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清是如何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神坛跌落下来，最后把自己给玩死的？纵观整个天京事变，所有矛盾的核心都围绕他杨秀清一人而展开，触发事变的爆发点，是杨秀清逼洪秀全封其为“万岁”，而洪、杨二人，杨秀清与韦昌辉、石达开、甚至秦日纲等人之间关系、态度的转变，却是源自1853年发生的一起看似不大但是影响不小的事情上，这就是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的名义责打洪秀全。
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之后，洪秀全住进了奢华的天王府，深居简出，整日美女陪伴基本上不理朝政，所有军务“悉禀奏东王，听其裁处转奏”，而杨秀清“实欲虚尊洪秀全为首，而自揽大权，独得其实。”这年12月，洪秀全责打了身边的一名女官，杨秀清闻听之后，思量着自己为太平天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以借助这件事向洪秀全发起责难，如果大家拥护他做新的领导，那么这件事正好是一个机会，从天父的口中指出天王的过错，加以杖责，从而改变领导，也是符合太平天国拜上帝会教义的。于是他假借天父下凡的名义问责洪秀全，并要当众责打。而在场的韦昌辉、秦日纲等人都表示“愿代天王受杖”，这大大出乎了杨秀清的意料，韦昌辉、秦日纲都是金田起义的骨干，是太平天国创业的老员工，他们的态度算是公开表明了不同意杨秀清利用这个方法对待天王，不同意他取代洪秀全，石达开虽然身在安庆驻防并没有在事件的现场，但是根据他对杨秀清“平日性情高傲”的看法，肯定也不会同意杨秀清取代洪秀全。看着大家并没有拥戴自己，杨秀清也就停止了对洪秀全的杖责。在事发后第二天，杨秀清带着北王韦昌辉和顶天侯秦日纲去天王府请罪，劝洪秀全能“受臣直谏，方尽为君之道也。自古为君者常多恃气气性，不纳臣谏，往往以得力之忠臣，一旦怒而误杀之，致使国政多乖，悔之晚矣。”洪秀全是何等的聪明，一听就听出来其中的意思了，最后虽然表面上表示理解、接受、原谅了他，但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被责打，令其天王的颜面扫地，这口恶气洪秀全实在难以下咽，此时在他心里已经开始记恨杨秀清了，杀之而后快的种子就此埋下。而杨秀清当着洪秀全的面说的那些话，冥冥之中似乎在暗示了自己未来的命运。
此事过后，杨秀清专擅的作风没有得到丝毫的改正，独断专行的做法丝毫没有收敛，在所发布的告谕上面，杨秀清还特意在“东王”的头衔之前又加上了“劝慰师”和“圣神风”2个头衔，似乎是要把自己变成太平天国的教主和精神领袖，以至于不明真相的中下层太平军将士“以其为最高权力之源”，天京城内更是有洪秀全已死的传言。
而他对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等人也开始不信任并采用威逼的手段，尤其是对待韦昌辉更甚。如果按阶级成分出身来算，韦昌辉应该算是地主阶级或者是富农一级，虽然家境丰饶，不至于挨饿，但也是时常受到比如胡汉三、刘文彩那样的大地主的欺负。洪秀全金田起义的时候，韦昌辉是尽献家财投身革命，定都天京后，杨秀清对他的警惕性很高，对于北伐、西征等军国大事，不让韦昌辉参与，即使是1854年太平军在合肥一带战事不利之时，杨秀清宁愿调石达开增援也不愿意让韦昌辉去，把他死死的按在天京城内，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和掌控之内让他负责天京的城防工作。当时的北王韦昌辉拥有自己的尚书、承宣、仆射、参护、典舆等千余人，而韦昌辉本人又身负转禀之责，各军情报都先报告给他，然后由他转禀杨秀清，杨秀清核准后在转给洪秀全。然而杨秀清却以“劳心甚”为借口，解除了韦昌辉天京城防司令的职务改由石达开继任，1854年4月的张子朋出师湘潭行动中，杨秀清更是前去北王府对韦昌辉“杖责数百，至不能兴”，并常常以天父附体的名义来打压他，以至于韦昌辉和杨秀清之间的矛盾早已是天京城内公开的秘密了。曾国藩埋伏在天京城内的潜伏人员张德坚在其1855年8月编写的《“贼”情汇簒》一书中就提到杨秀清和韦昌辉二人“相互猜忌，似不就必有并吞之事”，建议曾国藩抓紧时机剿灭长毛。
对于秦日纲和石达开这种拥有兵权的实力派，杨秀清处理起来也是顾虑重重，疑忌交加。例如石达开驻守安庆期间，杨秀清就以“惧其得皖人之心，急趣之归”为由转派秦日纲坐镇安庆，让他回天京分韦昌辉的权。秦日纲到安庆后，所部刚刚增加了2000多人的兵力，屁股还没坐热乎，结果又被罗大纲替代。回天京后，秦日纲的部下大部分将士都被编入了东王府做参护、典舆，可见杨秀清对他俩是不放心的。他不但自己明面上去打压石、秦二人，而且还在背后借故压迫二人，例如1854年5月，秦日纲手下一名士卒遇到了杨秀清的一个拜把子兄弟的叔父，就因为没有起身行礼，结果被打了二百鞭子，并送到了石达开岳父卫国后黄玉昆那里听候处罚，黄当时主官太平天国刑部事务，认为既然已经打过鞭子了，就不应再有其他的责罚，结果杨秀清的这位叔父不干了，给杨秀清打小报告，杨秀清不问青红皂白下令石达开抓他的岳父，黄玉昆得到消息辞职不干了，兴国侯陈承镕、燕王秦日纲等闻之亦相率辞职，杨秀清大怒，锁发韦昌辉处“杖秦日纲一百，陈承镕二百，玉昆三百，老卒五马分尸。玉昆杖责后，夜里投水救起”，之后削去爵位，降为普通士卒。通过此事可见杨秀清处置太过专横、无理，按照《李秀成自述》中的描述，此时的太平天国高层之间是“东王威逼太过，此三人（韦、石、秦）积怨于心，口顺而不息。少怒积多，聚成患害，积怒成深。东、北、翼三人不和，北、翼二人，同心一怒于东。”形成了敢怒不敢言的局面。
权利和欲望，任何人在它面前，无论有多好的品德，多好的口碑，最终都会在它面前低头，杨秀清作为太平天国实际军政大权的拥有者，却由于轻物骄人，欲壑难填，将所有矛盾都引到自己的身上，并且越陷越深，最终酿成了天京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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