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變,明朝損失20萬大軍,天子被俘,為何沒有亡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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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正統十四年(1449年)二月,瓦剌太師也先遣使2000餘人貢馬,詐稱3000人,嚮明朝中央邀賞,由於宦官王振不肯多給賞賜,按實際人數給賞,並減去馬價五分之四,沒能滿足他們的要求,就製造釁端。遂於這年七月,統率各部,分四路大舉向內地騷擾。東路,由脫脫不花與兀良哈部攻遼東;西路,派別將進攻甘州(甘肅張掖);中路為進攻的重點,又分為兩支,一支由阿剌知院所統率,直攻宣府圍赤城,另一支由也先親率進攻大同。也先進攻大同的一路,“兵鋒甚銳,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沒”。大同參將吳浩戰死於貓兒莊。明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率兵萬人禦敵。

大同前線的敗報不斷傳到北京,明英宗朱祁鎮在王振的煽惑與挾持下,準備親征。英宗命其弟郕王朱祁鈺據守北京,然後和王振率官員100多人,帶領20萬大軍從北京出發。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內閣學士曹鼐、張益等護駕從徵。

1449年8月1日,明軍進到大同。未交鋒,鎮守太監郭敬報告也先為誘明軍深入,主動北撤,王振看到瓦剌軍北撤,仍堅持北進,後聞前方慘敗,則驚慌撤退。本欲使英宗於退兵時經過其家鄉蔚州“駕幸其第”,顯示威風;又怕大軍損壞他的田園莊稼,故行軍路線屢變,導致士兵疲憊不堪。至宣府,瓦剌大隊追兵追襲而來,明軍3萬騎兵被“殺掠殆盡”。

1449年8月13日,狼狽逃到土木堡,瓦剌軍已緊逼明軍。兵部尚書鄺埜一再要求馳入居庸關,以保證安全,但王振不準。土木堡地勢高,無泉缺水,土木堡之南十五里處有河,被瓦剌軍佔據,將士飢渴難耐,挖井二丈仍無水。隔日瓦剌軍隊包圍土木堡。也先遣使詐和,並主動撤離,以麻痺明軍。明英宗不疑有詐,遣曹鼐起草詔書。王振下令移營就水,當明軍大軍移動時,飢渴難忍的軍士一哄而起,奔向河邊,人馬失序,瓦剌軍趁機發動攻勢。

明軍只得倉促應戰,瓦刺伏兵四起,明軍潰敗。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瀛,駙馬都尉井源,平鄉伯陳懷,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陳壎,修武伯沈榮,都督梁成、王貴,尚書王佐、鄺埜,學士曹鼐、張益,侍郎丁鉉、王永和,副都御史鄧棨等,皆戰死。

明英宗突圍無望,索性跳下馬來,面向南方,盤膝而坐,等待就縛。瓦剌兵看他的衣甲與眾不同,心知不是一般人物,便推擁著他去見也先之弟賽刊王,明英宗的護衛將軍樊忠萬分憤怒,掄起鐵錘對準王振的腦袋,狠狠地砸了下去。樊忠不久亦戰死。此役明軍兵敗,大量輜重盡為也先掠奪,只有大理寺右寺丞蕭維楨、禮部左侍郎楊善、文選郎中李賢等數人僥倖逃出。

土木堡之變,明英宗被俘,京軍二十餘萬人中傷居半,死者三之一,文武官員亦死傷數十人,損失馬匹二十萬頭,衣甲器械輜重損失無數,京軍主力被一掃而空。瓦剌大軍兵臨京師城下,但明朝並沒有像歷史上其他被兵臨城下的遊牧民族軍隊攻打滅亡,而是靠一個文臣帶著京軍留守的老弱把瓦剌大軍擊退了。

而之所以會這樣,首先是因為明朝的北方軍隊主力其實是在九邊,京軍只是皇帝最方便調動的軍隊,而不是所有軍隊,京軍被打殘但整個北方軍隊的主力還在,瓦剌兵進明朝京師,反而要面臨隨時被截斷後路的危險。

