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是漢民族中頗具血性的族群。從南宋末期開始，客家登上歷史舞臺，從宋末群王抗元，明末抗清，收復臺灣，再到清末抗日抗法，無不帶有客家人忠義、義無反顧的身影。近現代客家六次崛起，大批人傑促進了中國歷史進程。
這“六次崛起”，指的是：第一次，被視為“客家人的革命”的太平天國起義；第二次，是客家人作為中堅之一的“戊戌變法”運動；第三次，是客家人作為主體的“辛亥革命”；第四次，是抗日戰爭。
一、太平天國
1851年爆發的太平天國運動由客家人組織發動，首領洪秀全以及六位最高決策的核心人物（楊秀清、馮雲山、蕭朝貴、韋昌輝、石達開、秦日綱、洪仁玕）均是客家人，後期主將陳玉成、李秀成也是客家人。洪秀全、馮雲山等在宣傳、發動和組織太平天國運動的過程中，始終以廣西東南地區的客家人為基礎。而客家人大批加入太平軍是太平天國運動初期勢力壯大的重要因素之一。
太平天國將領基本上是客家人，金田起義的基本群眾大多數也是客家人。參加金田起義的有二萬多人，其中大多數是客家人。金田起義之初，福王的九大據點（廣西貴縣賜谷、北山裡、龍山；廣西桂平縣紫荊山、金田；廣西平南縣鵬化山區；廣西陸川縣陸苗；廣西博白縣平山；廣東信宜縣塘坳）的居民主要是客家人。
客家人與太平天國運動的緊密聯繫，必然影響到太平天國的方方面面，使太平天國的政策、制度及其思想深深地打上了客家傳統文化的烙印。
二、戊戌變法中的客家人
客家人在近代三大革命運動中有出色的表現，這些在太平天國、辛亥革命等文史資料中記述頗豐，可他們在戊戌變法中的業績卻鮮有提起。其實，在京的“百日維新”以及在地方上惟一的呼應即湖南“新政”等重大事件中，客家人均不曾缺席，有的甚至擔當起領導與骨幹角色，他們所表現出來的變革創新精神，歷史應當為他們添補上濃重的一筆。
戊戌變法前夜，正是丁日昌、黃遵憲等一批客籍的外交家、文化人，從國外，包括東洋與歐美，帶回了世界眾多的進步的思想，推動了中國思想界的啟蒙。無論康、梁，對此都有過很高的評價。
而戊戌變法發生之際，在最高層，也同樣有客家人，這便是“六君子”之一的劉光第，他“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預新政事宜”(光緒皇帝之諭令)。喋血菜市口，人稱劉光第行刑後，身軀仍筆直不倒，令劊子手駭然。
在地方上，當時僅有湖南響應變法，施行新政。而湖南巡撫陳寶箴，則是江西的客家人，而按察使，便是黃遵憲。在外交上，黃遵憲更身體力行，他借他山之石，明確指出“改從西法，革故取新”，戊戌變法失敗後，他死裡逃生，辭職歸鄉仍銳意圖新，成為“詩界革命”的一面旗幟，為粱啟超所推崇。
三、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主要領導人孫中山及重要成員廖仲愷、胡漢民、鄧仲元、何貫中、鄒魯、溫靖侯（溫仲和之子）、謝良牧等都是客家人，根據有關資料統計，孫中山在日本東京成立的中國同盟會，首先得到廣大客籍留日學生的大力支持，當時在同盟會的領導核心成員中，客家籍留日學生佔46%，絕大部分是嘉應州、大埔、惠州等地的留學生。
此外，海外革命經費的籌措也主要是在客家籍華人華僑中進行；武昌起義前，革命黨人在南方各地發動的一系列武裝起義，主要集中在客家人的地區或以客家人為主。在1911年廣州起義壯烈犧牲的72烈士中，有林修明、陳文褒、饒輔廷、周增、張學齡、陳文友等24名客家籍人士，他們有的既是海外回國的客家籍華僑青年，同時又是留日學生。
可以說，客家人對辛亥革命的組織領導、武裝鬥爭、宣傳發動、籌措經費等各個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其事例不勝枚舉。如鄭士良領導惠州起義，何子淵、丘逢甲領導黃岡起義，鄧子瑜、陳純領導七女湖起義，胡漢民、姚雨平、胡毅生、鄒魯領導黃花崗起義。
北伐戰爭時期，鄧演達任政治部主任，郭末諾任政治部副主任，黃紹竑任第7軍黨代表。在戰鬥中，葉庭獨立團戰功卓著，所在的張發葵第四軍被譽為“鐵軍”，葉庭更是被譽為北伐名將。1927年4月17日，在南京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胡漢民、蔣、柏文蔚等及部分監察委員宣佈在南京組成國民政府，以客家人胡漢民為主席。
四、抗日戰爭
客家人更是前仆後繼，英名遐邇。凇滬之役中，“客家三英烈”——謝晉元、黃梅興、姚子青是人所共知的，後二人在血戰中壯烈殉國，謝晉元堅守四行倉庫，更是令全世界矚目。十九路軍是南粵子弟所組成，其中更以客家人居多。由於在凇滬吃了苦頭，日軍進犯南粵，聞知是客家人的地方，便退避三舍。而凇滬、南京、杭州空戰中，江西石城人賴名湯，更首創擊落日軍精銳九六式戰機殊功，並摧毀了號稱最精良的木更津轟炸機。
在著名的太行山“黃土嶺戰役”中，擊斃被稱之為“名將之花”的日軍阿部規秀中將的，八路軍所在部隊的司令員，正是閩西長汀的楊城武將軍。而遠征印緬抗戰的中國遠征軍第一路司令長官，則是羅卓英，廣東大埔縣人。還有華南戰場威名遠揚的“東江縱隊”，從司令員到士兵也主要是客家人。總之，抗戰中，國共雙方的客家名將，可謂數不勝數，以上只能舉出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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