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個世紀第一臺計算機誕生開始，數字技術和信息技術興起並不斷被改進。技術進步不僅帶來生活、工作效率的提高，更帶來了一種全新的經濟模式，一次新經濟革命。不同以往的是，這次的主角不再是機器、勞動力，而是智慧、技術這類的無形資產。今天與大家分享周春生教授關於新經濟的觀點和規律總結，希望讀完之後，你能對當前的經濟形勢有更好的判斷。
作者 | 周春生
來源 | 《財經雜誌》
新經濟的無限供給新法則
在已形成全球浪潮的新經濟時代，智慧、技術與數據等無形資產成了企業核心的生產要素，設備、廠房對許多新經濟行業的企業反倒成了配角。資產無形化，無形資產重要性日漸超過有形資產，是新經濟時代的重要特徵和趨勢。
技術發明、數字產品和數據一旦產生，其供給是無限的，使用過程中既不會有折舊，也不會有損耗。傳統經濟學的供求關係，在新經濟時代被徹底顛覆。
技術進步和技術革命，改變的不單單是生產效率，更是產品和服務的種類和質量。
現在通行的國民經濟統計指標，尤其是GDP指標，統計的更多的是產品和服務的數量，對產品和服務質量的改進嚴重缺乏考慮，從而嚴重低估技術進步對經濟和民眾生活帶來的影響，嚴重低估現代經濟的真實規模。
為此，建立能夠和高質量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科學指標體系就顯得非常重要。
如果說，工業經濟主要靠固定資產投資推動增長，智慧經濟和數字經濟則主要靠創新和數據推動增長。這是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下滑的原因之一。
目前宏觀經濟統計指標、企業財務核算方法及金融服務存在明顯重固定資產和有形資產，輕研發、數據、創意、客戶投入等無形資產的傾向，與新經濟發展、高質量發展的需要不相匹配。
數據、互聯網等無限供給品生產企業，其規模不再受限於產能，而在於市場容量。如果企業邊界沒有政策和法律層面的制約，很可能出現少數大企業在很大範圍內壟斷市場、壟斷數據、壟斷用戶的結果。
新經濟革命及新經濟的主要特點
1946年，由美國軍方定製的世界上第一臺電子計算機“電子數字積分計算機”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問世，自此人類生活和經濟活動逐漸進入信息化和計算機時代。上世紀90 年代以來，特別是新世紀以來，數字技術和應用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
以電子商務、移動支付、新傳媒、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工業互聯網為代表的數字技術和智能技術，已經廣泛滲透到人類生活和經濟活動的各個領域，中美等經濟大國已經進入智能和數字技術無處不在的新時代。
許多人把當前的經濟形態稱為新經濟。這是指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信息技術(IT)革命及其帶動的、以高新科技、數字化和智慧化為主要特徵的經濟形態。
數字技術和智能技術的進步與廣泛應用，提高了生產、交易以及信息交流的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對稱，催生了許多新的商業模式和經濟業態。
數字和智慧經濟的興起，不再是技術的邊際改進，而是生產、流通、生活方式的一次新經濟革命，與以“蒸汽使用”為代表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和“電氣化”為代表的第二次工業革命相比，其影響的廣度和深度都將更為宏大。.
