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直到啟蒙時代，民主仍然與其他政體構成一個相對靜態的分類體系。但在托克維爾的論述中，民主與貴族制構成一對動態的對立概念，民主成為指引歷史運動方向的時間之矢，它將在時間的征程中不斷削弱貴族制，將平等推向新的境界。因此，他眼中的民主是一個開放的、未完成的概念。隨著民主概念的時間化，長期被視為典範的古代民主失去了參照意義。民主概念的時間化意味著過去、現在和未來都被整合到一場不斷邁向平等的運動之中，歷史因而獲得了一種時間標準。但由於自身的侷限，托克維爾對民主進程在空間上呈現的多樣性，以及資產階級社會不平等的產生機制認識不足。
關鍵詞：民主 法國 時間化 托克維爾 啟蒙運動
近年來，我國學界對於托克維爾的討論相當熱烈，本文想從一個特定的角度介入其中。人們在探討西方的民主概念時，總習慣於以古代希臘羅馬為參照，啟蒙時代的思想家孟德斯鳩、盧梭等人同樣如此。但如果比較一下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和托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就會發現，這兩部著作有一個明顯的不同點：後者沒有出現古代民主這一參照系。本文將以這一現象為切入點，探討托克維爾對民主概念的新理解，為此本文將借鑑德國曆史學家萊因哈特·科澤勒克關於鞍型期概念變遷的“時間化”視角。
科澤勒克在《歷史基本概念詞典》的《導論》中提出，從18世紀中葉開始，歐洲一系列古典概念發生了深刻轉變，這些舊詞開始獲得新的含義，並日益接近於我們今日對該詞的理解，這一由舊入新的時代被稱為概念史變革的“鞍型期”（Sattelzeit）。科澤勒克認為，鞍型期的概念演變特徵可以總結為四點：（1）概念的民主化，即概念從精英階層傳播到所有社會階層；（2）概念的意識形態特性，即概念服務於不同群體和社會運動的利益訴求；（3）概念的政治化，即概念開始成為政治動員的口號和標籤；（4）概念的時間化（Verzeitlichung），這也是科澤勒克一篇論文的標題。概念的時間化指的是概念被置於時間進程之中，並隨時間流逝而不斷呈現新的面貌，它的未來也必將超出過去的經驗範圍，具有科澤勒克所稱的“期待特徵”。
一般認為，科澤勒克所指的鞍型期的下限是在1850年。托克維爾在探討現代民主時，已是鞍型期的晚期。對於“鞍型期”的民主概念以及托克維爾對民主的理解，國內學者已有研究且不乏洞見；國外學者中，研究“民主革命時代”的美國曆史學家羅伯特·帕爾默，在1953年發表了關於革命時代“民主”一詞含義的重要論文；20世紀後期，德語學界考察過法國的民主概念，具體時段是從17世紀末到19世紀初。這些研究或指出民主概念含義的複雜性，或強調托克維爾在使用“民主”一詞時所賦予的新意蘊。本文將以托克維爾的論述為中心，分析民主概念在這一時期經歷的諸多演變，但著力強調的是托克維爾民主概念的“時間化”，而時間化被視為科澤勒克整個概念史研究中最具特色、最為深刻的一點。正如本文將指出的，民主等概念的時間化導致對歷史循環論或重複性理論的揚棄，意味著某種面向未來的開放性運動史觀的產生。筆者以為，概念的時間化不僅是個歷史現象，也是一種歷史闡釋路徑。藉助於時間化的視角，我們可以加深對鞍型期出現的一些思潮乃至情感的理解。時間化是在鞍型期這一較長時段呈現出來的，而整個鞍型期內最重要的事件，無疑是以法國大革命為代表的歷次“民主革命”，這也正是托克維爾理論思考中的核心問題。
一、革命時代民主概念的變遷
1835年，托克維爾在給英國思想家約翰·斯圖亞特·密爾的信中提到，他所處的時代正在進行一場偉大的民主革命。對整個西方世界而言，革命時代可以追溯到18世紀後期，而且托克維爾認為這場革命還遠沒有完結。“民主革命的時代”一說後來被羅伯特·帕爾默用作其名著的標題，但帕爾默認為，民主作為一種積極的價值觀，其確立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此後，“民主”成為一種極為頻繁使用的術語，在各個黨派看來都具有某種積極意味，並被賦予某種情感色彩。但在托克維爾及此前的時代，情況並非如此，如黑格爾就不認為民主是當時最先進的政治形態，它在德國已被普魯士國家超越。在大革命前夕的法國，很多人認為民主是極其糟糕的政體。1788年，法國的親王們在給國王的呈文中稱，如果混淆三個等級的差異，“法國勢必墮落為專制主義或民主”，這是“兩類對立的革命，但二者都是災難性的”。啟蒙思想家在使用民主一詞時，幾乎全都沒有積極的含義，而且頻率較低。如果考慮到啟蒙運動的精英主義特徵，這一點可以理解：啟蒙哲人推崇的是“理性”，而投身政治的民眾容易為“偏見”左右。法語詞典中的解釋同樣可以佐證上述看法。當“民主”一詞於17世紀末正式進入法語學術圈時，它並無多少現實和積極的意義。當時弗雷迪耶爾編的《通用詞典》對它的解釋是：“一種人民掌握權威的政府類型。民主只在羅馬和雅典的共和國昌盛過。民主中經常出現騷亂和動盪”。18世紀的《特雷武詞典》對民主的解釋幾乎與之完全一致，它認為民主與君主制直接對立，並指出當時巴塞爾城的政府是民主制的。
啟蒙思想家往往認為民主特別適合於古希臘各小國，孟德斯鳩和盧梭的著作中都提到了這一點；若古爾（Jaucourt）在為《百科全書》撰寫“民主”詞條時，基本照搬了孟德斯鳩的觀點，並強調文章幾乎是對《論法的精神》一書的摘錄。在雅各賓時期，民主概念的使用仍不頻繁，其情感色彩往往也不是積極的；人們認為民主只存在於瑞士和意大利的一些帶有古典色彩的小城邦，根本不適用於法國這樣的大國。
但法國大革命還是帶來了一些新氣象。1794年2月5日，羅伯斯庇爾在演講中稱：“民主是使人民成為主權者的國家制度……唯有在民主的國家形態中，國家的所有成員才能真正稱呼國家是他們的國家……法國人是世界上第一個建立真正的民主的民族，他們宣稱所有人都享有平等和完全的公民權利。與啟蒙思想家們相比，這一演講有兩個新穎之處：其一，民主帶有鮮明的褒義色彩；其二，民主不再與小型城邦聯繫在一起，法國這樣的大國也可以建立民主。根據一些德國學者的研究，民主概念在民主革命時代的演變，還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它開始轉變為被廣泛使用的概念，而此前這個概念主要出現在作家的文本中；第二，“民主”一詞開始具有新的含義，此前它主要是指一種政府形式，如今它開始獲得新的社會內涵。
這些轉變反映在19世紀初的一些案例中。1821年底，法國復辟王朝的掌璽官塞爾（Serre）伯爵向眾議院提交一份旨在管控言論、遏制民主思想的法律草案。他在陳述立法動機時說，民主的洪流“已經推翻君主制及其天然的支柱”，“激流洶湧而至，窄小的河溝無法抵擋”；自由派理論家盧瓦耶-科拉爾（Royer-Collard）反駁道：“在受上天眷顧的美麗的法蘭西，民主作為與貴族制對立、與之形成對比的政治話語……確實已如暴漲的洪流”。從此，“民主如暴漲的洪流”（la démocratie coule à pleins bords）一說立刻流傳開來，以致被收入19世紀的法語常用語詞典。此時的民主不僅成為政治辯論的重要議題，而且帶上了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塞爾伯爵和盧瓦耶-科拉爾對待民主的態度尖銳對立。
