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历史君

王国维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诗人，喜欢他的程度超过李白和杜甫。王国维是一个文学造诣和思想境界很高的人，尤其是他提出的人生三境，独上高楼、为伊不悔、蓦然回首，很精妙地为很多人点明灯塔。

王国维的自杀，主要是时代洪流冲垮了他心境的防线。他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诗句，“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即便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再超然，却也无法真正做到遗世独立来避开红尘。

有些人觉得王国维有点“愚忠”，并且像守旧派一样殉了他心中的国，殉了他心中破碎的梦，就像有的人为了大明朝殉了节，有的人誓死不留辫子一样，有的人为大清誓死要留辫子。

个人认为我们不可以跳出时代来评断历史人物，这样无疑是隔岸观灯，王国维的心灵是有文人的纯粹性，他对心崇事物有着誓死不放手的倔强。真正的文人不是穷酸的，而是有傲骨的，他们抗打击能力可能比较脆弱，但是他们为梦想和大义洒热血却是最勇敢的一群人。

我觉得文人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是仗剑丹青的侠儒，第二类是痴迷于往圣绝学的大师，第三类是道貌岸然的酸儒。王国维属于第二类，这类人有梦性痴心倔，因为他们都有匠人精神。

像王国维这样的殉梦而死的文人有很多，比如后来的顾城，海子，三毛等。他们都是为梦而活的人，无论是时代风波还是际遇之厄，都可能会打碎他们那晶莹剔透的心灵

王国维没有陈寅恪那样学踏中西的经历，自然他很难跳出时代的格局来判断时代的走向。一座楼读书著书，一片湖郁香桃李，一个梦家国情仇。这些都被风暴吹散了，即便新的楼、新的湖、新的国再美，他也不愿去重塑心境了。

三鱼说

王国维，清朝遗老，国学大儒。1925年，即民国十四年，清华大学筹备国学院，当时能够和王国维比肩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梁启超，一个是章太炎，而论国学功底，王国维排第一。清华大学聘任王国维和梁启超两个人当教授，章太炎因为和两人在学术上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断然拒绝。

后来清华大学聘任陈寅恪和赵元任，王、梁、陈、赵四个人，并称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

在这里着重介绍一下王国维，187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祖上和追溯到宋朝抗金名将王禀，受封为安化郡王，王国维是血统纯正的第三十三世孙。家学源远流长，加之王国维天资聪颖，年纪轻轻就学贯中西。早年研究哲学、美学、诗词，精通英文、德文、日文等多国语言，在文学、哲学、史学、美学方面多有建树。著作等身，其中最为知名的是《人间词话》，大家不妨找来读一读，领略一下民国大师的风采。

1927年，在清华园执教两年之后，6月2日，王国维一如往常在学校办公，批阅文件，料理事务，和同事谈论国学院下学期招生的事情。随后离开清华园，还向一个同事借了五元钱，叫了一辆车闷声不响地去了颐和园的昆明湖畔。抽了一支烟，在湖边徘徊良久之后，纵身跳进湖中，一代国学大儒，就这样在湖底的淤泥中窒息而死，时年51岁。

王国维死前，写下了一句话：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正是这句话，让王国维的“沉湖自杀”蒙上了一层神秘的悲壮色彩，“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八个字怎么解释？王国维为什么要自杀？至今还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

根据学界推测，以及部分当事人的回忆，人们对“王国维为什么自杀”这一悬案主要形成了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也是比较主流的观点就是“以死殉国”，为了覆灭的清王朝尽愚忠。

王国维是清朝遗老，忠君爱国，以布衣身份充任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溥仪对他有知遇之恩。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王国维拖着一根小辫子，颓丧萎顿依然服侍在溥仪的左右。清华要聘任王国维当国学院教授，王国维首先请示于溥仪，得到溥仪的恩准，才敢应聘。

在清华执教两年，王国维每到春节都要跑到天津去觐见早就逊位的溥仪，感叹“有君无臣”。王国维骨子里，是一个非常守旧的人，抱残守缺，观念老旧，一肚子忠君之事的老派思想，而且身体力行。

