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8年的北宋歷史，宋真宗一朝是一個重要的轉變時期。
宋太祖代周建宋，先南後北完成開創基業，統一中原的大任；太宗親征太原，滅北漢，消滅五代十國最後一個割據政權，又為收復燕雲十六州，兩度北伐，開啟了長達25年的宋遼戰爭。
宋太祖趙匡胤
真宗即位後，遼國聖宗和蕭太后親率20萬大軍南下，誓要滅宋，真宗在寇準的堅持下親征迎敵，宋遼兩軍在澶淵僵持不下，後議和簽訂《澶淵之盟》。《澶淵之盟》的簽訂，結束了太祖太宗兩朝頻頻用兵的局面，北宋王朝在真宗一朝完成了由戰到和的轉變，為北宋的和平發展和穩定繁榮，創造了社會條件。與此同時，作為國家砥柱的士大夫階層的致仕觀念也發生了變化。
澶淵之盟場復原場景
《澶淵之盟》由戰到和的轉變
宋太祖趙匡胤在五代十國群雄割據的亂世中，深知遠交近攻的重要性，於是定下先南後北的大一統戰略，在出兵統一南方的同時，與北邊的遼國互通友好。
宋太宗趙光義即位後，隨著吳越的投降歸附，整個南方盡歸於宋，於是在太平興國四年（979年），趙光義親征太原，攻滅五代十國最後一個割據政權——北漢。
北漢原是五代十國時期依附於遼國的一個小國，在攻滅北漢的戰爭中，宋軍擊敗了前來救援的遼軍。取得了對遼作戰的第一次勝利，趙光義不顧群臣的反對，從太原出發，攜勝利之師的餘威向遼國宣戰，意圖收復燕雲十六州。
然而，趙光義低估了遼軍的作戰能力。在圍攻燕京的戰鬥中，宋軍遭受大敗，趙光義中箭負傷，乘驢車倉皇南逃。雍熙三年（986年），為報一箭之仇，更為了收復燕雲，趙光義派遣潘美、楊業、田重、曹彬、崔彥進五位大將，分三路大軍北伐，是為雍熙北伐。事與願違的是，東路軍全軍覆沒，西路軍楊業被俘而殉國，舉全國之力的雍熙北伐卻慘敗收場，此役之後，北宋由攻轉守，畏敵求和之風漸起。
雍熙北伐
景德元年（1004年），遼國聖宗和蕭太后親率20萬大軍南下攻宋。開戰之初，宋軍或敗或降，遼軍得以長驅直入，直逼汴梁大都。存亡之際，宋真宗在寇準的堅持下御駕親征，與遼軍相峙於澶州。一方面，真宗親征，極大地鼓勵的宋軍的士氣，在澶州聚集起數十萬軍民百姓，迅速扭轉了不利的局面，另一方面，遼軍孤軍深入，一旦遭受大敗，絕無回頭之路。於是乎孤軍的遼軍承擔不起失敗，面對契丹騎兵的威脅，宋軍不敢主動出擊，宋遼雙方在澶州城下形成了微妙的平衡關係。
與好用武功的太祖太宗不同，宋真宗好文重儒，不尚武功，主張“祖宗開疆廣大，汝謹守而已，不必勞費兵力，貪無用之土”。隨著遼軍統軍蕭撻凜在澶州城下巡視時，意外被宋軍床子弩射中暴斃，得勝無望的蕭太后決定與宋軍議和。“以和為貴”的宋真宗得知這一消息後，喜出望外，不顧寇準的反對，與遼國簽訂《澶淵之盟》。
宋真宗趙恆
《澶淵之盟》雖然被後人所不恥，但對於當時的宋遼雙方，都認為是一份雙贏的合約。宰相王旦認為：“國家與契丹和，三年於茲矣，計其不勞干戈，不費財用之外，河逆人民頓息飛挽”，契丹國主皇耶律隆緒稱道：“今與中朝結好，事同一家，道路永無虞矣。”《澶淵之盟》的簽訂，結束了25年的宋遼戰爭，使北宋從“百萬家之生聚，飛挽是供，數十州之土田，耕桑半失”的社會動盪，過渡到“生育蕃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識干戈”的和平局面。
東封西祀，王欽若主導，宋真宗主演的造神秀場
《澶淵之盟》後，宋真宗和寇準都有些膨脹，“自得之色”浮於言表，曾經主張南逃的樞密使王欽若被寇準等主戰派不恥而遭到排擠。為扳倒寇準，成功上位，素好神仙之事的王欽若決定借用“神仙”打擊異己。
戲曲中以正面形象示人的寇準