民主的含義也有所變化。從啟蒙時期詞典中的解釋及經典作品的論述看，民主指的是一種定義清晰的政府形式，與之並立的有君主制、貴族制等其他形式，區分的標準在於參與統治的人數。科澤勒克認為，這一分類方式延續了亞里士多德開創的政體三分法，這種三分法在1800年之前一直是解釋各種政治經驗的框架。但進入19世紀之後，民主逐漸用來指某種現代社會狀況，而且，民主社會也可以有一個君主制政府。在德國，19世紀上半葉的一些學者都認為君主制可以而且應該引入民主：以民主制原則為基礎的君主制政府，才符合“當前時代的思想狀況”。與此同時，“純粹”或“直接”民主僅適用於小邦國、民主與君主制的對立等傳統話題逐漸退隱。在法國，大革命前，“民主”作為一個學術詞彙，通常指直接統治（gouvernement direct），它在大革命期間仍有實踐，不過革命議會已經拋棄直接民主，設立全國性的代議機構；經過復辟時代“空論派”的努力，代表制政府的觀念最終在法國確立下來。
在賦予民主概念新內涵方面，托克維爾突出了民主的社會維度。不少學者都提到，托克維爾在使用“民主”一詞時涵義比較含糊。拉斯基說，托克維爾的民主指的實際上是一種社會狀況，民主是社會各方面走向平等的趨勢的同義語。對於托克維爾所稱的社會狀況（état social），中外學者都已提及基佐的影響。梅爾文·李希特認為，如果從較長時段考察，托克維爾對於民主的理解是有變化的。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民主是一種社會狀況，而在1848年革命和路易·波拿巴政變之後，托克維爾更加註重民主的政治方面。的確，在19世紀50年代的筆記中，托克維爾曾強調，“民主政府”應是存在政治自由的政府。但李希特同時指出，儘管托克維爾與基佐存在不少分歧，但後者的影響貫穿托克維爾的著述生涯，這種影響最集中體現在“作為社會狀況的民主”這一觀念中：《論美國的民主》一開頭就說，美國讓人感觸最深的一點是“身份狀況的平等”（égalité des conditions）。孟德斯鳩和盧梭都把統治者的人數作為政體分類的主要標準，但在托克維爾的思考中，民主社會與“貴族社會”構成一組對立概念，而對立的關鍵要素就是社會身份地位的平等。不過，這種對民主的新理解可以追溯得更遠。
大多數啟蒙思想家們對民主的理解並無多少新穎之處，但18世紀有個著名的例外，這就是達爾讓松侯爵。在他死後出版的《論法國的古今政府》中，有一章討論“從歷史看民主在法國的進步”。他提出了一個後來被托克維爾等人大力發揮的重要觀念：君主和資產階級的聯合促進了民主的發展，並削弱了貴族制。他還認為，即使是廣為人譴責的官職買賣制度，也促進了民主的進步。出身平民的官員與貴族展開競爭，進入政府，總督（intendants，或譯督辦）的設立就是著名的例證。他筆下的民主，已不僅是統治者多寡的問題，還涉及身份和財產權等方面。不過，他對封建貴族制度並無好感，極為反感布蘭維裡埃（Boulainvilliers）等為封建制辯護的貴族理論家，這與托克維爾有所不同。但他的很多看法可以視為托克維爾的先聲，如民主與貴族制的對立，君主與平民的聯合不斷推進平等的發展。另外，達爾讓松侯爵也不認為民主與君主制是對立的，“真正的民主存在於君主制之中”。不難看出他筆下的民主概念的獨特性：民主與貴族制構成描述歷史運動的一對核心範疇，而不是與貴族制、君主制一起構成靜態的政體分類系統。
但這種看法在當時相當少見，要到19世紀初才被進一步闡發和傳播。在這個過程中，空論派扮演了重要角色。盧瓦耶-科拉爾便是這個派別的核心人物，他在1822年初發表的議會演講中，除了為“暴漲的民主洪流”辯護，還指出了貴族制與民主的此消彼長：“我們中間已經……沒有真正的貴族制。但民主無處不在，在產業中、在財產中、在法律中、在人與物中……”隨後他談到了民主與社會狀況的關聯：“民主製造了革命……它試圖改變社會的內部狀況，它做到了……四十年來民主可曾削弱過？大眾的財富和知識可曾減少過？對權利的渴望可曾減弱過？平等作為一種不可遏制、無法迴避的渴求可曾有片刻停止過？”這些說法都預示著托克維爾對民主的新見解。
今天的研究者已經確定，盧瓦耶-科拉爾對托克維爾產生了重要影響。不過，大革命後的保守派同樣激發了托克維爾的思考。呂西安·若姆認為，托克維爾在思考現代社會的個人與群體的關係時，很可能與博納爾存在一種隱秘的對話。這場對話與19世紀初法國思想界對“社會”的思考緊密相關，當時參與討論的重要人物，如博納爾、基佐、孔德等人，都在現代社會學的發展過程中扮演過某種角色。博納爾敵視現代民主共和制度，他在1796年發表的著作中認為，民主會導致無節制的個人主義，共和制意味著社會的解體，君主制和宗教才是重建社會團結的必由之路。如按若姆的看法，托克維爾對美國社會的很多論述具有明確的指向性。托克維爾認為，民主社會的個人主義的確有導致社會原子化的趨向，但美國人通過政治自由和政治參與克服了這個弊端；像博納爾一樣，托克維爾也承認宗教對維護社會團結的重大意義，但美國的民主與宗教情感完美地結合在了一起；美國的現實還表明，天主教是最適合於民主精神的宗教。這些論證顯然有力回擊了博納爾將宗教紐帶、社會團結與民主共和制度對立起來的論點。
二、“民主”概念的古今之辨
在《歷史基本概念詞典》的《序言》中，科澤勒克對概念的時間化有個簡單的解釋：傳統概念獲得了過去不曾有過的期待性特徵（Erwartungsmoment）。在政治領域，亞里士多德的三種政體分類基於經驗的重複性和完整性，但這種分類法在鞍型期過時了。以共和（Republik）概念為例，過去它是涵蓋所有政體的總括性概念，但此後它轉變成一個黨派性概念，因為康德等人把共和視為唯一合法的政體，它是歷史進程中的目標，一個期待實現的概念，不同於從過去經驗中總結出的可重複概念。在孟德斯鳩和盧梭那裡，亞里士多德的政體三分法仍然是他們理論構建的框架和基本的解釋工具；但我們已經看到，從達爾讓松侯爵到托克維爾，貴族制—民主成為一對核心範疇；而且，二者已經在時間進程中呈現為一場明顯的此消彼長的運動，這是民主概念“時間化”的突出表現。
眾所周知，西方世界關於民主的討論從古希臘就開始了，但在托克維爾的思想世界中，很少有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經典思想家的位置，他也很少提到大革命之前的民主，董果良先生已經注意到這一點。這種情形是可以理解的。在托克維爾看來，現代民主革命造成的新局面是前所未有的：
我一個時代一個時代地往上回顧，一直追溯到古代，也沒有發現一個與我現在看到的變化相似的變化。由於過去不再照亮未來，精神就只能在黑暗中前行。
托克維爾在這裡十分明確地表達出一種全新的時間體驗：民主革命時代的變遷是歷史上從未經歷過的。他後來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說，大革命的爆發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期。革命爆發後，君主和大臣們認為這不過是一場週期性的疾病，但隨著事態的發展，他們意識到，這場革命“與世上歷來發生的一切截然對立……令人費解”。對於這樣一場民主革命，這樣“一個全新的世界，要有一門新的政治科學”，這種新科學的靈感不是來自希臘羅馬和古典作家，而是來自平等和民主精神發展得最為充分的美國。弗雷迪耶爾的《通用詞典》和《特雷武詞典》都提到，民主只在羅馬和雅典的共和國昌盛過。《論美國的民主》也提到過古代雅典，但托克維爾在這裡對民主等概念作了古今之分：
