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不息，財富保衛戰不止。
當下，我們格外急需一場財富啟蒙。
其中，首要的一點就在於拋棄“押注”式的資產配置方式，更加註重按照人生階段、收入支出情況來配置家庭財富。
早在400多年前，莎士比亞在《威尼斯商人》借安東尼奧之口說：
不，相信我；感謝我的命運，我的買賣的成敗並不完全寄託在一艘船上，更不是依賴著一處地方；我的全部財產，也不會因為這一年的盈虧而受到影響，所以我的貨物並不能使我憂愁。
可惜，這個道理，直到今天，我們絕大部分人還不懂。
2015年的夏天，好像來得格外早。
其實，燥熱的是人心。因為，已經好幾年沒人理睬的A股，竟然猛漲了起來。
春節一過，上證指數就從3200點，一口氣漲到了4500點。短短兩個月，漲幅將近40%。
空氣裡，彌散著財務自由的味道：暴風科技一上市連拉29個一字漲停板，漲幅一度超過4700%……
短短兩個月，1塊錢變成47塊。恐怕，沒有比這更能刺激人性荷爾蒙的了。
大大小小的證券營業部，又久違地熱鬧了起來，開戶、開融資融券權限的隊伍從營業部裡一直排到大街上。地鐵上、公交車上，男男女女都在盯著行情、覆盤。
在這個時候，買房，還是買股，人們又爭論起來。
而當時一家媒體調查，如果有100萬，你是買房還是買股？超過60%的人選擇，買股。
當時，媒體還感到欣慰：把買房作為第一投資渠道的局面，正在改變。
那年4月，溫州90後海歸徐晨把父母準備的婚房賣了，套現200萬，其中100萬投向股市。
不過，也有謹慎的人，深圳一家互聯網公司的潘宏則把東拼西湊的150萬，買了人生的第一套房（總價420萬）。
就在徐晨入市後，當年6月12日，上證指數衝上5178.19點。
只不過，到現在人們才知道，這個5178.19點是之後四五年裡的最高點。
如果僅僅用市場平均表現來看，徐晨的100萬，現在很可能只剩下70萬左右，而潘宏150萬買來的房子，在深圳市價早已超過800萬。
4年多前，一個看似輕易的選擇，在財富上的後果，卻是雲泥之別。
實際上，這只不過是數億富起來後，中國家庭財富保衛戰的一個小小縮影。
（上證指數走勢）
1 中國普通人第一次見識到“錢生錢”的魔力
時間如果向回推幾十年，動輒百萬這樣的數字，幾乎是所有國人不敢想象的。
1956年，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98元，人均消費支出才88元。到了1978年，這兩個數字也才漲到171元、151元。
那個時候，更常見的情況是，即便有錢也不見得好使。因為，物資極端短缺，差不多全部的物品都要憑票購買。那個時代，票比錢更重要。
哪怕是後來執掌總資產超過22萬億的工商銀行老闆姜建清，仍然記得小時候上海人生活的拮据。因為市內公交分段計費，精打細算的上海人坐公交車時，經過一番計算，往往會前面走一站，下車後再走一站，省下一段車費。
但時代浪潮滾滾向前。
1977年夏天，在上海600裡外的南京，南京大學的年輕教師胡福明在南方悶熱的空氣裡，一邊陪護著生病的妻子，一邊在走廊裡寫下自己對時代的思考長文。
最後，那篇長文經過編輯，題目被確定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並引爆了全國範圍的大討論。
改革開放，成為最大共識。
一瞬間，中國人創造財富的激情被點燃。
一些膽大者開始“下海”，主動去追逐財富。一批風流人物誕生。
1984年，柳傳志拿了20萬，創辦北京計算機新技術發展公司（聯想集團前身），目標是營業額能做到1000萬，因為當時中科院有4萬多人，研究經費也才8個億。
走出去才知道天地寬。當年，柳傳志就賺了大錢。他給每個員工發了幾十塊錢的獎金，還專門告誡員工“不要告訴其他人”。
不過很快，賺錢在大眾的眼裡，不再是上不得檯面，而是光明正大的事情了。
這期間，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978年時還只有343元，到1982年就突破了500元大關，到1980年代末已經高達1373元。整個80年代，中國城市人口錢袋子鼓了兩三倍。
但過慣了“窮日子”的國人，還是喜歡把錢攢下來。
那時，因為國家正處於大發展時期，資金極端稀缺，所以，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能高達6%，甚至突破10%。