前兩次工業革命都發生在工業製造領域，解決的核心問題是勞動生產力，即生產效率問題。新經濟革命除了具備改善生產力，提高生產效率的功能，更重要的影響在於其創造的新要素、新產品、新業態和新生活方式。
以工業製造為代表的傳統經濟，土地、機器、勞動力是核心生產要素。技術進步主要體現為生產機器和流程的改進，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的提高。
以工業生產為代表的企業，資產的構成以廠房、設備和其他生產資料等有形資產為主。
但在新經濟時代，智慧、技術與數據等無形資產，成了企業最核心的生產要素，設備、廠房對許多新經濟行業的企業反倒成了配角。
資產無形化，無形資產重要性日漸超過有形資產，是新經濟時代的重要特徵和趨勢。
經濟學基本假設及新經濟的顛覆
經濟人(完全理性)假設、稀缺性假設(資源有限假設)，以及市場出清假設是傳統經濟理論的三大支柱，供求關係則是經濟學研究的最基本關係。
在經典的經濟學論著中，產品是通過資源轉化而來，基於資源有限假設，產品的產量即供給總是有限的。
經濟學家慣常將生產過程中投入的生產要素抽象成資本(K)和勞動(L)兩大類,並用某種形態的生產函數，例如著名的Cobb-Douglass生產函數，來刻畫資源投入和產出(供給)之間的關係。
對傳統工業生產企業而言，由於有限的資本投入短期無法改變，產品的邊際成本最終是遞增的，供給曲線也由此向上傾斜。
當供給量(產量)和需求量恰好相等時，市場達到均衡狀態，也就是“市場出清”。否則市場要麼處於過剩狀態，要麼處於短缺狀態。這時，產品價格會在市場機制作用下進行調整，直到市場達到均衡狀態。
智慧和數字產品的生產，與傳統工業品的生產有著本質的差異。具體說來，智慧和數字產品一旦產生，可以幾乎無成本無限複製。
因此，傳統經濟學理論用以刻畫投入產出關係的生產函數幾乎失去意義。
對於這類新產品，只要市場有需求，企業可以不受限制地增加供給，直至滿足所有需求，往往無需增加生產這些新產品的資本或勞動投入(銷售人員、帶寬與客服除外)。
當然，無限可複製性也意味著智慧產品和數字產品生產出來之後，資源和產能將不再成為約束條件。換句話說，智慧產品和數字產品的供給，要麼是零(尚未產生)，要麼是無窮大(生產出來之後)。
我們把可以幾乎零成本無限複製的產品稱為無限供給品。 不同於普通的工業產品，無限供給品在使用過程中一般不會有折舊，也不會損耗。
科學技術是生產力。如果把技術本身(發明創造、技術革新)和勞動力、土地、資本- -樣當作生產要素，則科技成果一旦產生，其供給也是無限的。
科學技術的成果不會因為人們使用而發生消耗或折舊。
法拉第發現了電磁感應定律，併發明瞭發電機和電動機，不管人們怎麼使用法拉第的發現和發明，發現和發明依舊存在。
儘管技術的供給是無限的，但通常情況下，單純一項技術無法形成可供企業和消費者直接使用的產品。技術需要和供給有限的其他要素有機結合，才能成為終端產品。
例如，美國蘋果公司研發了手機使用的ios系統，這種系統的供給是無限的，但生產手機使用的顯示屏、芯片、電池等，供給是有限的。
對於無限供給品而言，其邊際成本是零，供給曲線是水平的。這種產品永遠不會發生短缺，不存在庫存問題，當然，也就談不上產品過剩。經濟學中的市場出清假設對於新經濟中的無限供給產品因此也不復成立。
圖1描述了傳統工農業產品和新經濟中無限供給品的(總)成本曲線。傳統產品的總生產成本隨著產量(供應量)的增加而上升，特別是當產量超出和產能相匹配的合理規模後，總成本會隨著產量提高而快速上升(邊際成本遞增效應)。新經濟中無限供給產品一般從0到1非常艱難，需要大量投入(研發、設計等)，但當“1”產生後，2到無窮大隻需要對“1”進行幾乎無成本的複製，因此生產總成本(不計營銷費用等)不會因供應量增加而持續上升，也即邊際成本為零。
如圖3所示，傳統有限供給產品曲線向上傾斜，新經濟中無限供給品的供給曲線則是一條水平線。新舊經濟的需求曲線變化雖不如供給曲線的變化顯著(總體而言需求曲線依然是向下傾斜的)，但也會出現一些新的特點。
主要表現在新經濟中的市場結構和競爭格局所發生的變化，會反過來影響到需求曲線的形狀。
新經濟中的部分產品和服務，如共享單車Mobike和OFO的服務，以及Mozilla公司的火狐瀏覽器、谷歌的Chrome瀏覽器、微軟的IE、中國的360瀏覽器等軟件產品，彼此間可替代程度很高，市場競爭激烈，導致各產品的需求曲線非常平緩，需求的價格彈性會很高；
但另一些產品，如微軟的windows和office軟件，基本處於市場壟斷地位，此時需求曲線就變得非常陡峭，需求價格彈性銳減。
當然，客戶對微軟產品的價格敏感度降低，並不意味著客戶對價格變得完全不敏感。如果微軟公司的這些軟件產品定價過高，比如數千美元乃至上萬美元一套，很多人可能就會用不起電腦。電腦銷量會因此下降，操作系統和辦公軟件等產品銷量自然也就會下降。
無限供給品的供給曲線位置，以及供求曲線的交點(均衡點)，取決於產品供應商依據市場需求狀況所制定的價格策略。