古代世界最民主的共和國所稱的人民，與我們今天所說的人民幾乎沒有共同之處。在雅典，所有公民都參與公共事務，但公民在35萬居民中只佔2萬人，其餘的人全是奴隸，從事的工作大多是我們今天的人民甚至中產階級所做的……雅典儘管有普選制，但說到底只是一個貴族共和國，享有平等的政治參與權的只是全體貴族。
在闡述美國的蓄奴制度時，托克維爾再次進行了古今對比。俄亥俄河的右岸禁止蓄奴，左岸的肯塔基是蓄奴州，前者一派繁榮，後者荒蕪停滯，這種差異“很好地說明了古代文明和我們今天文明的不同”；正是基於這種理由，奴隸制這種屬於過去的、已被譴責為不正義的制度，“絕不可能在我們時代的民主自由和智慧學識之中存續長久”。“我們時代的智慧學識”無疑深得啟蒙精神的精髓。在1836年發表的《1789年前後法國社會政治狀況》一文中，托克維爾指出，啟蒙精神已經改造了18世紀末法國的自由概念，自由從個別化的、差異化的特權，變成了人人皆可享有的共同權利。《論美國的民主》又以奴隸制為例揭示古今之間觀念上的差異。在今人看來，人與人之間的相似性、他們生來就享有平等的權利，是“最普遍也最簡單”的道理，但羅馬和希臘最偉大的天才也不曾達到這樣的思想境界，即使這些天才曾經身為奴隸，也依然認為奴隸制是自然的。
在托克維爾的思想座標中，不僅雅典的民主，甚至整個西方古代文明，都已經被啟蒙和革命時代的思想與現實遠遠地拋在了身後。現代人的民主涉及的不只是古典意義上的政治階層，而是社會的全體成員。從這個意義上說，過去的奴隸制社會和貴族共和國，當然是不能照亮未來的，有關它的理論便失去了參考和範例的價值。《論美國的民主》在結尾處明確指出了這一點：不能用已不存在的社會留下的觀點去判斷正在產生的社會，因為這些社會差別太大，沒有可比性。
托克維爾看待古代雅典民主的態度，與1800年前後弗里德里希·施萊格爾（Friedrich Schlegel）面對一幅文藝復興時代的繪畫一樣，具有某種“批判性的歷史距離感”，他們都感知到，時間已經使得他們與過去的對象之間拉開了一條鴻溝。民主概念的時間化首先基於觀察者對歷史距離的體察，即發現過去與現在的巨大差異。應該強調的是，法國大革命對於這種歷史距離感的產生起了關鍵作用。托克維爾在1850年提到：“歷史教導我，經歷過這個世界曾經目睹的宗教和社會組織之毀滅的人，無一能預言乃至想象後來之事”。用科澤勒克的話說，法國大革命及其開創的新世界超出了傳統的“經驗空間”（Erfahrungsraum）所能預見的範圍。
在托克維爾的時代，對民主概念的新理解、對古代先例的漠視絕不是個別現象，很多歐洲人都在思考古代民主與現代民主的差異。1857年，德國人布倫奇利（Bluntschli）強調，靠古代人的見解無法理解現代民主；現代民主更勝一籌，古代雅典的公民大會十分粗鄙。另有人提出，現代民主源自理性的需要，古代的民主尤其是亞里士多德所闡發的民主，主要是根據城邦的實踐、特別是揮之不去的暴民統治而總結出來的。還有人認為，古代城邦的民主並不符合現代民主精神，大量的奴隸毫無權利可言，公民在擔任公職方面也非一視同仁，根本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平等。
民主概念時間化的一個直接後果是否定了歷史循環論，當下的社會和政治局面與希臘羅馬世界存在根本差別。這不僅反映在托克維爾對民主的理解中，1819年貢斯當（Benjamin Constant）對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的辨析，同樣應被視為自由概念的時間化。貢斯當的演講有非常強的現實針對性，他反對盧梭等人推崇的古典政治理念，藉此反思大革命期間雅各賓派帶有復古色彩的政治實踐帶來的悲劇。托克維爾也明確批判了政治復古主義：
要求現代人具有源自他們祖輩的社會狀況的美德，是不合理的，因為祖輩的社會狀況業已湮滅，它所衍生的一切善與惡，也隨著它的崩潰而不加分別地被席捲而去。
在臨終前為撰寫大革命史準備的手稿中，托克維爾再次對時代錯亂的擬古行為進行了嘲諷。
像科澤勒克提到的共和概念一樣，民主概念的時間化使得民主成為歷史運動的方向，一種指向未來的“期待概念”，這一點可以通過托克維爾與孟德斯鳩的對比來加以說明。孟德斯鳩的政體分類，與各個國家的地理氣候條件關係極大，不同的條件對應不同的政體：“如果從自然的特質來說，小國適宜於共和政體，中等國適宜於由君主治理，大帝國宜於由專制君主治理”。這種分類呈現的是一種空間並列關係，各國幅員大小、地理氣候各不相同，因而會同時存在好幾種政體，它們本質而言沒有時間上的先後關係。但在托克維爾使用的民主—貴族制這對範疇中，與其說雙方呈現的是空間並列關係，不如說是一種時間先後關係。1837年，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作為法國古老貴族的後代，家庭的記憶使他難以對民主制產生好感。但對於已經被消滅的貴族制，他也沒有什麼熱愛之情：“我沒有任何個人的動機去熱愛或仇恨民主，除了理性給我提供的那些理由外。總之，我在過去和未來之間保持著很好的平衡”。過去與未來的平衡——這裡的時間順序一目瞭然：被大革命摧毀的貴族制屬於過去，未來屬於民主制。
孟德斯鳩在討論民主的原則、民主的共和美德、民主政治原則的腐化等問題時，大量援引古希臘和羅馬的經驗，以總結某種普遍規律。對於他，民主有著完整的歷史經驗，歷史已經反覆見證過民主的興衰。科澤勒克“作為經驗積澱的概念”（Erfahrungsregistraturbegriff）一說，正好適用於孟德斯鳩筆下的民主：它充滿過往的事實，這些事實通過思想者的總結提升而成為昭示後人的榜樣。但在托克維爾筆下，這種飽含過往之經驗、重複出現和已完成的民主概念發生了重大轉變。孟德斯鳩的民主與其他政體在一個相對靜態的空間中並列，而托克維爾的民主則像一支“時間之矢”向前無限延伸，它不再與貴族制並列，而是在不斷克服貴族制，並最終將其拋棄在時間的征途中。
從思想淵源說，托克維爾受惠於孟德斯鳩的地方很多。呂西安·若姆注意到，在前者的民主理論中，對平等的追求就相當於《論法的精神》中的政體“原則”（principe）。但若姆正確地指出，孟德斯鳩闡發的是一種相對靜止的、已完成形態（type parfait）的結構（structure），而托克維爾提出的是一種民主的動力學（dynamique），他描繪的是現代社會對平等的無限追求，正是這種追求推動著“時間之矢”不斷前進。對於托克維爾，作為時間之矢的民主有兩重意義：其一，民主是未來確定無疑的方向：“身份狀況的平等的逐步發展……是普遍和持久的，每時每刻都能擺脫人力的阻撓，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幫助它發展”；其二，這個時間之矢的終點尚不為人知：民主的進程一路上都會催生新的局面，它遠沒有最終定型，即使是在美國；人們無法根據現有的狀況推導出民主的未來：“我們會走向何處？誰也不知道，因為我們沒有進行比較的條件。人與人之間狀態之平等……已經達到的高度，使我們無法預料將會發生的事情”。質言之，民主是個充滿未知的期待性概念。
