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耶魯法學教授自己的話來說，他是精英制度（Meritocracy）的產物 。
1987年夏，Daniel Markovits 從美國得克薩斯州奧斯汀市的一所公立中學畢業，前往耶魯大學報道。此後，他一路在倫敦大學經濟學院、牛津大學、哈佛大學以及耶魯大學法學院等多所大學，學習了近十五年，學位證摞起來有厚厚一沓。如今，他在耶魯法學院任教。教的學生和年輕時的自己相似度驚人：絕大多數都來自於精英家庭和頂尖大學。
耶魯法學院教授 Daniel Markovits
自然地，Daniel將老師先前賦予他的優勢繼續傳遞給他的學生。而他們所擁有的一切，包括優越的經濟條件與地位，事實上，都應歸功於給予他們機會的精英制度。
Daniel Markovits 在今年出版的新書“The Meritocracy Trap” 裡這樣分析自己的生活。不過，在他看來，美國曾經相信和承諾的精英制度，已經不再管用。
《精英制度陷阱》
上世紀五十年代後，為打破美國貴族家庭對頂尖大學提供的教育機會的壟斷，當時的哈佛大學校長James Bryant Conant和耶魯大學校長Kingman Brewster，重建了大學招生制度：強調才能、學術成就，而非血統。
這套規則曾承諾：人人享有平等的機會。
但是現在，Daniel悲哀地承認，中產階層在工作中敵不過富人，他們的孩子在學校裡也會輸給富人家的孩子。
他在書中分析道：曾經“仁慈”而又“公正”的精英制度已變異，成為一種財富和特權世代相傳的機制，滋生了社會階層間的怨恨和分裂——“新貴族階層”就此誕生。
而這種獨特的、前所未有的不平等，甚至在一代人之前都無法被識別。
不僅如此，看似受益的新貴族們，正同樣承受著傷害。他們被迫加入嚴酷的終生競賽，通過付出極端的財富和努力來確保收入和地位。
Daniel認為，在這樣的制度下，沒有人是真正的贏家。
註定跑不贏富人的中產階層
數據顯示，除了藤校，在芝加哥大學，斯坦福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杜克大學中，家庭收入處於金字塔塔尖1％的學生人數，要比來自整個下半部分金字塔家庭的學生還要多。
這樣的結果，無疑有悖於打破階層固化的初衷。
也許有人會說，除了少數被爆的招生黑幕，絕大多數情況下，頂尖大學仍會按照標準流程展開錄取工作。
如果富裕家庭的孩子能被錄取，自然說明了他的實力。這對其他學生而言，似乎並無不公平之說。
不過這些人可能還沒有注意到，擇優錄取的制度，早已將普通人家的孩子排除在外。甚至還未出生，就註定要打一場滿盤皆輸的比賽。
數據表明，越來越多的青年精英會在階層內部尋找另一半。擁有紮實的經濟基礎，雙高學歷伴侶間的婚姻關係往往更穩定、也更持久。
不僅如此，這種選型婚配（Assortative Mating）加劇了經濟不平等，也使得他們的下一代能夠輕鬆獲得其他階層孩子無法享有的特權。
與之相比，中產階層的準媽媽面臨更高的離婚風險與經濟負擔，因此承受的壓力往往更大。
有研究表明，媽媽的產前壓力會拉低孩子的教育水平和智商得分。而且，這種影響是巨大的：
如果在出生前暴露於高水平的壓力激素中，孩子到七歲時，其受教育時間會比普通孩子少1.1年，並且語言智力得分降低了5個百分點。
因此，富人家庭的嬰兒很可能出生時就比普通人的嬰兒“實力更強”。
儘管所有父母都在孩子身上投入了比以往更多的時間，但高學歷父母投入時間的漲幅要大得多，尤其是精英家庭的母親。
大約一半有兩個或更多孩子的哈佛或芝加哥MBA畢業的女性，會選擇離職或兼職來為育兒貢獻更多時間；
因為當了媽媽而辭職的精英女律師如此之多，讓頂級律所不得不將這種情況列為“潛逃風險”之一。
長時間、高質量的陪伴，高昂學費換來的頂尖學校教育資源，讓富人們的孩子無論在學術成就、語言表達還是情感認知等方面，都處於難以超越的領先地位。
此外，在校外時光中，差距被再度擴大。
幾乎所有富裕家庭的孩子，都會參加大量校後課程，而且通常由多個專業老師輔導。顯然，這項“福利”可不是誰都能享受，因為這需要難以想象的鉅額支出。
以曼哈頓的Veritas Tutors Agency為例，這是家由普林斯頓大學畢業生所經營的家教機構，服務於全美客戶。
基礎學術課程的學費為每小時600美元。其每位學生的家庭的支付的費用在5,000美元到15,000美元之間不等，有些家庭的支出甚至高達100,000美元。
令人驚訝的是，Veritas並不是家教市場上最貴的。
一家面向紐約學生的考試輔導公司，90分鐘時長的Skype輔導課程費用是1,500美元，並且至少需要購買14次課程才能報名。
教育投資的成果是豐碩的，富人家庭的孩子在教育的每個階段都幾乎全方位勝過其他人。
所以，無論錄取標準多麼客觀精確，錄取流程多麼公開透明，精英大學本身就向富人階層傾斜。自然地，絕大多數精英階層的工作也被富裕家庭的後代“壟斷”。