所以王国维惊惧之中，写下了“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转身就跳进了昆明湖，两分钟之后气绝身亡。

一代国学大师，就此告别红尘，告别了那个充满血腥、苦痛和悲伤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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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书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的昆明湖中，人们发现王留下一张纸条，内容是: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蒿葬于清华茔地。

[王国维]

这只言片语之间，给后人留下了太多遐想的空间和余地，一时之间，关于静安先生自杀原因的说法层出不穷。主要下面几种说法:

一、为“愚忠殉清”而自杀。

持此说法的是王国维的亲家兼亦师亦友的罗正玉，因为王国维曾经被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授予南书房行走一职，王个人对溥仪有着中国传统臣子对君王的愚忠。

二、因人“逼债”而自杀。

这是溥仪皇帝的观点，他在《我的前半生》这本书里道出王国维在日求学期间受罗振玉资助颇多，后来罗竟然向王行起“逼债”来，王于是自沉于昆明湖。因为溥仪的特殊地位，后世很多人对其说深以为然。

[一代考古学家、文字学家—罗振玉]

三、因“惊惧”而自杀。

1927年，时值王国维自杀之年，亦是国民政府军北伐的之年，听闻北伐军已经打到了河南，即将北渡黄河，进攻华北，而又听闻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等一代名儒竟然被北伐军抓起来砍了头，王氏惊恐，认为自己亦将为国民政府所不容，遂动自杀之念头。

四、因“妻妾出轨受辱”而自杀。

史家商承祚认为王国维妻妾有外遇，王不堪其辱，遂自杀。

五、“尸谏”溥仪东渡日本渡难。

六、为“文化殉节”而自杀。

持此观点的正是王国维的好友著名学者陈寅恪，陈在《王观堂先生挽辞并序》的挽辞中有一段这样说道:

凡一种文化，值此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又说:

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辩，故亦不之及云。

陈寅恪的这个论调一出，立即得到许多人的认可，这些人中就包括王国维亦师亦友的罗振玉。

[青年时期之陈寅恪]

以陈与王之同事日久，交情既深，其说应更接近事实真相。

国学先锋官

王国维遗书里面指定有陈寅恪收藏自己的书，可见两人私交甚笃。所以陈寅恪的看法应该有代表性。

陈寅恪在一次演讲中提到: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

那这里独立自由的意志是什么意思呢？本人刚开始看到这里也是懵逼的，太抽象了，果然是民国的名流，说话太深奥。

我自己想了下何为思想自由。

王国维当年要学历没学历要文凭没文凭，但是他是真的牛逼，年纪轻轻写出人间词话，学术界开始推崇他。后来他又完成宋元戏曲考，还有殷周制度论，声名鹊起。可见他涉猎多，天赋高，涉猎多的人一般是思想自由的。

后来新文化运动开始，北大请他去教书，三请四请就是不去，各种推脱，为何？北大是新文化运动之主阵地，先生不喜欢新文化运动呗。

再后来，落魄的溥仪让他去当南书房行走，就是个末代皇帝的秘书，他居然立马答应了。为何？为何？

因为先生是传统中国人啊，他喜欢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你看看他的著作，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著作。先生喜欢自由，南书房行走这个职位不用定期教课，不用朝九晚五那样上班，皇帝秘书嘛，闲散时间多，当然就可以搞自己喜欢的东西了，没人任何人扰乱你，干扰你，强迫你。

再后来皇帝狼狈退位，先生也狼狈失业了，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先生也觉得受了奇耻大辱，看到军阀们对自己的主人吆五喝六，心疼，斯文扫地啊。不过这时清华来请先生，先生又有了工作。清华风气开放自由，虽说有很多海龟教授，但是不做作不崇洋，先生在国学院可以教说文，尚书，过了几年舒心的日子，不过也更加洞悉了中国正在发生的巨变，他觉得有些重要的东西回不来了。

