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及其不滿

圖為網站文章截圖

圖片來源：https://www.nybooks.com/articles/2019/06/06/democracy-and-its-discontents/

亞當·圖茨 | 民主及其不滿

作者：亞當·圖茨（Adam Tooze）

法意導言

可以說，當前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已經遭遇到了系統性危機。在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等一連串“黑天鵝效應”事件接連發生後，我們不禁思考，民主制度是否已走到盡頭？甚至有觀點認為，當前的政治緊張局勢與1930年代民族主義和獨裁統治崛起給民主帶來的壓力有異曲同工之處。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教授、歐洲研究所所長亞當·圖茲（Adam Tooze）於2019年6月6日在《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撰文，對民主危機的各方觀點進行點評，並著重分析了大衛·朗西曼教授關於民主制度是否死亡的討論。本文認為，對歷史上的危機進行分析或有裨益。

圖為本文作者亞當·圖茨

對於美國右派而言，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就任美國第四十五任總統意味著它們在政治上的新生。美國的保守主義元素長期以來孕育了反動的非主流文化，它們將推動公民權利的行為定義為壓迫，阻礙女性平權和打破傳統異性戀規範的運動，蔑視自由媒體的霸權，並質疑全球化及其共同自由團體，包括聯合國和世貿組織。早在上世紀50年代，這一反動政治就在共和黨右翼中取得一席之地。戈德懷特的競選以及保守派對60年代社會革命的強烈反對為它重新注入活力。它通過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重新融入共和黨的主流以後，在對克林頓夫婦的敵意中公開爆發。最終是特朗普把它帶到了舞臺中央。對於右派而言，特朗普及其幕僚迸發的“實話實說”，特朗普政府毫不掩飾的性別歧視和仇外心理，以及在貿易和安全問題上強勢的民族主義都是理所當然的。特朗普的當選標誌著期待已久的對自由主義共識的推翻。

中間派民主黨人也認為特朗普

圖為德國國會大廈縱火案

儘管這一敘事是基於歷史而產生，令人詫異的是它最近是如何發展的。幾年前民主黨內還沒有形成一種反抗的氛圍，而是充盈著對未來的自滿。美國國內不斷髮展的多樣性和加利福尼亞數字寡頭的政治偏好能保障民主黨的掌權。特朗普的支持者們不僅是可嘆的，他們註定會消亡。在大西洋的兩岸，中間派知識分子的工作都是壓制左派關於反民主的專家統治規則以及關於掏空民主的危險討論。

被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所動員並被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DSA）這樣的組織所吸引的復辟美國左翼毫不懷疑特朗普執政帶來的災難性後果。但特朗普對於左派而言並不意味著歷史的中斷，而是延續。正如傑迪·波弟（Jed Purdy）在去年夏天刊發的《異見》（Dissent）雜誌上所說的，特朗普“不是對基準線，對歷史標準的異常偏離，而是迴歸。”[1]特朗普完全暴露了奧巴馬和他的政府遮掩的東西——美國民主對資本、對父權制、對源於奴隸制的不公種族制度的附庸。

圖為約翰·斯普林（John Spring）所繪特朗普漫畫

圖片來源：https://www.nybooks.com/articles/2019/06/06/democracy-and-its-discontents/

因他們堅定而激進的批判，美國左派一度遭受了來自中間派的輕蔑嘲笑。如今中間派開始惶恐，左派開始看到一絲曙光。由DSA支持的民主黨反叛似乎存在了真正廣泛的基礎。在美國年輕人中，討論社會主義已不再是一件羞恥的事情。這並不是民主危機，對美國左派而言反倒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機會。

儘管立場上的差別如此之大，他們的目標卻是堅定一致的。特朗普承諾將讓美國再次強大。中間派民主黨對特朗普曾質疑美國的強大感到震驚，並承諾將修復他所造成的破壞。對俄羅斯干政的關注激勵人們團結在星條旗下。同時，左派的靈感來源於不亞於他們的中間派和右翼敵人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敘事。波弟在《異見》中呼籲激進分子們接受可追溯至重建時期的民族傳統，接受羅斯福新政以來的左翼分子和民權。在Tablet雜誌上，保羅·伯曼（Paul Berman）重提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ky）的《鑄就我們的國家》（Achieving Our Country）一書，以及其中所堅持的從沃爾特·惠特曼（Walt Whitman）持續到約翰·杜威（John Dewey）及其他人的激進共和主義傳統。[2]