如果不考慮產品的衍生收益，並且假設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那麼均衡價格應該滿足利潤最大化的邊際條件，即邊際收入MR=邊際成本MC=0。微觀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此價格對應的需求彈性等於1。
也就是說，在不計產品衍生收益時，無限供給產品市場在需求的價格彈性為1(單位彈性)時，達到均衡。
許多無限供給品都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徵，即“一專多能。例如，騰訊的微信，可以是大眾的社交平臺，也是微商、電商的流量入口，同時還是支付、理財等的通道。
這類產品的總收入，不僅包含產品的直接銷售收入(如理論上，騰訊可以對微信的App下載每次收取--定費用，也可以按年收取微信使用服務費)，也包括產品帶來的衍生收入(流量變現收入)。如圖3所示，衍生收入的存在，會使產品的均衡定價下移。
當衍生收入足夠高時，產品本身完全可以免費(零價格)，甚至價格為負(產品使用不. 僅不收費，反而可獲取紅包、獎勵、補貼等)。
綜上，正統經濟理論中最重要的兩點假設，即資源有限假設和市場出清假設，並不適用於新經濟中的數字產品和智慧產品。
我們有必要建立一套全新的經濟理論，即無限供給理論，來研究分析新經濟的運行規律，來解釋新經濟中出現的與傳統經濟時代截然不同的投入產出關係。
新經濟的無限供給品，既有全新的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也有相當一部分提供的是傳統產品和服務的替代。例如，電商代替超市、微信代替傳統郵寄信件等等。這些新產品為大眾生活和社會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但由於無限供給品沒有邊際成本，加之又有多重收入，定價通常很低，甚至免費。
因此，按現在的國民經濟統計核算方法，GDP統計數據可能並沒有因無限供給品的快速湧現而大幅增加，有時甚至不升反降。
說得更具體一一些，技術進步和技術革命，改變的不單單是生產效率，更是產品和服務的質量。現在通行的國民經濟統計指標，尤其是GDP指標，統計的更多是產品和服務的數量，是市場交易金額的數量，對產品和服務質量的改進嚴重缺乏考慮。從而嚴重低估技術進步對經濟和民眾生活帶來的積極意義，嚴重低估現代經濟的真實規模。
例如，現在的一臺PC，其運算能力和功能比早期的IBM大型機功能還要強大，但貢獻的GDP卻比早期的計算機少了很多。
再如，新的醫藥和醫療手段的出現，通常會大大改善醫療的效果，但不見得會增加醫療服務行業貢獻的GDP。以智能化、數字化、互聯網化為代表的技術革命，對於經濟發展與民眾生活的影響是劃時代的。
一部現代的智能手機，相當於傳統經濟時代的一臺相機及若干膠捲，加移動電話，加傳真機，加收錄機，加VCR，加報紙雜誌，加遊戲機，加地圖及導航服務，加手錶，加信用卡和銀行卡等等。但現如今一臺智能手機貢獻的GDP數量，可能還不及幾十年前的一臺相機。
黨的十九大提出，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非常切合新經濟的實際。但目前還沒有建立起能夠科：學度量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統計體系，也沒有量化分析和研究經濟質量的模型和理論框架。
無限供給產品的興起與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的下降
對於生產有限供給品的傳統制造企業，大企業靠土地、機器、設備等要素的大投入。
數字經濟領域的無限供給產品生產企業，做大靠創新能力和客戶規模，廠房與機器設備投入不再是無限供給產品生產企業核心的要素。
目前全球市值排名靠前的科技企業，沒有哪家是靠廠房設備等固定資產投資支撐的。但宏觀層面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和微觀層面的企業財務核算體系依舊停留在傳統工業經濟時代。
存在嚴重的重固定資產投資，輕研發創新投資、輕數據資產投資、輕客戶獲取投資的傾向，與新經濟的現實嚴重脫節。
如果國民經濟核算方法不能與時俱進，不利於全面分析新經濟時代的宏觀經濟形勢，不利於準確瞭解和評價中國在新經濟領域的投資與發展全貌，也不利於新時代經濟政策和產業政策的制定。
