其邏輯淵源的。王國維的死之所以顯得蹊蹺。

許多人傳言,說他死前絲毫沒有準備跡象,這其實是不準確的,在1924年的時候,大軍閥馮玉祥在北京發動政變,隨後,攝政內閣頒佈了《修正清室優待條件》,廢除了帝號,並將溥儀等前清皇室成員驅逐出了紫禁城。

當時馮玉祥和一種晚清遺老就打算集體“殉國”,所幸被家人阻止。而人們常說的,王國維在死前並沒有表現出異常,這其實也很好理解,他是帶著知識分子的尊嚴離開的,他堅信自己的理念與思想,且他要“殉道”的對象是他一心效忠的帝王與帝國,如何能不體面恭敬地對待?

陳寅恪評價他說:“一絲從容殉大倫”,總這一評價當中也能窺見王國維的死因,與所謂“大倫”不無關係,而這大倫,或許指的是對清朝的君臣之倫,也可能是他和中國傳統的文化之倫。

再看王國維本人的遺書,第一句話就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所謂“世變”或許是說北京政變,或許是說整個清帝國的傾覆,這或許也是促使王國維選擇自殺的原因之一。

而且,在王國維自殺當天,他還給溥儀寫過一封書信,以表達他對帝王社稷的忠心和無能為力的痛苦。

究其根本,他對於清朝與清帝的一片忠心,最終使他在晚清這座危樓轟然倒塌時選擇做他的殉道者。


白話歷史君


王國維自殺原因有很多。筆者認為有一下幾點:

1.滿清遺老。王國維作為一代國學大師,學貫中西,博古通今。就連當時的fuyi請他吃飯時,由於王國維的眼睛高度近視看不清東西,fuyi還親自給他加菜,大清亡了之後,其覺著自己屬於前清遺老,遂殉國了。

2.兒媳被親家接走。王國維的大兒子死後,其親家覺著不能讓兒媳再留在王家,遂接走。王國維曾在一次痛聲說到,我連兒媳都養不起嗎?!想起其做的一首詩,最是人間留不住,朱顏辭鏡花辭樹。


目見連


從容

關於王國維的死,趙萬里的《王靜安先生年譜》有如下記載:

“五月初二日夜, 閱試卷畢, 草遺書懷之。是夜熟眠如常。翌晨,盥洗飲食, 赴研究院視事亦如常。忽於友人處假銀餅五枚, 獨行出校門, 僱車至頤和園。步行至排雲軒西魚藻軒前, 臨流獨立, 盡紙菸一支, 園丁曾見之, 忽聞有落水聲, 爭往援起, 不及二分鐘已氣絕矣, 時正巳正也。”

據此可見,靜安先生之死,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從容而絕。而其時,也並未有任何突發事件的指向。所以,他並非死於某個具體的時事,而是對瀰漫在其周圍的文化氣氛的絕望。也正因如此,這種不易被人說清道明的死因,使靜安之死成為文化史上的著名公案,延伸出來諸多“蠅營狗苟”的假設。

假說

目前王國維死因說法不下十幾種,比較典型的有:“殉清說”、“逼債說”、“羅王失和說”、“長子逝世說”、“憂懼革命說”、“梁啟超排擠說”等等。私以為,“逼債”一說,只是無聊的坊間傳聞。“憂懼革命”,則是其時新黨對舊時文人的傲慢與偏見。而最為“主流”的“殉清”說,懂靜安先生之人,當不會提。

還是顧頡剛先生說的中肯:

“他拿了中華民國的俸給已有五六年了, 他已經不能說是一個‘西山采薇蕨’的遺民了。”

事實上, 靜安先生一面不屑新黨之狂稚, 一面痛責清廷之愚腐, 喻之以“魚爛而亡”。自日本歸國後, 雖任舊朝南書房行走, 亦接受了清華大學的教職。所以,以政治臉譜化的識人方式,又怎能讀懂複雜的文人內心?