圖為《鑄就我們的國家》封面

美國內部真正的國際主義或世界主義政治的範圍是有限的。任何有政治頭腦的人都不會忽略這一限制。浪費時間想象美國如何可以擺脫那部當今最古老的，源自於十八世紀的憲法也是無所裨益的。但如果呼籲愛國主義只是這個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必要品，美國危機談話中的歷史主義基調仍令人費解。在氣候變化加速，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人口的最後一次爆炸性增長，中國威權資本主義推動下的亞洲崛起正在改變世界的時刻，追溯二戰、鍍金時代、內戰及獨立戰爭怎麼能不顯得不合時宜？

雖然非民主主義政治是不切實際的，但還應當思考伯曼和其他人提出的宏亮的“擁抱民族敘事”口號是否會使“抵抗”起反作用。《異見》的聯合主編蒂姆·申克（Tim Shenk）曾明智地指出美國的進步人士在解決國家的基本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時，不應將它們看作是一個出類拔萃的民族的負擔，而是像其他民主政體一樣將它們視為國家的正義和實際問題。[3]結合目前的氣氛，尤其是年輕活動家的情緒，可能會發現，特朗普危機的歷史意義在於它使整整一代人對任何形式的美國例外論免疫。然而，正如特朗普本人熱衷於指出的那樣，他的勝利可以被看作是全世界更廣泛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浪潮的預兆。

在《人民vs.民主：我們的自由為何危在旦夕，應當如何拯救》（People vs. Democracy: Why Our Freedom Is in Danger and How to Save it）一書中，託尼·布萊爾全球變革研究所的前任執行主任雅斯查·蒙克（Yascha Mounk）談到維克多·歐爾班（Viktor Orbán）或唐納德·特朗普等粗鄙的非自由民主主義支持者，對精英技術官僚自由主義的全面厭惡，每年聚集在達沃斯的政治家和企業領導人就是例證。黃背心示威者和許多投票支持脫歐的人有充分理由相信，統治階層視他們為草芥，而他們以對人民主權的粗暴重申作為回應。儘管年輕的投票者們持續左傾，這種傾向並不一致。蒙克指出，即使是在年輕的歐洲和美國人群中，威權態度也令人擔憂地開始抬頭。在二十多歲的青年人中，對鐵腕人物和軍事領導的支持越來越普遍。美國遠非一個例外的民主國家，相反它對獨裁主義統治的支持度很高，完美地契合這一範式。

雖然上述發現引人注目且前所未有，蒙克對它們的分析卻略輸一籌。為了解釋上述轉向專制主義思想的現象，他提出了三個影響因素：因互聯網的興起使得精英階層對政治媒體的失控、經濟增長後財富分配的失敗、以及白人對愈加興起的種族多樣性的擔憂。這份清單羅列的擔憂如此熟悉，而他提出了另一份更為熟悉的補救清單：

專家治國與民主

政治學家史蒂文·列維茨基（Steven Levitsky）和丹尼爾·齊布拉特（Daniel Ziblatt）曾撰寫了一本發人深省的比較不同國家中的政治危機的著作。這本名為《民主制度如何滅亡》（How Democracies Die）的書將美國問題置入一個更廣泛的研究範圍裡，分析民選獨裁者如何破壞和顛覆民主。民主是脆弱的，它們依賴於相互競爭的黨派對普遍規範的共同接受。規範是重要的，沒有了規範，“憲法制衡不能如我們所想象一般發揮民主堡壘的作用。”一旦獲得權力，且該權力不受民主規範的削弱，民選獨裁者將試圖影響體制中的裁判者，迫使法官退休，壓制媒體，並改變競爭舞臺使其永久性地不利於對手。毫無疑問，當下的美國政治體制受到上述三個方面的威脅。而對於那些參與到美國中心論的全國性討論中的人而言，列維茨基和齊布拉特發佈了一條使人清醒的信息：“美國民主並不如我們有時認為的那般特殊。我們的憲法和文化並不能使我們免於民主崩潰。”