所以1927年6月的一个早晨，他选择了从容赴死。先生既然预知中国文化不能再继续发扬光大，就决定了去死。

今天看来，民国时代确实是中国文化的分层线。先生死得其所。

明史林泉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学术界的大家，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及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特别是那部《人间词话》，其人生之三种境界被许多人奉为经典。然而在1927年6月2日，一代大家王国维，却在颐和园昆明湖中投湖自尽。

“王於二日早晨驅車至頣和園、付車資四角、卽購門劵入園、洋車夫度其必返清華園、停車門外候之、王之園步至魚藻軒、爲時甚早、殊少游人、惟一園丁打掃得道而已......少頃湖水激起有聲、回視則老者落水、急喊救人、羣集赴援、不及一二分鐘、即行救上、然五官爲泥所塞、早已嚥氣矣、魚藻軒前湖水甚淺、上爲細泥浮藻、王投入、倒插水中。”——《申报》

而学界对他选择投水自尽的原因，一直以来都是争论不断，众说纷纭之中，“殉清”说最为流行，也最为可信。

近代以来，列强叩关，西学东传，中国无数的知识分子或投入、或被裹挟到这场思想的浪潮当中，王国维也是其中之一。他不是一个革命党人，他没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信念，他也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坚信“明日的寰宇必是赤旗的天下”。

他是一个略显保守与本分的知识分子，在西学成为潮流的大背景下，他仍然穿着传统的衣服，过着不那么“摩登”的生活。

这与他的身份不无关系，他在晚清时期考取秀才，并在皇帝手下谋了个差事，还被破格提拔，可以说，“末代皇帝”溥仪对他有着知遇之恩，正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做了大清的臣子，也就要对大清尽心尽力，也难怪别人称他为“前清遗老”。

他是个改良主义者，他可以被归为康梁之党，与其说他是对君主立宪充满热情，不如说他对这个王朝满怀忠心。辛亥年之后，王国维老先生带着一大家子去了日本，也算是“流亡”。

总的来说，王国维对晚清还是抱有忠诚之心的，他虽然接触了西方的诸多学问，骨子里却是个中国文人。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就是“一死为君王”。王国维之所以选择在大厦既倾之际，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从其身份和思想来看，也是有其逻辑渊源的。王国维的死之所以显得蹊跷。

许多人传言，说他死前丝毫没有准备迹象，这其实是不准确的，在1924年的时候，大军阀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随后，摄政内阁颁布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废除了帝号，并将溥仪等前清皇室成员驱逐出了紫禁城。

当时冯玉祥和一种晚清遗老就打算集体“殉国”，所幸被家人阻止。而人们常说的，王国维在死前并没有表现出异常，这其实也很好理解，他是带着知识分子的尊严离开的，他坚信自己的理念与思想，且他要“殉道”的对象是他一心效忠的帝王与帝国，如何能不体面恭敬地对待？

陈寅恪评价他说：“一丝从容殉大伦”，总这一评价当中也能窥见王国维的死因，与所谓“大伦”不无关系，而这大伦，或许指的是对清朝的君臣之伦，也可能是他和中国传统的文化之伦。

再看王国维本人的遗书，第一句话就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所谓“世变”或许是说北京政变，或许是说整个清帝国的倾覆，这或许也是促使王国维选择自杀的原因之一。

而且，在王国维自杀当天，他还给溥仪写过一封书信，以表达他对帝王社稷的忠心和无能为力的痛苦。

究其根本，他对于清朝与清帝的一片忠心，最终使他在晚清这座危楼轰然倒塌时选择做他的殉道者。

白话历史君

王国维自杀原因有很多。笔者认为有一下几点:

1.满清遗老。王国维作为一代国学大师，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就连当时的fuyi请他吃饭时，由于王国维的眼睛高度近视看不清东西，fuyi还亲自给他加菜，大清亡了之后，其觉着自己属于前清遗老，遂殉国了。

2.儿媳被亲家接走。王国维的大儿子死后，其亲家觉着不能让儿媳再留在王家，遂接走。王国维曾在一次痛声说到，我连儿媳都养不起吗？！想起其做的一首诗，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目见连

从容

关于王国维的死，赵万里的《王静安先生年谱》有如下记载:

“五月初二日夜, 阅试卷毕, 草遗书怀之。是夜熟眠如常。翌晨，盥洗饮食, 赴研究院视事亦如常。忽于友人处假银饼五枚, 独行出校门, 雇车至颐和园。步行至排云轩西鱼藻轩前, 临流独立, 尽纸烟一支, 园丁曾见之, 忽闻有落水声, 争往援起, 不及二分钟已气绝矣, 时正巳正也。”

据此可见，静安先生之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从容而绝。而其时，也并未有任何突发事件的指向。所以，他并非死于某个具体的时事，而是对弥漫在其周围的文化气氛的绝望。也正因如此，这种不易被人说清道明的死因，使静安之死成为文化史上的著名公案，延伸出来诸多“蝇营狗苟”的假设。

假说

目前王国维死因说法不下十几种，比较典型的有：“殉清说”、“逼债说”、“罗王失和说”、“长子逝世说”、“忧惧革命说”、“梁启超排挤说”等等。私以为，“逼债”一说，只是无聊的坊间传闻。“忧惧革命”，则是其时新党对旧时文人的傲慢与偏见。而最为“主流”的“殉清”说，懂静安先生之人，当不会提。

还是顾颉刚先生说的中肯：

“他拿了中华民国的俸给已有五六年了, 他已经不能说是一个‘西山采薇蕨’的遗民了。”

事实上, 静安先生一面不屑新党之狂稚, 一面痛责清廷之愚腐, 喻之以“鱼烂而亡”。自日本归国后, 虽任旧朝南书房行走, 亦接受了清华大学的教职。所以，以政治脸谱化的识人方式，又怎能读懂复杂的文人内心？

至于其他，不值一辩。

鱼藻

静安先生，自沉于鱼藻轩前。据金梁先生回忆，静安投湖三日前，曾对他说：

“今日干净土, 唯此一湾水耳”

故金梁先生认为，静安择鱼藻轩投湖，“似有深意”。

《诗》曰:“鱼在在藻, 有颁其首。王在在镐, 岂乐饮酒。”此忧王居之不安也。

《逸诗》曰:“鱼在在藻, 厥志在饵。鲜民之生矣, 不如死之久矣。”此忧世变之日亟也。

细想之下，前忧王居之不安，后忧世变之日亟，确是处于晚清与民国夹缝中的静安先生一生文化底色的真实写照。

保守

英国文豪阿诺德，有一句著名的诗：

徘徊于两个世界之间, 一个死了/一个尚无力诞生

陈寅恪与吴宓二位先生，都是饱读西洋墨水的新派文人，却与静安引为知己。他们亲身经历了静安先生的阿诺德式烦恼：在上次世纪交汇的短短几十年里，文化保守主义者们，既回不到传统而被过去抛弃, 又融不入时代而被未来拒斥。所以，当陈寅恪先生提出静安先生是“殉文化”时，有人认为这只是“殉清”的矫情演义，执拗的继续自己脸谱化的解读，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保守”。

自沉

提起静安先生，总会不由得想起屈原。他们一个在传统文化之源，一个在传统文化之末，为“文人”二字，画上了一个水淋淋的闭环。

迪尔凯姆在其《自杀论》中，认为自杀是社会进化的必要环节, 只有以死亡的终极存在来达到或者捍卫一些比生命更重要的价值。而故意染上艾滋病以体验死亡滋味的福柯更是直指人心：

自杀不是注销世界或我自己的一条途径, 而是重新发现我在其中为自己创造世界的那最初时刻的一条途径。

于是，静安与屈原，最终都选择了那轻轻一跃，在荡漾的波心，激起沉重的涟漪。

他们像两座界碑，一前一后，框住了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标定了只属于他们的精神走向。

文眼豆子

说起王国维，我们对其印象深刻的应该是他的《人间词话》，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谈到了治学经验，三境界广为传颂。其文学造诣令人钦佩，可没成想会选择自杀。我们常人面对死亡都难以平静，更何况是自杀。王国维选择自杀，这也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可见其心理防线的崩溃。这与他生活背景，人生经历等息息相关。