至於其他,不值一辯。

魚藻

靜安先生,自沉於魚藻軒前。據金梁先生回憶,靜安投湖三日前,曾對他說:

“今日干淨土, 唯此一灣水耳”

故金梁先生認為,靜安擇魚藻軒投湖,“似有深意”。

《詩》曰:“魚在在藻, 有頒其首。王在在鎬, 豈樂飲酒。”此憂王居之不安也。

《逸詩》曰:“魚在在藻, 厥志在餌。鮮民之生矣, 不如死之久矣。”此憂世變之日亟也。

細想之下,前憂王居之不安,後憂世變之日亟,確是處於晚清與民國夾縫中的靜安先生一生文化底色的真實寫照。

保守

英國文豪阿諾德,有一句著名的詩:

徘徊於兩個世界之間, 一個死了/一個尚無力誕生

陳寅恪與吳宓二位先生,都是飽讀西洋墨水的新派文人,卻與靜安引為知己。他們親身經歷了靜安先生的阿諾德式煩惱:在上次世紀交匯的短短几十年裡,文化保守主義者們,既回不到傳統而被過去拋棄, 又融不入時代而被未來拒斥。所以,當陳寅恪先生提出靜安先生是“殉文化”時,有人認為這只是“殉清”的矯情演義,執拗的繼續自己臉譜化的解讀,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保守”。

自沉

提起靜安先生,總會不由得想起屈原。他們一個在傳統文化之源,一個在傳統文化之末,為“文人”二字,畫上了一個水淋淋的閉環。

迪爾凱姆在其《自殺論》中,認為自殺是社會進化的必要環節, 只有以死亡的終極存在來達到或者捍衛一些比生命更重要的價值。而故意染上艾滋病以體驗死亡滋味的福柯更是直指人心:

自殺不是註銷世界或我自己的一條途徑, 而是重新發現我在其中為自己創造世界的那最初時刻的一條途徑。

於是,靜安與屈原,最終都選擇了那輕輕一躍,在盪漾的波心,激起沉重的漣漪。

他們像兩座界碑,一前一後,框住了中國傳統文人的精神,標定了只屬於他們的精神走向。


文眼豆子


說起王國維,我們對其印象深刻的應該是他的《人間詞話》,王國維在《人間詞話》裡談到了治學經驗,三境界廣為傳頌。其文學造詣令人欽佩,可沒成想會選擇自殺。我們常人面對死亡都難以平靜,更何況是自殺。王國維選擇自殺,這也是需要極大的勇氣的,可見其心理防線的崩潰。這與他生活背景,人生經歷等息息相關。

首先,我們先簡單瞭解一下他的生平。王國維,字靜安,也稱靜安先生,是中國近現代相交時期一位享有國際聲譽的著名學者。早年追求新學,接受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的影響,把西方哲學,美學思想與中國古典哲學,美學相結合,研究哲學與美學,形成了獨特的美學思想體系,繼而攻詞曲戲劇,後又治史學,古文學,考古學,其成就卓越,均有很深的造詣和創新,為我國文化寶庫留下了博大的學術遺產。

王國維出生於清末年間,世代書香。後經歷甲午中日戰爭,戊戌變法等,王國維深感不平,感嘆時事,卻又無能為力。大量西方文化的湧入,王國維產生了追求新學的強烈願望,上海求學,日本留學,後有僑居日本,在此期間也完成了他的諸多學術成果。

說起王國維的死因,至今都無定論。我們只能是個人意見,個人推斷。本人拙見,更多的原因是憂國憂民而死,絕望於清王朝的覆滅,而文人多寂寞,陪伴他的除了那些經史著作,別無他物。經歷國家鉅變,更多的是失望無助,所以也死的從容,在頤和園的魚藻軒靜靜地抽完了人生中最後一根菸,然後義無反顧的頭朝下扎入水中,就此了結了自己。這也許是一種解脫,世事變遷,才子隕落,後世敬仰!