那麼，究竟如何才能阻止我們墜入反自由主義？民主規範的迴歸需要建立新的共識，列維茨基和齊布拉特提到了智利的例子。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早期，這個國家的左右派之間暴力衝突導致了奧古斯托·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的血腥政變，而這一衝突最終通過兩黨在所謂的民主聯盟（Democratic Concertation）中的合作解決。在當今的美國，問題首先出在共和黨身上。它一再表現地像一個自認為無需遵守一般民主規範的反體制政黨。“為了減少兩極分化”，列維茨基和齊布拉特總結道，“共和黨應當進行改革，如果不想被摧毀重建的話。”沒有任何其他辦法可以打破他們對被前共和黨參議員傑夫·佛雷克（Jeff Flake）稱為“極其興奮的民粹主義、本土主義和煽動行為”的狂熱

但這一切要如何實現？列維茨基和齊布拉特指向1945年後德國中右翼基督教民主聯盟（下稱“基民盟”，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CDU）的改革。康拉德·阿登納（Konrad Adenauer）的基民盟對民主規範的鞏固毫無疑問對戰後德國民主制度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貢獻。但這和美國政治又有何關係？難以想象共和黨會有任何一個成員向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和她的同僚學習。

列維茨基和齊布拉特作為政治程序和形態分析家，在看待權力問題時卻是驚人地幼稚。1973年智利民主的崩潰不僅僅是基於極端黨派之爭的惡化。這是冷戰期間關於基本社會和經濟改革的暴力衝突。那些摧毀了智利民主制度的力量還包括美國的社會和外交政策機構。德國也是一樣，正如列維茨基和齊布拉特他們自己承認的那樣，1945年希特勒政權的絕對失敗為德國保守主義的重建創造了條件。在那裡，冷戰也影響了事態的發展，它使得阿登納的“融入西方”（Westbindung）(依附於對西方國家)似乎比蘇聯的替代者更合適。

圖為1973年智利政變，軍政府武裝部隊轟炸拉莫內達宮

美國是否需要經歷一場類似於德國在二戰中所經歷的災難，才能讓共和黨自我改變？列維茨基和齊布拉特提出了這一問題，但從未充分探討其內涵。他們具有侷限性的逐案類比方法以及他們對國家政治制度和文化的關注，卻將國際政治問題置於一邊，並沒有提供考慮冷戰與冷戰後地緣政治以及現代民主制度軌跡之間的聯繫。

著名的東歐史學家提摩希·斯奈德（Timothy Snyder）將西方民主危機視為一場相互關聯的國際發展。2014年的烏克蘭危機使他對該地區歷史的關注成為思考當代跨大西洋政治舞臺的工具。歷史敘事不僅僅反映和描述現實，還有助於塑造現實。斯奈德的新書《通往不自由之路:俄羅斯、歐洲和美國》（The Road to Unfreedom: Russia, Europe, America）的中心組織思想是，民主受到兩種決定論世界觀的威脅，他稱它們為“必然”和“永恆”。前者是“歷史終結”（“End of the History”）的決定論及其現代化理論，它聲稱自由民主制度沒有替代品。廣義上說，這是西方的自由派精英的世界觀——蒙克的技術官僚自由主義。他們的自上而下的現代化計劃所產生的失望和抵制，在斯奈德看來，引發的不是真正的民眾反應，而是以“永恆政治”或神話民族主義的形式出現的另一種精英神話

斯奈德認為，在現代化理論的決定論和民族主義的決定論之間的瘋狂搖擺塑造了我們當前的形勢。二者都阻礙了任何真正的辯論和所有可行的替代方案。它們都不利於真正的民主。一個為專家治國敞開大門；另一個則是劣質的威權主義。斯奈德定義下的真正歷史，即偶然事件與個人選擇的集合，是讓這些危險世界觀迴歸理智的最佳解藥。

從一般層面上而言，斯奈德的研究方法有頗多可取之處。歷史確實是政治，尤其是民主政治當務之急應當研究的東西。無論是基於社會科學還是基於神話的，應當對決定論持懷疑態度。我們也同意斯奈德所認為的，必須將俄羅斯、烏克蘭、歐盟和美國視為“同一個歷史”的一部分。但如今的問題是如何將前者納入“同一個歷史”[注] ？這麼做的挑戰在於，需要將我們批判他人時運用的標準也適用於自身。如果判斷標準在於民主制度的健康發展，那斯奈德的歷史觀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促進民主制度健康發展？而它是否能抵擋自己創造的神話？