首先，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他的生平。王国维，字静安，也称静安先生，是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结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学，考古学，其成就卓越，均有很深的造诣和创新，为我国文化宝库留下了博大的学术遗产。

王国维出生于清末年间，世代书香。后经历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等，王国维深感不平，感叹时事，却又无能为力。大量西方文化的涌入，王国维产生了追求新学的强烈愿望，上海求学，日本留学，后有侨居日本，在此期间也完成了他的诸多学术成果。

说起王国维的死因，至今都无定论。我们只能是个人意见，个人推断。本人拙见，更多的原因是忧国忧民而死，绝望于清王朝的覆灭，而文人多寂寞，陪伴他的除了那些经史著作，别无他物。经历国家巨变，更多的是失望无助，所以也死的从容，在颐和园的鱼藻轩静静地抽完了人生中最后一根烟，然后义无反顾的头朝下扎入水中，就此了结了自己。这也许是一种解脱，世事变迁，才子陨落，后世敬仰！

所以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国学造诣，以及文人气节都是我们敬仰的楷模。

烟雨梨花泪

关于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原因，坊间一直流传着不同的说法，现将最流行的说法列举一二：

其一、王国维殉清说。王国维是满清的遗臣，虽然其学术思想融贯中西，但其政治思想还是相对保守的。其在是否就任清华园国学院导师这件事情上，曾多次跑到天津“津园”小朝廷向逊帝溥仪请旨，即便日后职教清华园，他也每年春节都要到天津觐见“皇上”，可见其思想的保守。1927年5月，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军势如破竹，饮马黄河，即将扫荡河北，入主京师。王国维听到这个消息后甚为惶恐，认为自己必定不能被国民党所容，每天都生活在惊恐之中。有人曾劝说王国维离开，但他始终踌躇不定，只是终日坐在家里流泪。1927年6月2日，一代国学大师在混明湖畔投湖自尽，告别了这滚滚红尘。

其二、王国维死于被亲友逼债。王国维早年穷困的时候，曾经得到过亲家兼师友罗振玉的资助。后来，逊帝溥仪委托王国维卖一些字画，这事儿被罗振玉知道后就把字画从王氏手中要了过去，说是可以代卖。随后，罗振玉扣留了卖字画所得所有款项，王国维向其讨要，罗氏却同他算起旧账，说早年的欠款还为还清云云，并让王补足。王国维要不出钱来，对“皇帝”溥仪无法答复，一气之下投湖自杀了。

其三、“文化殉节”说。史学大师陈寅恪，对于王国维之死有过这样一段话：“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量程愈宏，则其所受之痛苦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处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也就是说国学大师王国维，看到中华文化的衰落痛心疾首。他内心的悲伤与痛苦无以排解，只能一死以求心安。

和王、陈二人同时代的另一国学大师梁启超，对王国维之死也持“文化殉节”说，想来，王氏之死，多半是于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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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蝉历史

王国维的一生，他的精神世界和人生际遇充满了矛盾。个人和家庭、精神和肉体、新学和旧学、理性和情感、学术和政治、道德准则和社会变迁、追求学术独立和经济上不得不依附于他人，一系列个人生命的矛盾，使他成为一个戏剧性地矛盾交织、去留两难的人物。

我觉得，对于王国维之死给予最正确解释的，是他的同事、同是清华四大国学导师之一的陈寅恪。在王国维死后，陈寅恪写了非常著名的一首长诗，叫《王观堂先生挽词》，回顾了王国维一生的际遇和学术成就，在这个挽词的前面，有一个不长但是也不算短的序。其中指出，当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这种文化所化之人，会感到非常痛苦。当这种痛苦达到无法解脱的时候，他只有以一死来解脱自己的苦痛。陈寅恪认为这就是王国维的死因，王国维的自沉，是殉我国固有文化，而非殉清。这篇长序，阐述了陈寅恪的文化观点及王国维之死因，不仅对王国维之选择赴死给以文化意义上的正解，同时也是解开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与社会变迁谜团的一把钥匙。