第二是因為明朝當時地方穩定,軍隊沒有被其他勢力牽制住,可以一心一意的對付瓦剌,再加上那時不是亂世,人心歸附,京師的軍令一下,地方勤王軍隊紛紛星夜開赴京師,沒誰敢不賣力,瓦剌打敗了京軍主力,但是面對一個整體的帝國,沒有根本性的改變弱勢地位。

第三就是明朝太橫了,皇帝被瓦剌抓了,瓦剌本來以為奇貨可居,想讓明朝投降,其實也只是說說,明朝實力還在,他們也不相信明朝會投降,真實目的是想讓明朝割地賠款,拿點實實在在的好處。不過沒想到明朝連談都不談,重新立了一個皇帝,接著打。其實從瓦剌的角度看,明朝這就很賴皮了,就像下棋一樣被將軍了還不認輸,直接掀桌子。

總的來說,土木堡的失敗對明朝來說只是戰術失利,並沒有傷筋動骨,從洪武帝到明英宗,明朝損失十萬以上的戰役很多,之所以土木堡之變常被人提起,是因為這次是皇帝親征被抓了,要是換個人,估計就沒多少人記得了。但土木堡之變對明朝的影響是深遠的,他沒有讓明朝滅亡,但改變了明朝的政治生態,這一仗把明軍有威望的勳貴一掃而空,文臣成了救國的主力,以前文臣、勳貴(武將)、皇帝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被打破,武將的地位被文臣踩在腳下,明朝形成了士大夫與皇帝直接對抗的局面,軍權也被文臣把持,皇帝沒有直接指揮和調動軍隊的力量,皇帝為了奪權不得不更加倚重宦官和文臣對抗,也為後來明朝皇帝和大臣之間的角力埋下了伏筆。


林城朝雨


土木堡一戰,明朝元氣大傷,二十萬精銳部隊,以及數百朝廷中的精英文武官員,盡皆折損,大明王朝的天子朱祁鎮被蒙古俘虜。此時的明朝,可以說是人心惶惶,全國一片譁然,似乎明朝的根基已經被極大動搖。

然而,實際上,土木堡之敗對於明朝而言,雖然說是不小的損失,但就其實實體影響性而言,遠遠不如其對社會心理的影響。首先,當時明朝損失的軍隊大多是京城三大營的精銳,雖說這部分軍隊在明軍的戰鬥序列之中算是最優秀的一部分,但這並不代表明朝沒有其他優秀的部隊。因此,二十萬精銳雖說是巨大的損失,但絕不是致命的損失,因為明朝腹地各地完全由能力向京城調兵,來拱衛京城。

再者,明朝當時的邊關防禦體系並沒有被破壞。土木堡位於宣府和居庸關之間,是明朝邊境防衛的一個堡壘。土木堡的位置,實際上說重要也重要,說不重要也不重要。因為其連接著京城的前門居庸關和軍事重鎮宣府,所以其作為一個軍事樞紐,理論上存在著很大的戰略價值;但另一方面,其雖然位於長城以裡,但其南方尚有一段內長城,與居庸關相連接,以保衛北京,因此,丟掉土木堡,只是讓京城失去了一道屏障而已,並沒有讓京城完全喪失防禦力。

另外,明朝當時的體量還是很大的。在朱祁鎮的父親,即明宣宗朱瞻基的省吃儉用,處處收縮的政策之下,明朝自永樂後期以來經濟凋敝,社會動盪的局面得到了極為明顯的改善。

即位以後,吏稱其職,政得其平,綱紀修明,倉庾充羨,閭閻樂業。歲不能災。蓋明興至是歷年六十,民氣漸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若乃強藩猝起,旋即削平,掃蕩邊塵,狡寇震懾,帝之英姿睿略,庶幾克繩祖武者歟。

此段文字為明史對於明宣宗的評價,明宣宗雖說愛玩(比如喜歡鬥蛐蛐),但辦起事來還是不含糊的,他為了發展明朝核心地區的經濟,恢復生產,一改朱棣四面擴張的戰略而進行全面收縮,安南,奴兒干都司相繼被放棄,但這同時也為明朝減少了不少軍事和財政負擔,使得明朝能夠安心發展經濟。朱瞻基在位的十年,明朝真正得到了發展。土木堡之變之時,明朝還在吃朱瞻基時期積攢下來的紅利,用迷信一點的話說,就是“國運正盛”。自然,在如此厚實的家底的支撐之下,明朝不會那麼容易完蛋。