民主儘管充滿未知，但它之所以是民主，是因為這個概念本身有一個抽象的內涵：身份狀態的平等。科澤勒克曾提出一個相當晦澀的說法：鞍型期是見證歷史哲學誕生的時代，歷史不再被視為由一堆故事構成的組合物，而是一個體系，一個未完成的進程，而且這個進程的前景難以預料。為了彌補直接經驗的欠缺，歷史學家需要具備更高的抽象能力。托克維爾在這裡提供了一個範例：未來民主的面貌並不清晰——除了不斷推進的身份狀態的平等，而這一點就是他的抽象。但對未來發展方向的抽象，有時也讓托克維爾作出一些預測，比如他說將來婦女必定要上升到與男子完全平等的地位。這種未來的新局面顯然超越了古代民主的經驗，也突出展現了托克維爾民主概念的期待特徵。民主概念的這種開放性和未來屬性並非托克維爾所獨有的見解。德國詩人維蘭德（Wieland）在18世紀末就已經把民主當作一個“普遍期待的概念”來分析。19世紀初的阿恩特（E. M. Arndt）則說：所有國家，即使是還沒有民主的國家，每一個世紀都將比上個世紀變得更加民主。
無論是對歷史先例價值的質疑，還是把民主視為一場通向未來的運動，都植根於這樣一種共同的經驗：法國大革命及其造成的局面是前所未有的。托克維爾本人並未親身經歷大革命，他經常是繼承和發展前人的見解。但比他更年長、同樣出身貴族的夏多布里昂，則同時打上了舊時代和新時代的痕跡，用當代法國學者阿爾託格的話來說，他是兩種歷史性體制（régime d’historicité）衝突的見證者，概念的時間化在他身上表現得更為突出。在這兩個人的思想發展中，除了大革命的影響之外，還有個共同的要素，那就是來自大西洋對岸的啟示。
夏多布里昂（1768—1848）的一生幾乎橫跨鞍型期的兩端。對他而言，舊制度與大革命不僅是一種實際的人生體驗，也是一場歷史意識的交鋒。1797年，他在《論古今革命》中認為，研讀過去能夠理解現在和預知未來，過去的革命與當下和未來的革命之間可以類比，人們可以“手擎往日革命的火炬，走進未來革命的暗夜”。“如果你們要預知未來，那就請思考過去。過去是個可靠的資料庫，它從不欺騙人”。他在比較古希臘的共和革命與現代革命之後總結說：
人們在法國大革命中看到的所謂新事物，大部分幾乎可以一字不差地在古希臘的歷史中找到。我們已經得到一個重要真理：人在手段和才智上都很虛弱，他只能不斷地重複；他就在圓圈中打轉，要想走出這個圓圈純屬徒勞。
托克維爾認為過去已經不能照亮未來，此時的夏多布里昂則與之完全相反，阿爾託格說這是“歷史性的舊制度”，即深信歷史是未來的老師。然而，經過三十年的閱歷和思考之後，夏多布里昂幾乎完全否定了當初在《論古今革命》中的觀念。1826年，在他為該著寫的新序言中，時間像一條永不回頭的河流一往無前：
我經常要在夜裡抹去白天擬好的稿子：事態的發展之快非我筆墨能及；一場革命爆發，我所有的比較就都成了問題：我是在一條航行於暴風雨中的船上寫作，兩邊的河岸沿著船舷一路飛逝而去，而我卻要把它們當作固定的事物！
這兩段引文表明，夏多布里昂的歷史觀已經從循環論變成線性論。在後一種觀念中，歷史的特徵隨時代而改變，因此法國應“重寫它的年鑑，以便與精神的進步協調一致”。這是歷史概念本身的時間化。同樣，夏多布里昂對一些重大政治概念的理解也經歷了時間化。像許多成長於18世紀的法國人一樣，他年輕時也認為，真正的自由只存在於“純潔的野蠻人”之中，古典時代的風尚等而下之，但遠比現代人高尚。但當他來到美洲（他的《美洲遊記》發表於1827年）尋找那種想象中的純正自由時，他發現了兩種自由：
一種屬於人民的孩提時代，它是風俗和美德的女兒，這就是早期希臘人和早期羅馬人的自由；另一種誕生於人民的暮年，它是知識和理性的女兒,這就是取代了印第安人自由的美利堅合眾國的自由。
一度為人推崇的野蠻人的自由被時間化了，它處於時間進程的上游：夏多布里昂在美洲原始部落中看到的“僅僅是煙熏火燎、臭氣瀰漫的小窩棚，蜷縮在裡面的是些講人話的猴子”。他懷疑，古羅馬老加圖的草房能比易洛魁人的棚屋乾淨多少呢？古代的自由和美德被“祛魅”了，現代人不可能回到原始人和古代人的自由。他現在認為，美國的代表制共和國的創立是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這個共和國的新自由將比原始自由更有生命力：
作為風俗的女兒的自由，當它的根源改變時，它就會死亡，而風俗隨著時間敗壞是很自然的事……作為知識的女兒的自由……其根源將會維護和更新這種自由，因為知識就是自由的成果，不會隨時間而衰落，而只會隨時間而更加強大。
對夏多布里昂和托克維爾來說，對美洲和美國的新認識啟發了他們對民主、自由等概念的重新理解，在這方面，法國學者勒內·雷蒙的鉅著《法國輿論中的美國：1815—1852年》為我們提供了相當豐富的信息。18世紀末，深受古典教育薰陶的法國知識分子，總是以古典歷史來比附美國，認為美國是“新羅馬”，它與英國的戰爭，好比羅馬與以商業和航海立國的迦太基的戰爭，美國的國父們就體現著古羅馬那些質樸英雄們的美德。然而，大約從1830年之後，越來越多的法國人發現，美國人根本就沒有18世紀人們嚮往的那種“金子一般的簡樸”（aurea mediocritas），美國人的生活不僅普遍比歐洲人更為舒適，而且人人都夢想著發財，完全不是安守農業的淳樸羅馬人。人們還發現，美國是個處在永恆運動中的國家，甚至連邊境都在變動中。但托克維爾在美國看到的，竟是一個比歐洲更具民主精神的社會。這些都在向歐洲人昭示，這個共和國正在展現一種全新的、用過去的概念難以理解的新民主。從最直接的觀感說，美國是個幅員遼闊的國家，這顯然有悖於共和民主制度只適宜於小國的經典論斷。但還有更深層的挑戰。孟德斯鳩強調，民主制的原則在於節儉（frugalité），過多的財富會腐化民主。盧梭的看法相同：民主制的維持需要“很少有或者根本就沒有奢侈”。《百科全書》的“民主”詞條這樣複述孟德斯鳩的觀點：
民主的美德就是對法律和祖國的熱愛。這種熱愛要求放棄自我，始終將公共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前……我們越是能更少地滿足自己的個人慾望，就越能獻身於公共利益。在民主制中，美德還包含著對平等和簡樸的熱愛……人們所能期待的只有普遍的簡樸。對平等的熱愛限制了對幸福的抱負……對簡樸的熱愛將佔有的慾望限制在家庭必要的需求之內。
古典民主中的公民不僅不能熱衷於物質享受，而且不能有這樣的慾望；民主的維繫需要一個相對穩定乃至靜止的社會環境，個人抱負會危及民主。這種簡樸的、靜態的社會理想，是很長時間裡法國人嚮往美國的一個思想根源，他們一度覺得美國就是這一理想的現實版本。論者指出，這種對民主的理解，與資產階級的社會經濟抱負是不匹配的。至此我們可能觸及民主概念“現代化”的關鍵：民主需要與個人對利益和成就的追求協調起來，而美國恰好提供了這樣一個現代民主的範例。從這個意義上說，托克維爾關於美國人“正確理解的利益”（intérêt bien entendu）的論述，在民主的概念史上具有轉折意義。他認為，只有在由少數有錢有勢的貴族支配的社會，人們才樂於談論義務和美德。這是托克維爾與孟德斯鳩的隱秘對話，因為《論法的精神》開宗明義地指出，民主的原則在於“美德”（vertu），而美德要求人們將公共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孟德斯鳩、盧梭、《百科全書》都認為，民主的維繫需要抑制個人慾望，托克維爾卻說，穩定對貴族制社會而言意味著懸殊的貧富差距固定化，對物質享樂的喜好並不必然導致民主制的毀滅，因為“正確理解的利益”，這種普遍而強烈的享樂激情是可控的。