存1000塊錢，一年利息就有將近100塊，而那時一個大學畢業生進單位，月工資也不過四五十塊錢。
所以，在整個1980年代，銀行里居民存款每年都以大幾百億的速度增加。
（1982年的一張存款利率表）
在見識到錢生錢魔力的同時，大多數從計劃經濟時代走來的國人也第一次見識了財富原來也是那麼的脆弱。
1988年三四月，最高決策層下決心，要進行“價格闖關”，打破經濟運行中的雙軌制。
價格一放開，肉禽蛋、菸酒開始大幅漲價。到8月，CPI已經上漲到38.8%，比如，呢絨漲53%，毛線漲70%，彩電漲40%，洗衣機漲160%……
搶購風一下席捲全國，在武漢有人買了400斤食用鹽，南京有人買了500盒火柴，廣州有家庭主婦扛回來10箱洗衣粉。
銀行裡的居民存款一個月少了20個億。因為不換成實物，就意味著這些錢更不值錢。
1991年春晚，姜昆、唐傑忠的相聲《著急》裡，就有一段描述這次搶購潮：
甲：剛想睡覺，就我們街坊二大媽這一嗓子，把我沒給急瘋過去。
乙：二大媽說什麼啦？
甲：“告訴你們，過兩天副食品要漲價啦！”你說急人不急人哪？
乙：老太太就愛傳這個。
甲：哎喲！急得我，第二天早晨趕緊到單位請假，到銀行取錢，那個平板車、三輪車、小推車我一趟一趟往家拉呀。
乙：你拉什麼呀？
甲：油鹽醬醋啊。
乙：多少？
甲：味精八抽屜，花椒麵一大衣櫃……
一向習慣被安排的人們第一次慌了手腳。
但其實，他們還不知道，隨著財富增長，吞噬財富的風險也從沒消去。
2 大家起初並沒有發現樓市的造富能力
如果說，80年代還是一個充滿理想的時代，那麼，90年代則完全是一個現實主義時代。
1992年的南方談話，就像一聲春雷，再次炸響整個中國大地。
當年就有12萬公務員辭職下海，1000多萬公務員停薪留職，還有一大批知識分子從大學、事業單位出走。這在一直以吃皇糧為榮的中國，恐怕是千年來的頭一回。
那時也是一個“基本上擺個地攤就能發財的時代”，也成就了潘石屹、陳東昇、馮侖、俞敏洪等等，一批至今在中國舉足輕重的“92派”企業家。
財富，在中國大地湧動起來。
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增長近3倍，農村居民更是增長了近3.6倍。如果說“萬元戶”在1980年代還算常見，不到十年之後，在中國東部發達省份，四口之家大部分都算得上是“萬元戶”了。
（浙江城鄉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數據來源：浙江統計局）
與此同時，更多的財富工具也出現了。
1990年底，上交所、深交所開始營業。其實，中國第一家證券交易所可以追溯到1904年（上海西商眾業公所）。
時隔30多年，中國股市再次開放，初衷是服務國企脫貧解困。
不過，人們卻發現股市的另一個作用：巨大的賺錢效應。
上交所正式營業後，掛牌的只有8只股票（俗稱“老八股”）。當時的漲跌停板幅度是1%（後來改成0.5%），股指從96.05起步，連續漲了2年半。
到1992年5月21日，上交所取消漲跌板限制，實行“T+0”，上證綜指從617點，一天漲到1266點，漲幅高達105%！三天暴漲570%。
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相信：股票能讓人一夜暴富。
當時，申銀、萬國、海通等上海三大證券公司門前人如潮湧，周邊交通為之堵塞。
而在年輕的深圳，一切展現得更加淋漓盡致。
當年，在廣州文衝船廠當司機的甘愛軍，還是20多歲的小夥子。聽說炒股能賺錢，就停薪留職跑到深圳，兩個來月就賺了幾萬元。
1992年8月，深圳計劃發行一批股票。
聽聞消息後，來自全國各地的人開始湧向深圳，當時廣州到深圳的火車票從一張30塊錢炒到300塊，珠海到深圳的船票價也被炒高了10倍，還有人乾脆從廣州打出租車到深圳，車費高達3000塊。
認購前3天，深圳各大發售網點就開始排起長隊。8月10日發售當天，共有120萬人參加申購。
但因為申購表格有限，很多人並沒有拿到申購表格，從而喪失了發財的機會。
當晚，在深圳爆發群體事件。
雖然事件很快被妥善處置，但是股市卻受到波及，上證指數3天內暴跌400多點。深圳股指也從8月10日的310點，一直跌到11月23日的164點。
一些激進的股民血本無歸。
人們第一次見識了股市造富的力量，也看到了它毀滅財富的威力。
（深圳排隊申購的人群）
而另一個讓財富更快增值的渠道，已經在無聲無息中打開，只是還很少有人注意。
1998年，從東南亞開始，一場金融危機席捲而來，多個國家經濟徹底癱瘓。