土木堡之變,給當時的明朝帶來的最大危機,不是精銳盡喪,而是皇帝被抓。但這個事情的實際影響是在有限,加上于謙等大臣懂得變通,將朱祁鎮從皇帝變成了太上皇,這樣一來,明朝實際上已經漸漸安穩下來。安穩下來的明朝,其綜合實力是蒙古遠不能比的,所以,北京保衛戰中,瓦剌不出意外地被擊敗了。


庭州行者


明朝歷史上的土木之變又叫土木堡之變、土木之禍。他是明朝由盛轉衰的分水嶺,也是明朝政府對蒙古由攻轉守的轉折點。土木堡之變後明朝政府苦心經營幾十年的精銳部隊喪失殆盡,京師以北門戶大開,俘虜了明英宗的瓦剌大軍長驅直入,一時間,大明王朝彷彿到了最危及的時刻,甚至到了生死存亡的時刻。當時不要說是瓦剌一方,就連明廷的朝野上下很多人都認為明朝將會成為第二個宋朝,最好的結果似乎是南遷,然而歷史卻並沒有重演宋朝滅亡、宋室南遷的一幕,接下來的明朝不僅沒有自亂陣腳,反而君臣上下一心,取得了北京保衛戰的勝利,並迎回了被俘的英宗,曾經一度處於滅亡邊緣的明朝為何沒能亡國,以下兩點決定了明朝的命運:

首先,明朝全軍覆沒的同時,瓦剌大軍也損失慘重,無力大舉南下:

志滿意得的明英宗離開京師之時,隨同帶走了幾乎明朝全部的文武官員和20萬明朝精銳之師。年輕的英宗皇帝在宦官王振的慫恿之下想要效仿他的祖先朱元璋、朱棣等人遠征漠北。然而,明英宗朱祁鎮不僅沒有明太祖和明成祖的文韜武略,甚至連帶兵作戰的經驗都沒有,又在宦官王振的一頓瞎指揮中,延誤了軍機,以至於在土木堡之變中,不僅自己被瓦剌的也先俘獲,還導致明朝精銳的20萬大軍,乃至於數十位文臣武將,都在這場戰役中損失殆盡。在這20萬精銳之師被消滅後,明朝在整個北方只能勉強湊齊10萬人來防禦瓦剌接下來的進攻。在也先看來,這無疑是一次消滅明朝的機會,不過,最終的結果是瓦剌損失慘重。明朝精銳之師雖然喪失殆盡,但是同樣也消滅了大量瓦剌軍隊,明朝大傷元氣,瓦剌也損失慘重,實際上此時的瓦剌一方,雖然取勝,但是卻無力再發動大規模的南侵了。

其次,明朝雖然損失慘重,但未傷及根本,朝中主戰派掌權:

土木堡之變後,也先一方被迫送英宗回京,大兵逼近北京城,勢不可擋,明朝廷惶惶不安,有大臣提出南遷都城。兵部侍郎于謙極力反對遷都,要求堅守京師。到了公元1449年十月初一,也先、脫脫不花掠過大同,奪下紫荊關兵分兩路進攻明朝都城。 結果,在京師保衛戰中,明軍擊退瓦剌,瓦剌無奈之下,退走大漠。對於明朝來說,之所以能在土木堡之變後獲得京師保衛戰的勝利,原因主要分為以下幾點。一方面,從整體實力上來看,雖然土木堡之變導致明朝損失了20萬精銳之師,但是,彼時的明朝,卻處在全盛時期。另一方面,明朝當時掌握朝政大權的是主戰派的于謙,于謙的主戰政策也得到了當時皇太后孫氏和景泰帝的支持,朝中的主要大臣也都主張積極備戰,抗擊瓦剌,就連北京城內的百姓也都支持朝廷抗戰。主戰派取得了天時地利和人和。

