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认清形势，把握大局，抓住机遇，办出特色。众所周知，中国职业教育在2019年拐了一个大弯，进入新的转型期。年初，百万扩招迫使高职院校自诞生以来第一次真正面向社会大众办学，从而倒逼办学模式由普通教育模式向类型教育转变。年中，双高计划出台，使高职院校直面“产业链”办学，从而倒逼院校打开校门，对接产业，对接需求。年末，十四个部委联合发布《职业院校全面开展职业培训促进就业创业行动计划》，要求职业院校全面开展职业培训，形成学历教育与培训并举并重的职业教育办学格局，从而倒逼职业院校不得不关注另外一个“法定职责”——职业培训。这三件大事，使得教育主管部门、院校领导和教师多少有点“猝不及防”，多年来四平八稳的招生制度被冲破了，循规蹈矩的专业建设模式被颠覆了，自我感觉良好的学历教育“缺了一只角”，跟不上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了。期间，国家不断出台各种文件，不断提出各种口号，不断要求开展各种活动，密集程度前所未有，既说明了国家对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空前重视，也反映出国家对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许多新的认识。职业院校如何在大变革的形势下不忘初心，保持定力，与时俱进，办出特色，服务社会，培养人才？这是对职业院校教育理念、办学水平的一个考验。
2．对接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链，提高对于高水平专业群“组群逻辑”的认识。高水平专业群和示范校、骨干校、优质校以重点专业建设带动的专业群有实质性的不同。高水平专业群的组群，不是根据教育部的专业目录进行归类，更不是各个专业课程的简单拼凑，而是根据区域经济产业链的人才需求进行整合。由于现在院校的招生就业已经不再局限在当地，因此这里指的“区域经济”可能需要视野更加开阔的理解，比如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长三角地区、京津翼地区、粤港澳大湾区、中原经济区、成渝经济区。对于产业链的结构、产业技术的进步、产业岗位的变化，大多数职业院校历来缺乏研究，因此在“双高计划”起步之初造成了许多院校的困惑，也是在情理之中。据笔者所见，不少高水平专业群的建设方案（特别是组群逻辑）是不够清晰的，其思维路径基本是“我有什么，我会做什么，我要做什么”，而不是“产业需求在哪里，产业需要我去做什么，如何更好地去满足产业需求。”持这种“以我为中心”的心态，很难实现“专业群定位准确，对接国家和区域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的要求，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深思。说清楚组群的逻辑是大多数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遇到的第一个瓶颈，必须要科学回答为什么要组建专业群？为何如此组建专业群？这需要职业院校转变思维定势，对本区域的产业和产业链进行认真、具体的调研和分析，要训练专业教师尽快具备开展产业调研的知识和能力，要拿出对接产业链生产环节及职业岗位的能力分解表。这个瓶颈不解决，专业群后续的建设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课程结构体系的设计与重构就缺少了逻辑的起点。
3．转变学科本位思维，坚持能力本位思想，重构课程结构体系。课程结构体系是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主体。在专业群对接产业链的背景下，职业院校要回答：新的课程结构体系如何对接产业链的需求？如何体现能力本位而不是学科（知识）本位？如何为“人人”提供有效的多样化的成才路径？简言之，专业群要遵循“以职业能力需求为导向，以职业活动为单元组织课程”的思路，将学习体系和项目体系结合起来，实行“以工作引导学习”或“在工作中学习”的教学模式；课程结构体系的形态，应该是“菜单式、模块化、开放型”的；教学模块与专业课程的内容，应该是高度对接岗位能力和职业标准，反映“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通过内容和形式的创新，使课程和教材“贴近时代、贴近社会、贴近生产”；专业群的教学质量标准和学生成才路径应该是多样化的，并对学生开放、可选；专业群的教学过程应该是“面向真实生产环境的任务式培养模式”，构建“螺旋式上升的项目训练体系”。这些理念和指导思想都要求专业群的课程结构实现“颠覆性”的设计和修订。其前提是，改变传统思维定式，打破学科（知识）本位，坚持能力本位教育。按照岗位群的需要，层层分解，确定从事行业所应具备的能力，明确培养目标；以这些能力为目标，设置课程、组织教学内容；最后，考核是否达到这些能力要求。