而決策層對此認為，“中國儘管沒有受到危機直接衝擊，但面臨著內需不足、消費不旺的局面。要保證經濟增長目標，拉動內需成為當時經濟工作中的迫切任務。”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後來被叫作“98房改”的工作，正式啟動。
核心就一條：停止住房實物分配，實行住房商品化。
同時，明確1998、1999兩年是過渡期，2000年以後，不再買房分配給職工，由個人為主體購房。
（天津一家樓盤打出“工程期0付款”的廣告）
3 焦慮的背後，是財富怎麼保值增值
不過，那時出現了一個現在我們幾乎難以想象的景象：房子嚴重滯銷。
比如，2001年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不到1.3億平方米，但實際上全國竣工的房子卻有2.99億平方米。
北京的房價，也不過四五千塊錢。
實際上，背後的原因很簡單：先富起來的人，還不是足夠得多，沒法撐起房地產市場。
但時代總是在向前發展，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也更加深入融入全球經濟。入世15年裡，中國從世界第6大經濟體躍升為第2大經濟體，第2大對外投資國，進出口額增長了8倍。
這並非和個體無關。
在2000年後，不到20年，中國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從6255元，增長到近4萬元，農村居民也從2282元，增長到近1.5萬元。
還有一個更常用的指標：恩格爾係數。
恩格爾係數=食品支出總額/個人消費支出總額。
一般來說，越窮，為了維持基本生存，那麼食品支出也就更多。在2000年，中國城鎮居民恩格爾係數已經下降到40%左右，農村居民也下降到50%。而近兩年，中國已經低於30%。
聯合國糧農組織給出一個界定：恩格爾係數在60%以上為絕對貧困，50%~60%為勉強度日，40%~50%為小康水平，30%~40%為富裕，低於30%為最富裕。
也就是說，在2000年，中國居民已經開始進入小康。
在另一方面，決策層正式提出“財產性收入”的概念。
從2002年開始，股票出現幾次大牛市，在房地產市場，土地招拍掛和住房制度改革帶來了房價持續上漲。
這些都大大刺激了人們的財富熱情，基金、理財，甚至小眾的期貨、藝術品等等都成為人們保存財富的方式。
2013年，興起的“寶寶類”理財產品，讓更多人找到了錢生錢的竅門。
而其中，買樓還是買股的爭論，在過去20年裡反覆出現。
4 我們站在時代新的拐點上
放在今天，看似樓市派全勝。
但事實遠沒那麼簡單。
根據第一財經報道，一套在北京朝陽區的兩居室，掛牌價兩個月來，從760萬左右，兩個來月累計降價170萬，“590萬就能賣”。業主甚至表示，只要誠心買，價格還可以再談。
而實際上，和2017年4月最高點相比，北京房價平均下跌了20%左右。
如果有人覺得這不可思議，那是因為，他沒有明白：
我們正站在時代新的拐點上。
先講個笑話：
有甲乙丙三個人，擠進電梯，甲在電梯裡不停往上跳，乙在裡面一直雙手划動，似在游泳，丙在裡面打坐。
他們都上到了頂樓。
然後，人們問他們是怎麼上來的。
甲說，我是一步一步跳上來的；乙說，我是順著空氣游上來的；丙說，我是靠意念，“身隨意動”穿越過來的。
其實，國家發展就像那個電梯，而我們可能就是那三個人中的一個。
這並不難理解，中國人從1980年代開始擁有個人財富，背後其實是改革開放發軔。2000年後，國人開始由窮變富，離不開中國更充分地參與全球化和國際分工。
更直白地說：時代發展，決定著我們個人積累財富的速度和上限。
而現在，時代正在悄然地發生著變化，用政策話語來說，就是“新常態”。
這首先體現在整體經濟發展上，我們曾經保持了長達十幾年年均10%以上經濟增幅。可如今，我們增長率已經調整到6.5%左右，參考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和地區發展經驗，經濟換擋期可能還會持續相當一段時間。
不要以為“新常態”和我們普通人沒有關係。
（中國近年來GDP增速）
甚至有可能，我們將迎來一個負利率時代。
這並非危言聳聽。相關政策界人士在出席2019年創新經濟論壇時就表示，中國可以儘量避免快速地進入到負利率時代。
這話有兩層意思：一是目前還不是負利率，還在拖延。二是負利率遲早到來，或許不可避免。
目前，歐元區、日本、瑞典、丹麥、匈牙利、挪威6個經濟體已經出現過負利率。
