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霖（1872—1944），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近代书画家字润琴，号石云。中国晚清直隶省河间府肃宁县人，晚清德宗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甲辰科状元，所谓“第一人中最后人”。刘春霖善书法，尤以小楷为著。小楷笔力清秀刚劲，深得世人推崇。时有“大楷学颜（颜真卿），小楷学刘（刘春霖）”之誉。
刘春霖患有心脏病，经受日伪打击后，病情逐渐加重，经多方医治无效，于1944年1月18日逝世于北京(又一说逝世于1942年），其墓地在河北保定市。
刘春霖家道贫寒，世代为农，其父先后在济南、保定府衙当差。其母亦在知府家中做女仆。刘春霖幼年时跟随父母在济南，因生活困难，6岁时被送回老家，托靠哥嫂抚养，8岁时入私塾读书。他天资聪颖，学习刻苦，深受老师喜爱。后来，父亲把他带至保定，入莲池书院读书，连续攻读十余年，学业长进很快，颇得院长吴汝纶赏识。
光绪三十年（1904）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
刘春霖中状元还有一段趣事。
当时内外交困，忧心忡忡的慈禧太后正准备做七十大寿，想从科举之中得到一点吉兆。她首先翻开主考官列为头名的试卷，字迹流利清秀，文词畅顺华丽，内心颇喜。但目光一投向落款时，一股阴云陡然开起。夺魁的举子是广东人朱汝珍，一见“珍”字便想起了珍妃，因为珍妃支持光绪皇帝改良，使慈禧太后十分不悦，后来将珍妃推入井中溺死，所以一见“珍”字便肝火上升；又加上朱汝珍是广东人，更使慈禧火上浇油。想起太平天国洪秀全，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高举反清大旗的孙中山……这些大清朝的“首逆”都出自广东，在慈禧看来广东人是她的克星，是无法容忍的，于是将朱汝珍的试卷扔到一旁。
当慈禧翻开第二份试卷时，心头又不禁高兴起来。因为第二份试卷是直隶(今河北省)肃宁人刘春霖的，“春霖”二字含春风化雨、甘霖普降之意，这一年又逢大旱，急盼一场春雨。加之直隶地处京畿，“肃宁”又象征肃静安宁的太平景象，这对烽火四起、摇摇欲坠的清王朝，自然是“吉祥”之兆。于是，大笔圈定，名列榜首，发榜时刘春霖由原来的第二名而成了头名状元，经过主考官的保奏，为照顾社会舆论，朱汝珍的名字虽然没有抹去，也只得屈居刘春霖之后了。
刘春霖中状元后的第二年就废除了科举考试。刘春霖便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奉派到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留学。光绪33年（1907年）回国，历任资政院议员、记名福建提学使、直隶高等学堂提调和保定北洋女子师范学校监督等职。
辛亥革命后一度隐居家中，民国3年至13年（1914年至1924）历任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和曹锟等总统府内史（相当秘书长），并兼任中央农事试验场和直隶高等学堂学监等职，后又任直隶省教育厅厅长、直隶自治筹备处处长等。
民国9年、10年（1920、1921）曾两次代表大总统徐世昌到山东曲阜，主持孔子大成节典礼主祭，名噪一时。
刘在大总统府和直隶省任职期间，目睹了当时军阀混战、内部争斗、政治腐败的局面，非常愤慨。他把自己在总统府任职比作“执戟郎官”。
民国17年(1928)退隐北平，在上海、北京以诗书自慰。其“群玉山房”中，收藏各类书籍1万余册，古籍以明清刻本居多，其藏书印有“刘春霖印”、“石云鉴藏之章”、“石云收藏”、“润琴刘春霖”等。
刘春霖虽隐居不仕，但对国家前途颇为关心。“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我国东北三省，蒋介石命令东北军队不战而退，刘极为愤慨。“满洲国”派人以溥仪的名义邀请刘春霖前去，许以伪满教育部部长之职，遭到刘的严词拒绝。宋哲元任河北省省长时，出于对状元的敬仰，即拜刘春霖为师。二人交往密切，刘经常给宋哲元讲古论今和授以经史知识。刘对宋的谈话内容，以《刘春霖之言过》为题登载在当时的报纸上。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占领北平。大汉奸王揖唐(王和刘是同科进士、日本留学时的同学)，想借刘状元之名作招牌，邀其出任北京市市长要职，百般动员说服，均被刘严词拒绝。日伪恼羞成怒，第二天即派日伪军抄了刘的家，用刺刀把全家人赶出家门。后经重资买动和托人说情，才让家人进门，把抄去的财物送还。此事对刘的打击很大。
汉奸王揖唐
从此，杜门谢客，居家以诗书自慰，当时颇为人所敬仰。 刘春霖赞助兴学。在本村兴建小学一所，房屋和学校设备均由其资助，并赠匾额一方，上题“铸才炉”悬于门庭。河北省知名人士倡办的北京燕冀中学(分男、女二所)，刘春霖曾捐资赠书，并任该校董事会董事。刘春霖对其家族子弟的教育亦非常重视，凡人小学以至考入中学、大学者，刘春霖均一律供应花费。
刘春霖体察人民疾苦，对灾民进行救援。民国22年(1933)夏，黄河泛滥，冀、鲁、豫三省受灾严重，人民流离失所。刘春霖等人发起组织了“河北移民协会”，并在内蒙建立“河北新村”，先后移民数次，计330户、1100多人，费用均由发起人捐献和募集。刘不顾年迈奔走其间，并联系当时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命令各地政府予以协助。
刘春霖博学多才，兴趣广泛。对古文学、史学和金石学造诣深邃，并对小学(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研究有素，颇多见解。因博学，不惜重金购书，多善本，藏书在万册以上，并曾在保定等地开设“直隶书局”数处，对中华文化的传播起了一定作用。刘春霖对民国《肃宁县志》的编纂也极为重视，曾捐资修志，并进行具体指导和对县志初稿进行审阅(此部县志稿因战乱而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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