所以王國維的學術成就,國學造詣,以及文人氣節都是我們敬仰的楷模。




煙雨梨花淚


關於王國維自沉昆明湖的原因,坊間一直流傳著不同的說法,現將最流行的說法列舉一二:

其一、王國維殉清說。王國維是滿清的遺臣,雖然其學術思想融貫中西,但其政治思想還是相對保守的。其在是否就任清華園國學院導師這件事情上,曾多次跑到天津“津園”小朝廷向遜帝溥儀請旨,即便日後職教清華園,他也每年春節都要到天津覲見“皇上”,可見其思想的保守。1927年5月,蔣介石領導的北伐軍勢如破竹,飲馬黃河,即將掃蕩河北,入主京師。王國維聽到這個消息後甚為惶恐,認為自己必定不能被國民黨所容,每天都生活在驚恐之中。有人曾勸說王國維離開,但他始終躊躇不定,只是終日坐在家裡流淚。1927年6月2日,一代國學大師在混明湖畔投湖自盡,告別了這滾滾紅塵。

其二、王國維死於被親友逼債。王國維早年窮困的時候,曾經得到過親家兼師友羅振玉的資助。後來,遜帝溥儀委託王國維賣一些字畫,這事兒被羅振玉知道後就把字畫從王氏手中要了過去,說是可以代賣。隨後,羅振玉扣留了賣字畫所得所有款項,王國維向其討要,羅氏卻同他算起舊賬,說早年的欠款還為還清云云,並讓王補足。王國維要不出錢來,對“皇帝”溥儀無法答覆,一氣之下投湖自殺了。

其三、“文化殉節”說。史學大師陳寅恪,對於王國維之死有過這樣一段話:“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現此文化之量程愈宏,則其所受之痛苦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處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也就是說國學大師王國維,看到中華文化的衰落痛心疾首。他內心的悲傷與痛苦無以排解,只能一死以求心安。

和王、陳二人同時代的另一國學大師梁啟超,對王國維之死也持“文化殉節”說,想來,王氏之死,多半是於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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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蟬歷史


王國維的一生,他的精神世界和人生際遇充滿了矛盾。個人和家庭、精神和肉體、新學和舊學、理性和情感、學術和政治、道德準則和社會變遷、追求學術獨立和經濟上不得不依附於他人,一系列個人生命的矛盾,使他成為一個戲劇性地矛盾交織、去留兩難的人物。

我覺得,對於王國維之死給予最正確解釋的,是他的同事、同是清華四大國學導師之一的陳寅恪。在王國維死後,陳寅恪寫了非常著名的一首長詩,叫《王觀堂先生輓詞》,回顧了王國維一生的際遇和學術成就,在這個輓詞的前面,有一個不長但是也不算短的序。其中指出,當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這種文化所化之人,會感到非常痛苦。當這種痛苦達到無法解脫的時候,他只有以一死來解脫自己的苦痛。陳寅恪認為這就是王國維的死因,王國維的自沉,是殉我國固有文化,而非殉清。這篇長序,闡述了陳寅恪的文化觀點及王國維之死因,不僅對王國維之選擇赴死給以文化意義上的正解,同時也是解開二十世紀中國文化與社會變遷謎團的一把鑰匙。

十七年家國久魂銷,猶餘剩水殘山,留與累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籤新手觸,待檢玄文奇字,謬承遺命倍傷神。

這是陳寅恪為王國維撰寫的輓聯。上聯寫王國維1911年辛亥革命以來的處境,剩水殘山,形容亡國後的或經過變亂後的土地景物,透過此山河殘破,魂飛魄散,似乎可以理解王國維最後之終局。下聯說到王國維遺囑中“書籍可託陳(寅恪)吳(宓)二先生處理”之事。以學術書籍交付陳吳二人,無異於王國維的文化託命,反映出三個人之間相交之深。陳寅恪痛承好友遺命,倍感傷神。