毫無疑問，《通向不自由之路》這本書是引人入勝的。它以斯奈德式的善用警局風格寫就，帶領我們穿越歐洲令人眼花繚亂的過去和當下。這是一個包含了肇事者和受害者的歷史。斯奈德從伊萬·伊林（Ivan Ilyin）（1883-1954），一位流浪的國際主義者，也是一位在後蘇聯時代的俄羅斯新流行起來的類法西斯思想家出發。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的一位親密政治顧問弗拉迪斯拉夫·蘇爾科夫（Vladislav Surkov）無比贊同地引用伊林為其將“中央集權、人格化和理想化”至於個人自由之前的“主權民主”構想辯護。在斯奈德看來，這些才是普京的侵略型政治的真正淵源，而伊林和蘇爾科夫則是全球對現代化自滿的自由主義觀點進行強烈抵抗的幕後策劃者。

然而，構建這樣一個影響因素網絡本身就處於豐富的神話創作領域中。關於斯奈德的闡述是否真的具有他所說的意義，在俄羅斯政壇的專家中沒有一致意見。[4]普京和西方的衝突源於何方？是基於克里姆林宮令人費解的向民族主義的轉變，還是由更廣泛和更明顯的地緣政治衝突所驅動？

作為他對俄羅斯侵略行為增加的描述的一部分，斯奈德多次提到普京出席的2008年春天在布加勒斯特舉行的北約會議。但他從未提到過這次激烈會議的主題。

注：

原文是assemble that one history

意思可以是gather them into one history

圖為普京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發言

更能說明問題的是斯奈德對烏克蘭危機及其對美國的影響的處理。難道真的可以僅依據普京政權的陰謀理解2013年的烏克蘭衝突，而不考慮歐盟不合時宜的外交以及更廣泛的經濟和地緣政治背景嗎？正如斯奈德在其早期的作品《血染之地》（Bloodlands）中堅持的那樣，烏克蘭的歷史是由沙皇、德國和蘇聯的帝國計劃所塑造的。令人訝異的是，在《通向不自由之路》中，他沒有采取同樣的方法處理近代歷史，將其認為是多方權力鬥爭的結果。

認為北約和歐盟參與了一個類似於納粹德國的擴張主義計劃是愚蠢的。但在關於烏克蘭入歐的談判破裂為普京的干預打開大門之時，堅持認為地緣政治競爭與基輔危機的爆發毫無關係也沒有明智到哪裡去。波蘭、波羅的海沿岸國家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一直堅持烏克蘭加入歐盟——從2008年起，他們開始推動與六個後蘇聯國家的東方協會協定，他們利用歐盟推行遏制戰略，其中“西方化”不僅僅是實現的目的本身，也是加強他們對俄羅斯東部防禦工程的工具。莫斯科並沒有誤解這一危急關頭

對於斯奈德而言，俄羅斯朝反民主的轉換所造成的惡劣影響並沒有止於東歐。在他作品的最後幾個章節中，他轉述了有關普京干預2016年和2017年的美國和法國大選的媒體報道。但如果想要理解這一點，就必須訴諸於為斯奈德所輕視的地緣政治因素。美國對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的敵意並非如斯奈德所言，是克里姆林宮思想家的厭女症的結果。克林頓對美國與俄羅斯關係的看法可以追溯到20世紀90年代的單極勝利主義，她在擔任國務卿期間明確表達了這一觀點。克林頓可能不會如普京所認為的那樣，煽動2011年12月俄羅斯的抗議活動，但她毫不掩飾她對反對派的支持。由於烏克蘭危機仍在不斷變化，莫斯科對克林頓的選舉勝利沒有興趣。

斯奈德沒有討論2016年美國大選的地緣政治背景，而是回顧了現在為我們所熟悉的有關特朗普與俄羅斯進行商業聯繫的指控。令人沮喪的是羅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的調查結果並不能得出結論。在當下我們必須接受這種完全的不確定性。我們仍在試圖破譯美國危機是否應當被理解為是精英盜賊統治、鏽帶（Rust Belt）的政治經濟學問題，克林頓競選經理們的盲目自滿抑或是持續存在的種族分歧導致的自我毀滅結果。外部干涉不太可能對選舉產生決定性影響，但這一因素也不能被排除。我們當下的處境正是具有這種深刻的難以理解性。斯奈德的確定性語言以及他對抵制俄羅斯新法西斯主義的黑暗和無所不在的力量的誇張呼籲更多地表現為時代的症狀而不是一部歷史作品