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这是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的挽联。上联写王国维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的处境，剩水残山，形容亡国后的或经过变乱后的土地景物，透过此山河残破，魂飞魄散，似乎可以理解王国维最后之终局。下联说到王国维遗嘱中“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之事。以学术书籍交付陈吴二人，无异于王国维的文化托命，反映出三个人之间相交之深。陈寅恪痛承好友遗命，倍感伤神。

新文化运动后，科学主义日渐深入人心，加之国家内外交困的形势，中国的大学遂走上了科学与实利之路。在此洪流中的特例，是1925年成立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与流行的学术分科方式不同，清华国学院的专业分工并不细致，保持了传统“国学”的统包性，导师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都是通人。国学院兼采中国古代书院和英国牛津、剑桥书院制，强调导师对学生学问及人格整体的照顾及引导，学生入学时必须行拜师礼，迥异于后来只重学术研究和职称评比、不重导师功能的风气。简直是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一股清流。

当时就读于清华国学院的学生蓝文征回忆：

各位先生传业态度的庄严恳挚，诸同学问道心志的诚敬殷切，穆然有鹅湖、鹿洞遗风。每当春秋佳日，随侍诸师，徜徉湖山，俯仰吟啸，无限春风舞雩之乐。院中都以学问道义相期。故师弟之间，恩若骨肉；同门之谊，亲如手足。

可清华国学院只存在了4年，便因王国维和梁启超的相继去世而停办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如此有理想的教育，在也没有走出多远。但清华国学院的4年，与蔡元培主政北京大学的4年一样，对中国二十世纪教育史影响深远。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称，古今凡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其实今天重读，如同诗谶般惊心。“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西风”就是秋风，“凋碧树”，风把绿色的树叶全部吹走了，所以变成了枯树。一个人走到向西的楼上，“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深知身在情长在，领悟到只要自己的肉体存在，大概情感也就永远存在，对于这种情感是没有办法完全舍得的。对于美，对于自己所耽溺的这些事物，永远没有办法抛弃掉。最后，那个寻寻觅觅、蓦然回首的姿态，其实是一个贾宝玉式“悬崖撒手”的姿态，中国文化的理想，明灭在灯火阑珊处，他返身投奔的姿态，如此的决绝。可见，王国维内心的压抑与苦闷由来已久，在文化转型期，徘徊新旧之间，中国人对于中国人的文化没有信心。「国故」不再，国将不国。生活在一个不待见自己传统文化的社会中，王国维经此世变，深感奇辱，愿做一个警醒中国人的殉道者，效屈原之自沉汨罗。

自古以来，目睹政事之“回天无力”而“旋乞归乡”，几乎已成为“为臣之道”的传统。在清末民初芜杂的政局之下，士人大多不是遁往“山林”，或“山林”的象征——故乡，而是或依旧滞留京都，或辗转青岛、天津或上海的租界，挣得“世外”转圜的余地。去留之际，隐匿着个人与家国政治的离合。王国维曾为友作挽联，曰：“问君胡不归？赤县竟无干净土。”巨大的革命风潮的席卷，则相当于寸寸“王土”的沦丧。这样，原本足以容身的“家乡”，此时也被目为“污浊”之地而“有乡不得归”。王国维在《疆村校词图序》中叹言：“夫有乡而不得归者，今日士大夫之所同也。”此处的“归乡”，不仅是地理概念上的，更是精神文化意义上的。那种中国文化理想所呈现的，烟水迷离之致、低徊要眇之情，那种山川、风雨、花鸟外不得已的心情怀抱，那种芬芳悱恻的心灵，已经越来越冉冉远去了——王国维早就说出了近世以来中国士人的宿命。无乡可返的王国维，最后只有在残山剩水之中，灯火阑珊之处，带着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百年孤独，四海无人，奇哀遗恨，为中国文化招魂返魅，与那个不断破毁之中的文化精神，共命而同尽。这就是王国维的文化选择，不顾世俗实利，跳出俗谛桎梏，以一死而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

關鍵字: 文化 国学 蓦然回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