新文化運動後,科學主義日漸深入人心,加之國家內外交困的形勢,中國的大學遂走上了科學與實利之路。在此洪流中的特例,是1925年成立的清華國學研究院。與流行的學術分科方式不同,清華國學院的專業分工並不細緻,保持了傳統“國學”的統包性,導師如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都是通人。國學院兼採中國古代書院和英國牛津、劍橋書院制,強調導師對學生學問及人格整體的照顧及引導,學生入學時必須行拜師禮,迥異於後來只重學術研究和職稱評比、不重導師功能的風氣。簡直是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一股清流。

當時就讀於清華國學院的學生藍文徵回憶:

各位先生傳業態度的莊嚴懇摯,諸同學問道心志的誠敬殷切,穆然有鵝湖、鹿洞遺風。每當春秋佳日,隨侍諸師,徜徉湖山,俯仰吟嘯,無限春風舞雩之樂。院中都以學問道義相期。故師弟之間,恩若骨肉;同門之誼,親如手足。

可清華國學院只存在了4年,便因王國維和梁啟超的相繼去世而停辦了。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如此有理想的教育,在也沒有走出多遠。但清華國學院的4年,與蔡元培主政北京大學的4年一樣,對中國二十世紀教育史影響深遠。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稱,古今凡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三種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裡尋她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其實今天重讀,如同詩讖般驚心。“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西樓,望盡天涯路”。“西風”就是秋風,“凋碧樹”,風把綠色的樹葉全部吹走了,所以變成了枯樹。一個人走到向西的樓上,“望盡天涯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深知身在情長在,領悟到只要自己的肉體存在,大概情感也就永遠存在,對於這種情感是沒有辦法完全捨得的。對於美,對於自己所耽溺的這些事物,永遠沒有辦法拋棄掉。最後,那個尋尋覓覓、驀然回首的姿態,其實是一個賈寶玉式“懸崖撒手”的姿態,中國文化的理想,明滅在燈火闌珊處,他返身投奔的姿態,如此的決絕。可見,王國維內心的壓抑與苦悶由來已久,在文化轉型期,徘徊新舊之間,中國人對於中國人的文化沒有信心。「國故」不再,國將不國。生活在一個不待見自己傳統文化的社會中,王國維經此世變,深感奇辱,願做一個警醒中國人的殉道者,效屈原之自沉汨羅。

自古以來,目睹政事之“迴天無力”而“旋乞歸鄉”,幾乎已成為“為臣之道”的傳統。在清末民初蕪雜的政局之下,士人大多不是遁往“山林”,或“山林”的象徵——故鄉,而是或依舊滯留京都,或輾轉青島、天津或上海的租界,掙得“世外”轉圜的餘地。去留之際,隱匿著個人與家國政治的離合。王國維曾為友作輓聯,曰:“問君胡不歸?赤縣竟無干淨土。”巨大的革命風潮的席捲,則相當於寸寸“王土”的淪喪。這樣,原本足以容身的“家鄉”,此時也被目為“汙濁”之地而“有鄉不得歸”。王國維在《疆村校詞圖序》中嘆言:“夫有鄉而不得歸者,今日士大夫之所同也。”此處的“歸鄉”,不僅是地理概念上的,更是精神文化意義上的。那種中國文化理想所呈現的,煙水迷離之致、低徊要眇之情,那種山川、風雨、花鳥外不得已的心情懷抱,那種芬芳悱惻的心靈,已經越來越冉冉遠去了——王國維早就說出了近世以來中國士人的宿命。無鄉可返的王國維,最後只有在殘山剩水之中,燈火闌珊之處,帶著一個理想主義者的百年孤獨,四海無人,奇哀遺恨,為中國文化招魂返魅,與那個不斷破毀之中的文化精神,共命而同盡。這就是王國維的文化選擇,不顧世俗實利,跳出俗諦桎梏,以一死而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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