因此，在托克維爾的思想譜系中，孟德斯鳩等人的民主理論是過時的貴族社會的產物，它限制了現代社會的個人抱負。民主的時間化意味著民主是一場永不止歇的運動，但啟蒙思想家們的民主理想是靜態的，它限制了個人對平等和個人成就的追求。這裡仍然要指出，在托克維爾之前，已然有人認識到古典民主概念與現代社會尤其是現代人的個人抱負不相容。樂啟良教授最近論證，舊制度末期和大革命期間的西耶斯，便已指出古今社會的巨大差異，並否認古典城邦對於當下的典範價值。
三、平等的長時段：
一種現代歷史哲學
如果民主是時間之矢，那它就有貫通過去與未來的可能，這是民主概念時間化的必然推論：“長期的觀察和認真的思考使今天的人們認識到，平等的逐步發展，既是歷史的過去，也是歷史的未來”。同樣，在托克維爾及其稍前的年代，類似的歷史觀念就已經出現，人們嘗試以某種核心觀念去統合過去、現在和未來。
像夏多布里昂一樣，法國大革命本身也是一個新舊歷史觀念糾結在一起的時代。革命者意圖創立一個全新的社會，但很多人又追慕古代的典範，試圖向公民灌輸古代“自由人民”的美德，“好讓年輕人生活在斯巴達或羅馬”。用詩人瓦萊裡（Paul Valéry）的話說，這一幕戲劇的悲劇性在於“面朝過去,走向未來”。不過，之所以說大革命是促使民主概念發生轉變的最重要事件，既因為革命期間的復古嘗試促成了“歷史老師”的退位，也因為它有反歷史的一面：如革命前夕那句著名的口號，“我們的歷史不是我們的法典”。
但是，無論是對古代的崇拜還是對舊制度的斷然拒斥，都給大革命之後法國人的歷史認知造成了難題。如果歷史不再能為當下和未來提供參考，它的意義何在？如果大革命與舊制度的歷史毫無關聯，革命之後的法國豈不是無中生有？在這種情境下，談論歷史連續性便只能為反革命服務。的確，在正統君主派的歷史著作中，大革命好像沒有發生過，大革命之後波旁家族的王位依然如以往一樣世襲更替。反革命者梅斯特則認為，大革命是偏離上帝意志和歷史理性的意外事變，歷史終將重回舊式君主制的正軌。
在這種局面下，19世紀20年代，法國自由主義一代的史學家應運而生了。他們的一個貢獻是把法國曆史描述為一種源遠流長的進程，大革命是這一進程中合乎邏輯的階段。這就是馬塞爾·戈舍所稱的“民族的長時段”，這場被勒南（Ernest Renan）稱為“革命”的學術事業，深刻改變了法蘭西民族國家歷史的面貌，它將大革命與法國遙遠的過去聯繫在了一起，這場曾經撕裂法國曆史連續性的事件，從此成為“10個或11個世紀的戲劇的自然結局”。歷史不再是大革命的對立面，而是為它提供深厚的時間維度的武器，它將大革命的合理性深深植根於民族的歷史進程中。在基佐和梯葉裡等人的筆下，第三等級的源頭可追溯到12世紀的公社運動，1789年只是民族追求自由運動的關鍵時刻；12世紀的拉昂暴動和蘭斯內戰，比任何學說都更能揭示第三等級的起源。
托克維爾對於民主的理解，發生於這種重建歷史連續性的氛圍之中。1828—1829年，當基佐在索邦講授法國文明史課程時，托克維爾是其熱情的聽眾。他的聽課筆記表明，基佐為他提供了構建新歷史觀的工具：國王、貴族和第三等級之間的對立與合作是歷史前進的發動機。這種歷史觀也使得托克維爾對自己家族的命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如果說基佐和梯葉裡等人闡發的是“大革命的長時段”和“民族的長時段”，那麼，托克維爾在思考民主時則提出了“平等的長時段”（“民主作為一場歷時悠久的平等運動”），而且這一觀念的源頭也可追溯得更早。
達爾讓松侯爵在講述民主在法國的發展時，同樣強調中世紀的公社運動和市民階層的興起：新解放的城市居民要取得與教士和貴族平等的待遇。1822年，盧瓦耶-科拉爾說，民主洪流在法國的暴漲，是多個世紀和多種事件造成的局勢；作為這種現象的社會基礎，財富的增長和中產階級的興起“已經很久了”。梯葉裡則指出，12世紀公社的建立具有明顯的民主特徵。這些看法與托克維爾對歷史進程的理解完全一致。但中世紀追求平等的社會運動並不以“民主”自況，是托克維爾等人“發明”了中世紀的民主運動。
身份平等是一場源遠流長的社會運動，它至少從11世紀就開始了。民主的力量不僅來自物質方面，也來自精神和文化方面。隨著文明和教育的發展，印刷術已經在向人民平等地提供精神食糧，“文學”成為對一切人開放的武器庫，“弱者和窮人每天都可從中取用武器”。批判的武器首先從精神上摧毀了貴族制的基礎。托克維爾並非耽於玄學思辨的哲人，但他憑直覺把握了啟蒙精神的全部後果：曾經被視為“自然”秩序的特權和奴役逐漸失去了合法性，貴族“行使了被認為是非法的暴力”，這是一種“被人篡奪的、壓迫性的強權”。從根本上說，這一批判原則具有幾乎無限的可能性。在今天的西方世界，婦女、少數群體和邊緣族裔的權利，已經成為重要的公共話題，這恐怕是托克維爾時代的人們始料未及的，但它們都是啟蒙和民主原則中的應有之義，這些群體也會使用批判的武器。正如托克維爾自己在美國觀察到的，推動父子、主僕關係走向平等的運動，也勢必將婦女提高到與男子同等的地位。
因此，民主概念時間化之後，科澤勒克所稱的“期待視閾”（Erwartungshorizont）中呈現層出不窮的新圖景。孟德斯鳩總在回望希臘羅馬的典範，托克維爾則更加關注民主開創的新境界。最能體現這一點的，是他關於美國人“無限可完善性”（perfectibilité indéfinie）觀念的討論。Perfectibilité指的是人走向完美的可能性，科澤勒克將這個法語新詞視為進步主義時間觀的典型表達。如果說18世紀的思想家們（如孔多塞）開始構想某種進步時間觀，托克維爾則在美國看到了活生生的現實：正是從每時每刻都在展現的變化之中，美國人認識到自己具有自我完善的無限能力（faculté indéfinie de perfectionner）；這甚至影響了普通美國人的價值觀：水手並不關心如何讓船隻更持久耐用，因為航海技術的進步很快就會將舊船淘汰。在托克維爾看來，貴族制國家的心態和制度與此不同：貴族制社會不僅為進步設限，而且企圖建立永恆的制度和豐碑。孟德斯鳩和盧梭在論述民主概念時，古代民主對他們而言不就是具有永恆價值的豐碑嗎？對運動變化的深刻體認讓托克維爾超越了前人的視閾。
如果說在美國的見聞極大地強化了托克維爾民主概念的未來主義特徵，那麼對舊大陸歷史的思索則使這個概念更具長時段的歷史縱深。民主是一場普遍和持久的運動，甚至民主的敵人都在推動民主的進程。“所有的人都匯合在一起，協同行動，歸於一途。”托克維爾還為這種歷史觀念披上了神學的外衣：民主的發展是“天意使然”，所有捲入這場運動的人，都是“上帝手中的馴服工具”。梅斯特以神意來斥責大革命，托克維爾則將神意賦予民主運動，任何阻擋民主的嘗試都是徒勞的。從長時段的角度思考民主的進程，是托克維爾所稱的“民主時代歷史學家的傾向”。他將這種新史學與“貴族史學”進行對比，認為前者追尋普遍原因（raison générale）、普遍事實（faits généraux），而貴族時代的史學注重個別人物的影響。民主時代的歷史學家有一種追根溯源、構建宏大解釋理論並展望未來的傾向：