相比之下,大衛·朗西曼（David Runciman）的《民主如何終結》（How Democracy Ends）的偉大之處在於，他是以我們的困惑為出發點。這位劍橋大學的政治學教授並沒有進行確定性論述或是提供具體的政策方案，而是討論了理解當下形勢的各種方法。這一著作的成果是一組有見地且有用的分析，無論人們是否贊同其最終結論。

朗西曼認為，不能回到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特朗普任期真的有可能會向法西斯主義淪陷嗎？不能完全排除這一可能。夏洛茨維爾集會之類的事件暴露了右派暗流的深度和廣度，但它們和20世紀二三十年代久經戰火洗禮的法西斯集團不一樣。如果大規模法西斯運動的出現似乎令人難以置信，那麼又應如何看待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困擾拉丁美洲和南歐的政變呢？朗西曼對這種想法潑以冷水。人們對於徵兵、群眾動員和全民運動的記憶已經消散，二十世紀那些真正的暴力政治激情也是如此。朗西曼認為，法西斯主義威脅論和反法西斯主義的動員口號都是空洞的。即使是像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在土耳其策劃的以及法律與公正黨在波蘭策劃的那種大型民族主義集會，也更像是拼湊物而非真正的暴力政治

圖為大衛·朗西曼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令人安心。民主制度不大可能在一聲爆炸中轟然逝去。但更可能的情況是，它將嗚咽著離世。民族團結的水平似乎還不能滿足應對不平等加劇的挑戰的需求，這一挑戰的解決需要通過提高收入和財富稅或進行全面的福利改革實現，包括那些在二十世紀中期實現的，很大程度上由兩次世界大戰時的巨大動員努力所激發的改革。

朗西曼提出，只要我們將20世紀30年代的黑暗記憶拋之腦後，就可以將對歷史的想象擴大到足以容納更廣泛的威脅。民主制度不能為解決官僚和技術權力的盲目運作提供答案。我們實際上通過人工智能和機器人的發展，眼睜睜地看著它在擴張。同樣地，在經過幾十年的嚴重警告，環境問題的解決仍然基本上算是沒有成效。對於朗西曼來說，如今這種情況毫不意外，他還引用了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現代之惡的平庸性（the banality of modern evil）這一概念以及雷切爾·卡森的《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以顯示我們在數十年前就已經意識到了這些問題。

官僚制度的過度擴張和環境災難正是民主政體所處理的極其糟糕的生存挑戰。鑑於西方社會未能解決這些挑戰，我們將會看到對充滿活力的專制主義的呼聲越來越大。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症狀：精英專制主義的擁護者並不是斯奈德的書中那些傲慢的空想家，而是那些平平無奇的政治學教授。例如，傑森·佈雷南（Jason Brennan）在他的著作《反民主》（Against Domocracy）（2016）中重提十九世紀要求由有能力者進行統治的觀點，他稱其為“貴族統治”。在這方面，我們生活在北京而非莫斯科的陰影之下。但正如朗西曼所支出的，儘管精英專制體制可能會制定更多果斷的政策，但這也增加了災難性的失誤出現的可能

最後，我們還面臨著當今的威脅：公司和他們所推廣的技術。朗西曼曾提醒過，至少在現代國家出現之時就存在公司，而它們會活得比國家更長久。臉書和其他類似企業網絡的覆蓋領域要比任何一個階級國家組織更為寬廣。朗西曼認為，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對美國民主制度造成的威脅遠甚於特朗普。但扎克伯格們究竟造成了何種威脅？21世紀的寡頭們都是利益導向的，不能容忍法治的制衡，但至少在美國，他們努力地讓自己看上去舉止溫和，急於宣揚公司社會責任之類的陳詞濫調，且極易受到來自政治壓力的影響。

在朗西曼討論的每一個主題上，他的結論都是反常的，這讓人耳目一新。很容易傾向於認為他的書對於過熱的美國全國性激辯和斯奈德黑暗敘事中的確定性而言是一劑解毒藥。然而，這些也不應該掩蓋朗西曼自己所作的低調的預言。這可以追溯到他那些聽起來很純真的嘲諷：對20世紀30年代的反覆提及實際上是政治中年危機的精神抽搐。他對當前形勢的觀察所倚靠的前提是民主是一種具有壽命、起點和終點的政治形式。我們的民主還沒有到達終點，這就是為什麼人們對末日危機將至的擔憂是過於誇張的。但我們必須承認，我們正處於民主的中後期