第三,仁宣之治為明朝打下了良好基礎,景泰帝即位明朝大位已定:

明英宗繼位之前,明朝先後經歷了永樂盛世和仁宣之治,前後長達三十多年的盛世為明英宗打下了良好的物質基礎,這也是明朝能夠順利挺過這場浩劫而不被滅國的根本原因。明宣宗朱瞻基與其父明仁宗朱高熾的在位時間加在一起雖然只有11年,但卻被史學家們稱之為“功績堪比文景”,史稱“仁宣之治”。正是“仁宣之治”打下的基礎,促使明朝可以在土木堡之變後戰勝瓦剌和也先的進攻。另一方面,在土木堡之變後,朱祁鈺九月六日即帝位,遙尊明英宗為太上皇,以明年為景泰元年。也先挾明英宗要挾明廷之計不逞。也即伴隨著朱祁鈺這位皇帝的即位,也先無法繼續用明英宗要挾明朝朝廷了。



歷史課課代表


我是興安雜談,我來回答。

咱們簡單一點,就事論事,不要過多的贅述,我也不喜歡複製粘貼。為什麼明朝在損失精兵二十萬,國家一把手被俘的情況下,能夠穩住局面,反敗為勝呢。我個人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1、當時明朝的國力整體高於瓦剌。經過明朝初年的大戰後,幾任皇帝都勤勞能幹,注意休養生息,此時雖然暫時受挫,但國家實力仍在,國力是決定這一切的基礎。

2、當時明朝的軍力也要高於瓦剌。當時,明英宗朱祁鎮和王振帶走的是京城“三大營”的部隊,雖然是精銳,但並不是全部,長江以北趕來勤王的軍隊仍然遠多於蒙古軍。

3、朱祁鈺及時登基穩定了大局。一把手沒了,沒關係,再找一個就是了,而且人是現成的,朱祁鈺本身就代兄監國,他的登基是朝廷能夠穩定,開展防禦組織。

4、任用於謙等鐵腕大臣主持工作。不得不說,當時能夠穩住大局于謙(他不說相聲)功不可沒,他有極為成熟的政治手段,對軍事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詣,力挽狂瀾非此人莫屬。

5、軍民一心者定能無往而不利。當時明朝在經過短暫的混亂後,迅速穩定了下來,朝廷措施得當,人民支持政府,上下一心,眾志成城,這是取得勝利的重要支撐。

6、憑堅城,用火器,防守反擊戰術得當。當時北京是長江以北最大的城市,也是最堅固的要塞,加上及時補充的神機營預備隊,以及各路勤王兵馬的襲擊和配合,防守反擊取得了極好的效果。





興安雜談


正統年間乃明朝“全盛天下”之時,蒙古人早就被打的俯首稱臣,從皇帝到士兵誰也沒想到,御駕親征的皇帝會敗的如此之慘,慘到全軍覆沒,一干勳戚將臣全都戰死,連皇帝本人都成了蒙古人的俘虜。

土木堡之敗對北京的朝廷而言,不啻于晴天霹靂。皇帝被俘這種事,往前追溯,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徽欽二帝,緊接著便要王朝傾覆,天下腥羶。京師坐鎮的大臣們頓感末日降臨,他們已經顧不得正統皇帝在蒙古人那裡會受到怎樣的折辱,當務之急是怎麼才能避免亡國之禍。

“彼之砒霜,吾之蜜糖”,藩王朱祁鈺的機會來了,大明又有了主心骨。

土木堡戰敗皇帝被俘的消息剛剛傳回北京時,城中上下人人自危,紛紛收拾財產準備逃往南京避難,許多大臣也被嚇的不知所措,“遷都避難”的呼聲一度甚囂塵上。甚至還有人拿出天象變化來佐證遷都南京,躲避戰禍的必要性。

朝廷上下爭論不休,幾乎亂成一鍋粥。時任兵部左侍郎于謙站了出來,語出驚人。

“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難度事呼!”