他們認為，每個民族……都與某種無法改變的歷史宿命緊密相連。他們在各個時代之間建立起關聯……從一個時代的必然追溯到另一個時代的必然……建立起一個環環相扣的宏大鏈條，將整個人類的進程都囊括進去。他們不以指明過去事件的發展為滿足，還想讓人明白，未來不可能有別的路可走……他們堅稱，民族必須沿著延續至今的道路前進。
這是一種歷史哲學宣言，它非常典型地體現了科澤勒克關於現代歷史哲學的論斷：歷史從重複和循環轉變成通往未來的、必然的和普遍的運動，過去、現在和未來在這個進程中被統一起來。托克維爾自己就是民主時代歷史學的實踐者。民主時代的史學是關於運動的史學，在他那裡，這種運動就體現為人與人之間狀態平等的不斷展開：每過去五十年，都會見證一種雙重的革命，貴族地位下降，平民地位上升，他們之間的距離每過半個世紀就會縮短一些。因此每個時代的民主都會呈現出新面貌，每個階段都是對前一個階段的超越。科澤勒克在論述現代“歷史”（Geschichte）概念時，曾有過一些相當晦澀的說法：Geschichte überhaupt（普遍化的歷史）, Geschichte selbst（歷史本身）, 以及作為集體單數（Kollektivsingular）的歷史。這裡結合托克維爾的論述作一說明。
托克維爾在評論古今歷史學時說，古代文獻“給我們留下了如此眾多精彩的歷史（de si belles histoires），但沒有留下一個偉大的歷史體系”；貴族時代的歷史學家很看重個人的作用，但對事件之間的聯繫視而不見，因而“歷史的脈絡”（trame de l’histoire）隨時會因為個別人物的消失而中斷。民主時代的歷史學家則不看重演員的個人表演，“最簡陋的現代文字中也包含某種宏大的歷史體系”。在這段文字中，托克維爾對歷史（histoire）概念的使用有兩次，一次是帶不定冠詞的複數，一次是帶定冠詞的單數，分別指古代的歷史與體系化的現代歷史。古代的歷史是對個人演出的描述，國王和大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歷史，因而歷史是複數的。但現代歷史是以縱貫始終的脈絡構建起來的體系，這種涵蓋了各種歷史片段的抽象歷史是單數的概念。以體系化的歷史對過去的複數歷史進行抽象，這是鞍型期概念演變的一個側面，托克維爾顯然置身於這一演變潮流之中：身份狀態平等的不斷髮展就是他抽象出的“歷史的脈絡”。
上述評論並非捕風捉影。在托克維爾構思和撰寫《舊制度與大革命》期間，他的父親埃爾維（Hervé）出版了有關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的歷史著作，但這位民主時代的歷史學家竟然對父親的作品隻字未提。埃爾維完全侷限於對重要人物的描述，按托克維爾的分類，這是一種典型的貴族歷史學，或複數的歷史。羅伯特·帕爾默不無道理地指出，托克維爾父子撰寫的是兩種不同的歷史。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一開頭就說，這部作品不是前人已經寫過的繪聲繪色的大革命史，而是關於革命的研究。這個立場足以表明托克維爾拒絕引用父親著作的理由，因為後者就是這種細枝末節的歷史，而托克維爾所要嘗試的是類似於年鑑學派提倡的長時段分析，他強調普遍性和必然性，忽略個人和偶然性。
科澤勒克在探討“歷史”（Geschichte）概念時曾提到，在18世紀後期的德語地區，從這個詞的複數形式逐漸抽象出單數的Geschichte，並且排斥以講述訓誡故事為特徵的Historie，成為指稱整體歷史運動的概念。托克維爾“歷史的體系”、“歷史的脈絡”中的歷史，正是鞍型期歷史概念變遷的明證。在他關於民主的描述中，體系化的歷史表現為對一個進程的抽象：民主歷程的每個階段都會呈現新面貌，都是通往更高階段的過渡期，因而都是唯一性的，用科澤勒克的話來說，每個時代的民主經驗都是唯一或一次性的（Einmaligkeit），但它們都統合成單數的民主的歷史。這種歷史具有強有力的“脈絡”，它的邏輯幾乎不可違逆。“古代的歷史學家教導人們如何去掌握和操縱，今天的歷史學家幾乎只告訴大家要服從”；“企圖阻止民主就是違抗上帝”。而托克維爾的“上帝手中不自覺的工具”之類的說法，的確與黑格爾歷史哲學中“理性的狡計”異曲同工。這也是科澤勒克的“現代歷史哲學”的一個推論：要人服從的歷史不是具體的、個別的歷史，而是作為集體單數和整體性進程、帶有自身邏輯的歷史，它是歷史本身（Geschichte selbst），或“普遍化的歷史”（Geschichte überhaupt）。
一旦民主成為一種必然的發展進程，很自然地就有這樣的推論：歷史發展有了某種比較的標準，可以有快慢、先後之分，甚至有特定的時間刻度。科澤勒克曾提出一個概念：“不同時事物的同時性”（Gleichzeitigkeit des Ungleichzeitigen），它同樣可以解釋托克維爾本人的一些觀念，甚至可以解釋具體的歷史事實。
羅伯特·帕爾默在《民主革命的時代》中講述了一個故事。1788年，一個美國青年造訪凡爾賽，他從上午10點半到下午2點一直不停地鞠躬；人們引薦他時總要介紹一下他的“頭銜”，按他的理解，大部分人都以為這種頭銜是世襲的。這種卑躬屈膝的禮節讓他立刻意識到自己的美利堅民族身份，他在給父親的信中說：“一定程度的平等對人類的幸福至關重要”。若從“平等的長時段”或“作為一場進程的民主”的角度看，這場文化衝突可被視為歷史進程不同步造成的落差：當時的美國社會比法國更具平等精神，美國在民主革命的進程中走在了前面。如果民主是時間之矢，那麼美國無疑處於時間軸的前端。故事發生在1788年，但這個日期只是編年史上的數字，從民主和平等進程的角度說，當時的美國和法國不處於同一“歷史時間”。這便是不同時事物的同時性，也是美國之所以會成為托克維爾眼中的“明日之國”的原因所在。
正是基於對未來社會方向的自覺，托克維爾發現了美國與法國之間存在“歷史時間”距離。他在美國看到的是法國的未來：“我毫不懷疑，我們遲早也會像美國人一樣，達到幾乎完全的身份狀態平等”。對於托克維爾，橫渡大西洋不僅是跨越空間的距離，也是彌合一段歷史時間的距離。1788年的那個美國青年在文化差異中意識到自己的民族身份，1848年的托克維爾甚至精確測量出了法國與美國在政治日程上的時間差：法國面臨的問題，美國已經在六十多年前解決了。
四、過去與未來之間的平衡
至此，托克維爾已經完全顛倒了夏多布里昂最初在《論古今革命》中闡發的理念。過去無法照亮未來，美國正在展現的新型民主才是理解過去、展望未來的認知源泉。不過，我們很難據此斷言托克維爾是個樂觀而堅定的“未來主義者”。對他而言，雖然民主的動力和方向一目瞭然，但民主的未來並不總是那麼令人憧憬，法國的民主則尤其讓他焦慮，在1848年革命和路易·波拿巴上臺之後愈發強烈。不過，這種情緒不僅源於托克維爾的個人氣質，也源於他對當下處境的感知；而且，這種情緒也不是托克維爾個人所獨有的，某種意義上說，它是一種時代症候。托克維爾在美國旅行時，就已經發現波旁家族復辟貴族制的努力沒有出路，甚至德國人都已經清楚意識到，“什麼都比迴歸舊制度好”。但對於民主最終的前景，托克維爾並沒有一個明確的看法。即使在美國，民主也根本沒有定型，催生它的偉大革命仍在繼續。回到過去已無可能，但未來並沒有因此而變得明朗。