最近幾年，一個廣受關注的統計指標，是國家統計局發佈的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數據。與十年前動輒20%以上的超高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相比，2018年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只有5.9%，而且2019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還在進一步下滑。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 2016年-2018年全國新登記企業數量分別為552.8萬戶、607.4萬戶和670萬戶，這些新增企業很大比例集中在科技、互聯網、大數據等新經濟領域，顯示中國社會創業熱情依舊高漲。
簡單對比可以看出，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下滑不單單是因為經濟增速放緩。新經濟業態在經濟總量中佔比快速上升也是重要原因，因為工業經濟主要靠固定資產投資推動增長，而數字經濟主要靠創新和數據推動增長。
從微觀層面來說，技術、智慧、數據、創意、客戶黏性等都屬於無形資產範疇，多數情況下不體現在企業財務報表中。
因此新經濟領域的許多企業，其財務報表中資產規模相對較小，公司估值卻可能很高。這其實就是所謂“輕資產”模式，或更準確地說是“資產無形化"模式。
新經濟時代科創企業投資方式和資產輕型化趨勢，凸顯了深化中國金融體制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近年來，儘管提高企業直接融資比重的呼聲很高，但商業銀行的間接金融服務在中國金融體系中仍然佔有絕對主導地位，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和私募股權等直接融資渠道在社會融資總規模中的比重一直偏低。
中國銀行業向民營企業發放貸款最重要的信用保障措施，就是借款企業用其土地、房產、設備等不動產進行抵押，而新經濟企業恰恰普遍缺乏廠房設備等重資產。
銀行等金融機構的風控措施如何與時俱進，資本市場尤其是科創板如何健康發展，以便更好地服務“輕資產”科創企業，更好地服務新經濟，也是一個迫在眉睫的重大課題。
無限供給、企業邊界和有形之手的作用
科斯理論告訴我們，企業邊界是由企業經營效率(邊際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決定的。傳統制造業和服務業企業，由於產能制約和邊際成本遞增的束縛，一般不會盲目追求規模的無限擴張和經營範圍的任意擴大。
但對於新經濟領域無限供給產品生產企業而言，由於邊際生產成本可以忽略，加之信息化交易的交易成本低廉，以及產品“一專多能”特點，該類企業有強大動力追求經營規模和經營範圍的無限擴大，跨界經營因此也成了數字經濟時代的一種普遍現象。
數據、互聯網等無限供給品生產企業，其規模不再受限於產能，而在於市場容量。這些年來，中國數字經濟領域湧現了眾多明星企業，中國巨大的市場容量功不可沒。
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數字經濟領域的企業規模和邊界擴張相對傳統經濟領域要容易得多。如果這種擴張沒有政策和法律制約，很可能出現少數大企業在很大範圍內壟斷市場、壟斷數據、壟斷用戶的結果。壟斷不只是影響消費者福利、影響社會公平，還會影響經濟創新活力，這未必是我們所希望的。
大數據、互聯網、人工智能領域的底層資源是數據。從經濟學角度講，數據是無限供給品，具有明顯的共享品(club goods)特徵。
首先，數據是非競用的，即一個人使用，不會影響其他人使用；但數據也是可限用的，即未經授權的人，無法接觸並使用數據。對於數據資源的使用，如果限制過度(如價格太高，限制性條件太多)，以致使用不足，便會導致數據資源的浪費以及社會福利的損失，形成反公地悲劇。
如果數據使用的限用不夠，對數據生產者保護不足，又可能導致無人願意投入大量資金收集整理數據，產生所謂準公地悲劇。從法律層面看，擁有數據的企業，很可能理所當然將數據(例如淘寶的交易數據、騰訊的微信社交數據或滴滴的叫車數據)視為私有財產，拒絕和任何機構共享。但是這些企業的用戶未必會同意這種觀點，因為用戶才是這些數據的真正創造者。
數據、智能、互聯網經濟的發展如火如荼，對這些行業如何監管還是不小的挑戰。對於數據資源的交易和使用，監管機構有必要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在國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最大化與保護隱私、保護私有產權、調動企業積極性方面尋求某種平衡，盡力化解少數企業對數據的壟斷。
同時，國家在鼓勵新經濟領域企業做強做大的同時，也需要制定相關政策法規，防止少數企業過度壟斷市場與用戶，以維護無限供給情形下的市場活力和良性競爭格局。
閱讀更多 挺秀英才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