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有了宋朝的前車之鑑,誰都知道遷都這種軟蛋行為絕不可取,就算心裡怕的沒底,嘴上也絕不敢提了。

朝廷上的爭論有了結果,決定死守北京。但人無頭不行,正如國不可一日無君,正統皇帝在蒙古人手裡,朝廷上必須有人站出來主事。

本來朱祁鎮臨走時已經立兒子朱見深為太子,皇帝不在了,當由太子繼位。但這是大難臨頭啊,國賴長君。太子朱見深不過是個兩歲出頭的娃娃,怎麼可能理政主事呢?

負責監國的朱祁鈺進入了大臣們的視線,在於謙等人的擁護下,朱祁鈺被擁立為皇帝。

如此一來,也先太師手中“奇貨可居”的正統皇帝失去作用,只得率軍硬攻猛打,直奔北京城殺去。 此時的朝廷上下,已然君臣一心,就等著也先兵臨城下。

土木堡大勝讓也先錯判了形勢,蒙古軍在北京城下遇到了嚴陣以待的明軍,久攻不下,又畏懼明朝勤王的兵馬陸續趕到,只得倉促撤兵。

明朝的亡國危機初步解除。

明朝“全盛天下”已經不是蒙古人可以撼動的

土木堡之變時,明朝經由仁宣之治的積澱,已經漸顯盛世姿容,朱祁鎮繼位初期,又有“三楊”輔政,更將國力推向全盛。

而且,當時的明朝正值開國初期,算得上國泰民安,也沒有廣泛的社會危機。突然出現的土木堡慘敗,確實給了明朝當頭棒喝,但大臣中不乏有識之士,以于謙為首的文官集團緊密的團結在撿了皇位的朱祁鈺身邊,正所謂君臣上下一心,很快就穩住了局面。

反觀剛剛崛起的瓦剌,並非鐵桶一般,黃金家族的脫脫不花還是名義上的大汗,身邊聚集著一批擁躉。除此以外,草原各部也各懷鬼胎,並非真心臣服,只攝於也先的武力不敢造次而已。

隨著志得意滿的也先撇開黃金家族自立為大汗,草原各部對他的不滿也日漸激化。最終,這位統一草原的“天聖大可汗”在土木堡之變六年後被殺身亡,強盛一時的瓦剌迅速衰落。

所以,即便明朝損失了20萬軍隊,損失了皇帝,仍舊能以自身強大的實力容錯,並且安然度過危機。

“天子守國門”帶來的好處

明朝初定,蒙元餘部逃到了草原上,這對明朝一直是最大的威脅。朱元璋死後,朱棣奪取了侄子的皇位,出於複雜的種種原因,很快將朝廷由南京遷往北京。

北京向北幾十公里就是長城,再翻過長城則是塞外。主動定都於邊關重鎮附近,在有史以來還是頭一遭。因此,民間便有了“天子守國門”的說法。

不論朱棣遷都北京的初衷是什麼,都在客觀上保證了,面對來自於草原的威脅時,明軍必須寸土必爭。明朝雖然疆土遼闊,可他們卻退無可退,因為邊關身後就是京師。

所以,當正統皇帝在土木堡大敗,明朝君臣面臨絕地時,如果想要翻盤,就只得奮力反擊,別無他法。

“天子守國門”這種行為在早期並非不可鬆動的,但經歷了土木堡之變以及北京保衛戰之後,情況出現變化。死戰成為一種政治正確,任何再提遷都的人必然會被群起而攻之。至於此種變化的利弊,不在本文討論範疇之內,就不做詳述。

結語

明朝雖安然度過了土木堡之變後的各種危機,但經此一役,威望大大受損,於周邊各部的威懾力也驟然下降。很多人都將此當做明朝由盛轉衰的標誌,並非沒有道理。如果正統皇帝能夠稍有判斷能力,不以國事做兒戲,其身後之明朝可能又是另一番光景了。


五酒煮史


這也正大明直到現在都受人們尊敬的原因,朱棣的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這一理念太好了


鹹魚講歷史


有于謙等這樣一批忠貞報國的文、武大臣,明朝不會亡。瓦剌大軍只是一時取勝,想要奪取整個大明江山,他們的實力還差得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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