4．以新的理念和思路，狠抓支撑条件建设。专业群建设自然需要必要的支撑条件，这些条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的建设水平基本上决定了专业群建设的水平。第一，逻辑清晰、行业优势明显的教学组织。鉴于专业群是根据产业链的人才需求进行整合组建的，所以教学组织亦应突破传统的依据大类专业目录组建的系或二级学院，重新构建体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跨科学、跨专业的教学组织”。这种新的教学组织内部应具有较高的教学资源共享度和就业相关度，并有相应的机制来确保这种共享度和相关度。第二，合格（优秀）的师资队伍。借用吴岩司长的话，校企合作到深处，“痛在教师”，教师既是职业院校开展校企合作、建设专业群的依靠力量，也是开展校企合作、建设专业群的瓶颈。笔者曾多次看到，一些院校的校企合作由于顾及教师的工作量而夭折，一些院校的专业群组建由于教师的利益冲突而无法真正实施，一些院校的课程改革与教材改革由于教师的“懒政”“惰政”而无法深入开展。这里当然有院校领导者的理念、决心和能力问题，但不得不说教师缺乏创新思维与教改能力，缺乏同时兼备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能力，缺乏产业背景与企业人脉是重要因素。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建设一支合格（且不说优秀）的专业教师队伍，目前似乎尚无破局之良策。近年来，笔者曾两次到访泸州职业技术学院，该院为了培养出一支能够满足中德合作项目可持续发展的教师队伍，利用三年时间，选派24名教师通过中德合作培训，获得德国HWK的职业培训资格证书和考官证书，从而形成了学院在相关专业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其经验可资效仿。第三，校企合作面向生产环境的实训基地。承载专业群实践训练的实训基地不是仅仅指拥有多少面积，投入多少资金，配备多少设备，而是要看实训基地是否具有真实生产的环境，是否配备具有培训资质的职业导师，是否具有满足职业培训要求的教学模块，是否为在校生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和企业提升人力资源水平提供有力支撑，是否建立了有效的运营模式、实现与办学规模基本吻合的服务收入。笔者曾于2016年到访福建集美职业技术学校，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该校实训中心不仅承担了本校的实践教学，还承担了大学和高职院校的实训实习，承担了福建大金龙等企业的员工培训，很好地体现了职业院校的“两个法定职责”。第四，体现产教融合方向、坚持能力本位、管办评分离的教育评价体系。这种评价体系至今尚在探索和完善中。尽管国务院多次强调“管办评分离”，要求“完善政府、行业、企业、职业院校等共同参与的质量评价机制”，但近年来政府对职业教育“管办评”一肩挑、办学标准“一刀切”的状况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变，在“项目化办学”的指导思想下甚至有所加强。这种现象的存在自然有其必然性，在某个阶段亦有明显的优点，能体现“集中力量办大事、出成果”的制度优势。但是，职业教育不同于经济，无法集中资源“毕其功于一役”。而由于中国幅员广大，各地社会经济发展差异明显，统一办学标准既不现实，亦不利于院校特色的形成。教育投资的绩效、人才培养的成果，是需要一个较长时期才能呈现出来的，这种绩效、成果主要是由企业和学生的满意度来评价的。对于这一点，院校应有“定力”。
5．将职业培训作为院校的“法定职责”，服务区域经济发展。长期以来，职业院校在承担的两个法定职责方面是“跛脚”的，重学历教育轻职业培训，重知识体系轻能力训练，重规模扩张轻服务能力。十四部门《职业院校全面开展职业培训 促进就业创业行动计划》中关于“职业院校面向全体劳动者广泛开展职业培训，既有利于支持和促进就业创业，也有利于学校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能力，是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内容”的判断十分正确。职业培训绝不是职业院校的“身外之物”，而是“强身法宝”。在“百万扩招”的背景下，面对“有教无类”的大众化教育，针对高素质产业工人的培养，高质量的职业培训不但是职业院校落实职业培训“法定职责”的不可或缺的资源，而且亦是职业院校学历教育新的增长点。我国每年的企业职工教育经费是个巨大的数字，如果我们能够把职业培训的职责承担起来，对于办学经费紧缺的职业院校自然是一个巨大的支持。同时，职业院校的职业培训资源将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职业能力，有利于促进毕业生的就业。这里的关键，在于“建设一大批面向重点人群、学习内容和形式灵活多样的培训资源库，开发遴选一大批重点领域的典型培训项目，培养一大批能够同时承担学历教育和培训任务的教师。”对于职业院校来说，这既是挑战，更是机遇！
6.结语。专业群的水平是不是“高”，不是由政府批准的，也不是由同行认可的，更不是由院校自己认定的。高水平专业群是经过长期的市场竞争，被行业企业（用人单位）认可，人民群众（学生及家长）满意，形成具有特色的专业群品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水平专业群”的建设还只是刚刚开始，以上所述的组群逻辑、课程结构、支撑条件、职业培训等方面的工作，就绝大多数院校来说差距是很大的，断不是三五年就能达成的，急功近利之心切不可有之。需要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克服名利诱惑，坚持办学特色，“心平气和”地不懈地努力，“一步一个坎儿”地克难攻坚，方有可能成功。
【作者简介】潘家俊（1950- ），男，研究员。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原常务副院长，上海市职业教育协会高职高专教学工作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高职高专教学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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