如果民主是一場不斷邁向平等的運動，如果每隔五十年社會面貌就會發生革命性變化，那麼每個時代都只是個過渡階段。然而，這種一往無前的進步也意味著，人在時間的旅程中找不到穩固和持久的支點。1848年革命之後，托克維爾在信中說道，“我們身處一個咆哮的、但沒有海岸的海洋”，新的革命動盪讓他喪失了民主的航船能夠最終找到港灣的信心。這是一種對劇烈運動中的時間的個人體驗，也是夏多布里昂在1841年提出的一個著名說法的註腳：這個已經失去神聖權威的世界，“彷彿置於兩種不可能之間：過去的不可能，未來的不可能”，老歐洲絕不會復活，而年輕的歐洲前景混沌。
在當時的法國，這種變動中的不安和焦慮不僅體現在夏多布里昂和托克維爾身上。阿爾弗雷德·繆塞在1836年發表的自傳體小說中同樣表達了類似的意識：大革命之後的年青一代，身後是永遠被摧毀的過去，身前是黎明中的遠大前景，二者之間有一個海洋“把舊大陸同年輕的美洲分開”；對於經歷了1793年和1814年的法國人，“過去曾經存在的已不復存在，將來總要到來的尚未到來”。凡此種種，都是“過去的不可能與未來的不可能”產生的焦慮，一種永恆過渡中的失根意識。在科澤勒克的理論中，這是一種典型的現代意識，因為現代（Neuzeit）總是被體驗為一種過渡時期，過渡性就是它的本質特徵。
不過，托克維爾雖然意識到民主時刻都在改造社會面貌，但過去在他的思想中仍然留有深刻的印記。他晚年的手稿中曾大段記錄德國人佩爾特斯（F. C. Perthes, 1772-1843）在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期間的行動和言論。這個歷史見證者評論說，1750年、1789年和1815年的三代人已經生活在同一個時代，他們不是按先後順序，而是肩並肩地生活在一起。這也是一種不同時事物的同時性：舊制度、大革命以及拿破崙時代的經驗被壓縮在同一代人身上。托克維爾同時代的詩人拉馬丁（1790—1869），在1848年革命之後表達了同樣的時間經驗的壓縮感：飛速的時間已經取消了距離感，他剛年過半百就已經經歷了十場革命，當他開始從頭追述這些變革時，“彷彿是隔了很多個世紀”。經歷大革命之後數十年激烈變革的一代人，其閱歷之中濃縮了數代人乃至更長時段的歷史經驗。他們一方面還保留著舊制度的清晰記憶，另一方面又忐忑不安地注視著未來的模糊地平線。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浪漫主義時代作家們的憂鬱和惶惑，不僅是一種個人氣質的流露，也是一種時代氛圍的表達：既回不到過去,又無法看清未來。
上引法國作者都是貴族家庭出身，民主革命摧毀的正是他們出身的那個世界。基佐評論說，托克維爾是作為一個失敗的貴族來評判現代民主，並深信民主的勝利是有依據的。托克維爾有時為自己的外曾祖父、啟蒙時代的開明貴族馬勒澤爾布（Malesherbes）深感自豪。1835—1836年，他在著作中曾引用這位祖輩的觀點，尤其是後者關於舊制度中央集權國家發展的論點。但是，對自己貴族家世的回憶，並不意味著托克維爾認同被民主革命摧毀的貴族制。實際上，即使對於馬勒澤爾布，托克維爾也認為他混淆了自由和特權。前文已經提到，在1836年的那篇文章中，托克維爾已經意識到，18世紀的自由概念已經發生了轉變，自由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自然權利，它取代了以特權為基礎的個別性的自由，但馬勒澤爾布試圖捍衛的是後一種自由。這顯然有悖於民主這一時間之矢的方向。
托克維爾的家族出身無疑使他對貴族的沒落和毀滅有著更為痛徹的反思。但與貴族反動派相比，他的卓越之處在於能置身民主革命的洪流中審視當下的處境，從一種普遍性的運動來理解貴族覆滅的必然性：作為時間之矢的民主越是向前發展，就越是意味著貴族的消亡。同樣，民主的時間化也是導致托克維爾與基佐決裂的重要原因，儘管基佐堪稱他的思想導師。基佐認為，法國的革命進程將終結於七月王朝的資產階級統治，1830年革命完成了1789年的事業，就像1688年光榮革命對於英國1640年革命一樣。這與托克維爾對民主革命的理解顯然是不符的，作為時間之矢的民主決不會止步於某一階段。《論美國的民主》一開始就明確宣告：認為已經推翻封建制度和打倒國王的民主會在資產階級和有錢人面前退卻，豈非異想天開！這表明托克維爾早在1835年就已經與基佐決裂，1848年革命則證實了托克維爾的洞察力。同樣，托克維爾也不贊同基佐將法國大革命類比於英國革命，他更傾向於從美國的現實來理解法國大革命，而英國革命的貴族色彩太濃，與民主革命時代的平等訴求相去甚遠。
不過，對未來的洞察並不意味著托克維爾成了徹底的民主派。實際上，貴族制社會的記憶給他的民主觀念打上了深刻的烙印。1837年，他在通信中說，作為法國古老貴族的後代，家庭的記憶使他難以對民主制產生好感，民主“根本沒有宣揚者們想象中的那些卓越的特徵”。他雖然頗為讚賞美國的民主制，但認為“無節制的發財慾望……對變遷的持續渴求，古老傳統和風俗的完全缺失”，是美國“壞的方面”。在他看來，真正有意義的生活在於積極的政治活動和對榮譽的追求，甚至在異國他鄉的冒險也比“馬鈴薯式的”中產階級生活更有吸引力。托克維爾所看重的“卓越的特徵”，更多是來自已經被摧毀的貴族制社會：對榮譽和冒險活動的嚮往、對金錢事務的蔑視，與昔日法國貴族的精神世界一脈相承。
基佐認為歷史終結於中產階級的統治，而托克維爾之所以不滿於七月王朝的體制，“既是因為他太貴族了，也是因為他太民主了。貴族氣質使他無法忍受一味追求物質利益而犧牲“光輝的東西”“偉大的事物”；而對民主這一時間之矢的清晰意識，又使他提出的改革方案看起來相當激進，他甚至主張地方政府應迅速實現民主化。可以說，托克維爾對未來民主運動的規劃是一種多重時間節奏的交織。一方面，他承認民主的發展是無限的，社會每天都使人們“朝平等狀態更進一步”；但1848年革命之後他又認為，“古老的歐洲社會賴以立基的根本原則”，“每天都要損耗一點兒”；這些根本原則就是財產、家庭、宗教等“一切我們賴以生存的事物”。他全部的努力是要使民主“通過尊重財產、承認權利、善待自由、敬重信仰而達到對社會的統治”，只有這樣，社會才有可能以更和平的方式實現其“必然的命運”。因此在他的思想世界中，財產、家庭、宗教等制度不應該在民主革命的進程中被席捲而去，至少不應該按同樣的節奏變化。