說到負利率，我們熟悉的一種情況是通貨膨脹率高過銀行存款利率，等於是讓通脹吞噬財富。
而實際上，目前的這種情況更加極端。
2019年8月6日，瑞士銀行通知客戶，從11月份開始，對存款實施負利率，不光不給利息，還要收取年費。
比如，存款超過50萬歐元，年費收取0.6%。也就是說，存50萬歐元，一年後只能拿回來49.7萬。
日本負利率政策推出後，就出現了民眾購買保險箱的熱潮，很多商家的保險箱銷量上漲了一兩倍。
而購買保險箱的多是中老年人。他們不能忍受負利率吞噬自己的養老或者血汗錢，寧願放在家裡自己保管。
因為，只有把錢藏在保險櫃，才能跑贏負利率。
從中，我們也隱約能看到，如果全面進入負利率時代，是怎麼樣瘋狂的圖景。
但不要以為，買房就一定能笑到最後。
恰恰相反，我們可能將永遠告別靠買房一兩年就賺一倍的時代。
樓市調控政策到現在還沒有放開，就算撇開這一點不談。
我們更應該關注的人口。2018年我國出生人口是1523萬，比2017年下降了11.6%，而普遍預計2019年會進一步下降。
實際上，從2018年以來，全國很多城市就出現了房價“滯漲”，即便是狂歡的二手房市場，也有價無市。
而根據美國的經驗，過去100年，資產收益最好的首先是股票、國債、黃金，接下來才是房子。
1918年投資1萬美元，買道瓊斯指數能賺回288萬，買債券是126萬，買黃金是63萬，而買房子則是41萬。
這恰恰是富裕起來的人們需要擔心的。
首先，中國人可能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富有過。
瑞銀和普華永道發佈了一份叫作《2019年億萬富豪報告——億萬富豪效應》的年度報告，其中說到，目前中國一共有325人位列億萬富豪，財富總量已經高達9824億美元（將近是世界第8大經濟體意大利的一半）。
即便是普通人，也擁有數量可觀的財富。
有統計數據，2018年，中國國內住戶存款餘額高達72.4萬億元，人均儲蓄存款超過5萬元。
中國財富管理市場總規模已攀升至132萬億元，中國戶均總資產規模已經超過160萬元。
但是，目前國人的資產配置幾乎是“自殺式”的。
用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來說，可能更加形象。
中國城市家庭的財富管理只有33.5%算的上“基本健康”或“非常健康”，將近40%是不及格。
其中，關鍵的一點就是：普通人屯在手裡的房子實在是太多了。
如果中國市場演進，總體上可以參考美國經驗。根據調查，中國家庭資產77.7%由房產組成，美國家庭只有 34.6%。
家庭資產“一房獨大”的慘烈後果，在日本、香港已經反覆展示過。
因為東南亞金融危機，1997年起，香港樓市崩盤，房價整體跌幅高達70%，超過10萬名香港人成為“負資產”人群。這其中，有王菲、姜育恆和王傑等名人，但更多的是平頭百姓。
1998年11月，香港發生第一起燒炭自殺案。到2003年，共有320人選擇了燒炭自殺，燒炭自殺人數最多的這一年，正好也是香港樓市跌至谷底之時。
時代不息，財富保衛戰不止。
當下，我們格外急需一場財富啟蒙。
其中，首要的一點就在於拋棄“押注”式的資產配置方式，更加註重按照人生階段、收入支出情況來配置家庭財富。
早在400多年前，莎士比亞在《威尼斯商人》借安東尼奧之口說：
不，相信我；感謝我的命運，我的買賣的成敗並不完全寄託在一艘船上，更不是依賴著一處地方；我的全部財產，也不會因為這一年的盈虧而受到影響，所以我的貨物並不能使我憂愁。
可惜，這個道理，直到今天，我們絕大部分人還不懂。
說實話，我們身處一個時代的拐點，整個市場環境正在悄悄地發生著深刻的變革，而大部分人並不自知。
再舉個例子，我們都熟悉的餘額寶，現在七日年化收益率只有2.4%左右，就在五六年前，這個數字還一度高達6.5%以上，幾年裡跌去將近六成！
在未來，要打贏財富保衛戰，對我們的理財意識、能力提出了比以往都更高的要求。
這些年來，實事求是地說，在金融投資領域發生不少亂象，比如，P2P爆雷、“炒空氣幣”。
這些的背後是什麼？
是國民平均“財商”還不高。
我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需要一場財富保衛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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