即使有少數幸運兒，由於其非凡的天資和努力闖入了精英團體，事實上，也只是幫助精英制度證明了它所謂的“公正性”，顯得和以前的貴族血統制涇渭分明。
利用“擇優錄取”的規則，“新貴族”們找到了世襲罔替之路，普通人再難望其項背。
精疲力竭的新貴族
不過，有收穫就有代價。即使是制度的“受益者”，新貴族們也表現出了無法掩飾的悲劇面孔。
上幼兒園之前，精英家庭的孩子就不得不加入學校名額、成績等競爭大軍。其中，入學競爭最激烈的學前班只招收不到十分之一的申請者。
現在，紐約、波士頓和舊金山等城市的精英父母通常要替孩子申請10所幼兒園。
而每次申請都意味著經歷寫作考試、評估測試和麵試等一系列嚴酷考驗——被評估者，是年僅四歲的孩子。
這樣激烈的競爭過程，在申請小學和中學時也在重複上演。
儘管父母有時也不情願將孩子暴露於過度殘酷的訓練、篩選系統中，但擇優錄取的規則卻總能讓父母繼續心甘情願地促使孩子“回到正軌”。
也許難以置信，但富裕階層的高中生的確比其他階層的同齡人，有著更高的吸毒、酗酒概率。患有臨床上嚴重抑鬱和焦慮的概率，也是全國平均水平的兩倍或三倍之多。
同樣地，現在大學生們患有抑鬱症的可能性也是千禧年時的兩倍。就算得到了高薪工作，年輕人的痛苦也未減輕。
一項對高層銀行家的調查研究顯示，新入職時充滿活力的大學畢業生，到工作第四年幾乎都會變得“一團糟”。
巨大的競爭壓力，超高的工作強度，將青年才俊逼到崩潰邊緣。
正如一名亞馬遜的員工觀察到的那樣，充斥著雞血、批評與競爭的公司文化產生了一種戲劇化的效果：“幾乎所有我的同事，我都看到過他在辦公桌上哭過。”
等到有了孩子之後，極端昂貴的教育支出，窘迫的時間和精力，無一不讓哪怕是身為精英的父母，也會感到幾乎被榨乾。
困境循環播放，沒人逃得出去。
很好的一個例子是，斯坦福大學法學院院長，最近在給畢業生的一封信中指出：
精英律師們似乎陷入了一個無休止的悖論：
更高的薪水意味著更多工作時間，而更長的工作時間又需要更高的薪水來證明其合理性。
一方的增長勢必引起另一方的增長，並無限循環。
這個體系究竟在為誰服務？他感嘆，真的有人想要生活在這個體系之中嗎？
這場沒有贏家的遊戲，為什麼無人喊停
顯然不同階層的人都正承受著煎熬，不過，人們往往難以接受這一點。
因為不管怎麼說，新貴族們自身有著優異的能力，展現了奮鬥的精神，很難讓人感覺到其中的特權。
結果是，無論社會上的不滿情緒有多濃，擇優錄取規則下的精英制度還是保持了良好的聲譽。
這還不夠，頂端收入的劇增以及富人和中產階級之間日益擴大的鴻溝，產生了“蘿蔔加大棒”的作用，將極端激烈的競爭變得合理化。
畢竟，這些富人的故事充滿了拼搏向上，公平競爭等情節，而且看上去他們還創造了許多機會給予其他人。
《哈佛商業評論》曾對高收入群體進行調查，結果顯示，62％的高收入人士每週工作超過50小時，35％每週工作超過60小時，10％每週工作超過80小時。
其中，四分之一擁有《哈佛商業評論》定義的“極端高收入工作”，而他們的工作時間甚至更長。56%每週工作70個小時或以上，9％的工作時間為100個小時或以上。
其中，四分之一擁有《哈佛商業評論》定義的“極端高收入工作”，而他們的工作時間甚至更長。56%每週工作70個小時或以上，9％的工作時間為100個小時或以上。
高層管理者自己也通常認為，雖然“像狗一樣工作”，但卻有些引以為傲，這證明了他承擔超高強度工作的能力。
於是，如果有人想要爭取更多的休息時間，或工作與生活平衡的權利，都會被視為“懶惰”、“不上進”的表現，甚至內心也油然而生罪惡感。
相對而言，中產階層無疑是受到更多傷害的群體，他們被剝奪了獲得更多財富、更好教育與工作的機會，最後競爭中的落敗者還被歸咎於自身能力的不足。
Daniel指出，精英制度從根本上重塑了人們的生活：從出生，到死亡；從家裡、學校到工作崗位。
它將自己偽裝成必要的、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形象，將其意識形態投射到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中。它操控了人們的想象，並以此禁錮住人們的批判能力。
然而，這個時代的悲劇是，精英制度恰恰成了問題本身。
作為該項制度的研究者，及建立更平等的社會秩序的倡導者，Daniel不得不承認，想要消除目前的不平等，難度不亞於當初推翻貴族統治，簡直是“一場規模涉及全文明的工作”。
但他堅信，即便如此，重建平等的社會秩序將使每個人受益。
改革者可從精英制度紮根最深的教育與工作兩大領域入手：讓教育變得更開放、包容，同時擴增中等水平與收入的工作崗位。
這樣一來，精英階層能夠用可接受範圍內的地位和收入的下降，換取合理的休息時間，而中產階層也能因此獲得更多、更好的教育與工作機會。
也許需要幾代人的努力。但是，認識到精英制度的本質與不公，是我們能邁出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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