因此，托克維爾民主概念的時間化並沒有帶動其他概念的全面時間化。儘管《論美國的民主》的確提到民主社會中“家庭”（famille）概念與古代的差異，但托克維爾看來沒有把這種理解移植到財產、宗教等概念上。比照一下科澤勒克關於現代“歷史”概念的定義，就可以發現托克維爾眼中的歷史並不是一個“全面的運動概念”（umfassender Bewegungsbegriff）。他還不是個完全的未來主義者，他並不像當時的很多革命者那樣憧憬著一個無限光輝的未來。他說自己不是用以色列人期待應許之地的眼光來看待民主的，民主的歷史對於他並不是“救贖歷史”。1848年革命後，他甚至認為應該來一次“反動”以穩定局面。在他所期望的民主中，財產、家庭、宗教等制度和價值，不能像“社會狀況”那樣處於日新月異的變革中，它們的變化速度——如果有變化的話——應有快慢之分。可以說，“過去與未來之間的平衡”，是托克維爾對民主特別是法國民主持保留態度的寫照。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托克維爾的這種多重時間節奏的思考，可能是他在20世紀後期重回法國知識界視野的重要原因。從年代上看，法國的托克維爾熱與激進革命理唸的衰落是同步的。雷蒙·阿隆指出，20世紀的“意識形態或歷史批判”是以未來社會的名義指責現有社會，並描繪出一個全新的社會的藍圖。當20世紀目睹了歷史為追求未來社會付出的代價之後，“過去和未來之間的平衡”是個耐人尋味的命題。布羅代爾強調歷史時段的多樣性，托克維爾在民主革命時代對傳統價值的堅持，是否可以理解為另一種多元時間性的表達呢？
結論
本文考察的只是特定時段的一位思想家對民主的思考。對托克維爾民主概念的分析表明，科澤勒克關於鞍型期一些基本政治和社會概念的演變的判斷是相當恰當的。托克維爾的思考不是孤立的，他對民主的理解和闡述，始終與啟蒙哲人和同時代思想家存在或明或暗的對話。與這些啟迪者相比，托克維爾的民主概念具有鮮明的面向未來的特徵和開放性，這不僅表現在他對民主社會各種新事物的展望上，同樣表現在他對民主前景的憂慮中。1835年，他在致友人的信中提到，民主可以是有秩序和道德的，但也可能是混亂墮落的。總之，民主是正在進行中的、未完成的狀態：從根本上說，如果民主是一場追求平等的無止境的運動，它就不可能有完成態。
民主概念的時間化意味著民主不再奉過去的經驗為圭臬，意味著某種線性的平等化進程的展開。時間化還改變了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的關係。在托克維爾那裡，現代民主不再認為“歷史是生活的老師”，要把握當下就只能觀察未來：正因為如此，托克維爾不再像前人那樣，將目光投向古代希臘羅馬，而是投向民主精神最為發展的美國。這是他的“新政治學”的突出特徵。這種現代歷史觀表現為一種清晰的“時間秩序”：對於托克維爾和夏多布里昂，時間之矢從最為原始的美洲延伸到了新生的美利堅共和國，法國和歐洲則處於二者之間。
新的時間秩序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彼得·蓋伊的《啟蒙時代》有一個核心論點：啟蒙哲人追慕古代典範，拒斥中世紀和基督教；法國大革命期間的很多革命者同樣追慕古代的典範。如果說啟蒙和大革命摧毀了“哥特式”的中世紀遺產，那麼托克維爾民主概念的時間化則可視為對古代典範的祛魅。如果民主的時間之矢發端於中世紀，後者與現代之間就建立了某種直接的線性聯繫，古代世界反而顯得太過遙遠。這樣一來，西方歷史的三大時段的關係看來更加符合線性發展觀。這種新的時間秩序將深刻影響19世紀的歷史學：皮埃爾·諾拉說，19世紀法國民族歷史的奠基人都是從研究中世紀史起步的。我們已經看到，梯葉裡和基佐同樣是這種新時間秩序的代表。
有理由認為，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闡發的是一種相當典型的線性歷史觀。今天，學界對這種歷史觀的反思已經很多。而且，當今的美國肯定與托克維爾眼中的美國有很大的不同。這就要求我們對他的思想採取一種自覺的批判立場。
如果說托克維爾早年在美國看到的更多是民主未來的方向，那麼，他晚年對舊制度的研究則提出了另一個深刻的問題：對於像法國這樣有著悠久歷史傳統的國度，它的民主化道路必然呈現出不同於美國的樣貌。當代著名法國革命史專家、深受託克維爾啟發的弗朗索瓦·孚雷，曾在一篇論述“舊制度與大革命”的文章中強調，美國沒有法國式的舊制度：沒有制度化的貴族、官方宗教和絕對君主制。相比於法國，美國更像是一塊可以建設新社會的“白板”，美國人要面對的挑戰是“邊疆”，這本質上是“未來”。但法國革命者面臨的是一種非常不同的條件。正如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指出的，革命者在聲稱與過去決裂時，他們實際上自覺或不自覺地繼承了許多舊制度的觀念和實踐。在孚雷看來，法國19世紀革命頻發、政體搖擺不定的歷程也表明，對於這樣一個有著複雜而糾結的“過去”的國家，要想在通往民主的道路上同過去一刀兩斷是做不到的。
“過去的分量”在美國和法國是不一樣的，僅此一點就足以表明，民主概念的時間化絕不意味著民主進程的美國化。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托克維爾根據對美國的觀察提出的一些展望，必然要根據不同國家和社會的現實狀況（如過去的分量）加以修正和完善。托克維爾發現了民主是時間之矢，但在他的論述中，對於民主在不同條件下展現出的多樣性思考得還不夠充分。當我們將民主進程的空間視野擴大到法美之外的世界時，這種多樣性勢必更為明顯，尤其是對古老的東方文明。在這些文明中，過去的遺產更為豐厚，社會條件迥異於法美，其民主進程的道路也勢必更具獨特性。換言之，托克維爾觀察空間的侷限性限制了他對民主進程複雜性的認知。
即使對於美國的民主，托克維爾的論述也並非都經得起理論推敲和時間檢驗。在他的論述中，一個重大不足是他對於“正確理解的利益”的過分信任，他覺得這種對於利益的理解會使美國人在追求財富的同時仍能維繫民主；但他忽視了整個西方的現代民主進程發生在資本主義秩序之下這一重大事實，而這種秩序本身就是一種不平等的生產機制，它將導致財富分配的嚴重不公，並由此產生新的權利不平等。這是托克維爾之後的民主進程所揭示的一個基本事實。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指出，法國大革命中的英雄人物是穿著羅馬的服裝，講著羅馬的語言建立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然而，新的社會一旦形成，布魯土斯、格拉古這些遠古的巨人，還有隨他們一起復活的羅馬古董，全都消失不見了。新的資產階級社會需要的是薩伊、貢斯當和基佐這樣的解釋者和代言人。在這裡，馬克思比任何人都更清晰有力地揭示出19世紀前半葉這一批法國思想家理論建設的階級性和時代性：為了塑造資產階級社會的新意識形態，他們拋棄了不合時宜的古董。從我們的論述看，托克維爾民主概念的時間化也是這一塑造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儘管他因為對這種“新社會”（尤其是在法國）有些怨言而看上去有點不情願（malgré lui），但他仍然是“新社會”的辯護者。
〔作者黃豔紅，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世界史系研究員。上海 200234〕
校審：小張
閱讀更多 穿插游擊隊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