這一論點標誌著從歷史到有機形而上學的明顯下滑。這一現象是諷刺性的。朗西曼關於政治憲法具有自然生命週期的說法讓人想起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他是《西方衰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的作者，也是魏瑪共和國模範的政治和文化作家。和朗西曼一樣, 斯賓格勒運用自然哲學將世界歷史組織成一系列準生物軌跡。他認為，西方的形勢已經接近文明僵化自然週期的末尾。在朗西曼看來，這一過程在希臘和日本等國家是最為明顯的。他認為它們還沒有死亡，而是被困在了一個史後國家的狀態中，因財政緊張和人口下降而麻痺癱瘓。

在這一點上，朗西曼與另一位歷史終結論的預言家亞歷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的觀點以及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89年那篇臭名昭著的論文的靈感來源相一致。除了生物隱喻之外,這些作家的共同點是他們的思想和政治立場。像斯賓格勒和科耶夫一樣，朗西曼並沒有對光明的消亡大發雷霆，而是邀請大家一起採取一種幻想破滅的現實主義態度。如果我們能看到周圍的民主政治的衰落，並能診斷出它們最終滅亡的多種原因，這也不能豁免我們保持它們繼續運作，直至痛苦的終局的責任。這就是朗西曼闡釋自由民主“別無選擇”的方式。

民主一直以來都是西方化的標準。關於民主危機的討論之所以有意義，正是因為中國經濟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崛起導致這一標準受到質疑。朗西曼則是冷靜的。他以一段富有想象力的未來預測作為其作品的結尾：2053年1月20日，星期一，李總統舉辦就職典禮，他的前任是備受爭議的扎克伯格·陳（Chan-Zuckerberrg）總統。由於氣候變化，華盛頓特區今年1月天氣溫暖。民主黨和共和黨依然存在，但黨派體系在近幾十年來已經陷入混亂。國會陷入僵局。美元也一文不值。李總統與中國的關係是一個公開的秘密，但美國人並不關心。無論如何，他不再控制核程式。但是，國旗仍然飄揚，而他的就職演說內容也是可以預見的：“他提醒他的聽眾，美利堅合眾國首先是，且將一直會是一個民主國家。”當李總統離開舞臺時，有人聽到他的一位前任說：“他抗議得太多了。”

民主危機

這個幻想是什麼意思？它大概不是一個確定性的預測，而是作為一個激發性的思想實驗存在。它成功地提出了當下最緊迫的問題。假設按照目前的趨勢繼續下去，美國能否平靜地接受其相對的衰落？值得關注的是，朗西曼關於一個被動的美國的看法實際上過於樂觀了。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最近在一篇獨具慧眼的專欄文章中問道：“美國能否想象，2050年的全球體系中，美國的經濟總量只有全球最大經濟體的一半？即使我們能夠想象這種場景，一名政治領導人又能否認清這一現實，允許對這樣一個世界的未來走向進行談判？”[5]

特朗普以他特有的好戰和易怒回應了這個問題，發動了一場構想拙劣的貿易戰。但至少在這一政策上，他並不是孤身一人。縱觀美國政壇，如果說他們能在什麼問題上達成一致，那就是需要對中國採取更加強硬的路線。比起朗西曼設想中所展現出來的對新現實的冷靜接受，更可能出現的結果是美國民主的重新配置，就像上世紀30和40年代發生的那樣，當時行政部門被賦予前所未有的權力來對抗外部敵人。與納粹德國和蘇聯對抗的風險是巨大的。相比較而言，普京給我們帶來的麻煩微不足道。和中國之間進行新冷戰的風險就不是這樣了。

[1] “Normcore,” Dissent, Summer 2018.

[2] “The Philosophers and the American Left,” Tablet, November 25, 2018.

[3] “Hannah Arendt’s Answer to Paul Berman on 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Left,” Tablet, December 6, 2018.

[4] See Sophie Pinkham, “Zombie History; Timothy Snyder’s Bleak Vision of the Past and Present,” The Nation, May 3, 2018.

[5] “Washington May Bluster but Cannot Stifle the Chinese Economy,”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3, 2018.

翻譯文章：

Adam Tooze, Democracy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une 6,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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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曉彤，北京大學2018級法律碩士。法意讀書編譯組成員。熱愛有趣的書和有趣的故事，渴望有趣的人和有趣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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