一日朝會，真宗目送寇準離朝，王欽若藉機向真宗進言：“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是城下之盟也。以萬乘之貴而為城下之盟，其何恥如之”，此話一出，真宗“愀然為之不悅”，王欽若接著說道：“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
王欽若，先是借《春秋》城下之盟，將《澶淵之盟》視為大宋和真宗的恥辱，又借賭博之例，將真宗比作寇準的孤注，詆譭寇準“算計”皇帝，以求自己的功勞。王欽若一番話，極大的刺激了真宗的，遂將精於“算計”的寇準被貶出京，“忠貞直言”的王欽若進入權力中心。
本以為《澶淵之盟》是一大勝利，結果被王欽若貶的一無是處，大受打擊的真宗問王欽若該如何是好。王欽若明知道真宗怕起兵事，故意回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刷此恥也”，真宗以“河朔生靈，始得休息，吾不忍復驅之死地”搪塞而過後，王欽若趁勢提出了“唯有封禪泰山，庶可以鎮服四海，誇示戎狄”的計劃。然後又以“封禪當得天瑞”為由，提出“天瑞安可逼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若人主深信而崇奉焉，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此乎？聖人以神道設教耳。”
河圖洛書
封禪泰山，是古代帝王的最高大典，而且只有改朝換代、江山易主，或者在久亂之後，致使天下太平，才可以封禪天地，向天地報告重整乾坤的偉大功業，同時表示接受天命而治理人世。王欽若這份人造祥瑞，封禪泰山的計劃，無疑給深受“澶淵之恥”困擾的真宗一擊強心劑。
縱觀中國古代帝王，成功封禪泰山的僅有秦始皇、漢武帝、漢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以及本文主角宋真宗。
1008年，宋真宗改年號為大中祥符，在王欽若、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此五人在仁宗朝被稱為“五鬼”，仁宗欽定的“真奸邪”）等臣僚的配合下，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天書封祀”活動。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初三，真宗朝第一封“天書”問世，天機所言“趙受命，興於宋，付於恆。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定。”此後，各種稱頌真宗的“天書”頻頻現世，在真宗和五鬼等人的推動下，形成了一場舉國上下如痴如狂的造神迷信活動，這場鬧劇被《宋史》稱之為“一國君臣如病狂然”。
隨著天書的降臨，在真宗的授意下，全國各地掀起了請願活動，為封禪泰山做足輿論準備。大中祥符元年三月，兗州父老呂良等1287人詣闕請封祥；兗州並諸路進士孔謂等846人詣闕請封禪；宰相王旦等率文武百官、諸路將校、州縣官吏、蠻夷僧道等24370人詣闕請封禪。面對如此大規模的“請願活動”，真宗順應民意，建玉清昭應宮供奉“天書”。
玉清昭應宮是真宗大搞造神迷信的重要工程，當真宗在朝會上首提建宮之事時，遭到了多數人的反對，如殿前都虞候張曼以“土木之侈,不足以承天意”為藉口表達反對。真宗故意問丁謂有何意見，丁謂回答道：“陛下富有天下，建一宮崇奉上帝，何所不可。且今未有皇嗣，建宮於宮城之乾地，正可以祈福。群臣不知陛下此意，或妄有阻止，願以諭之。”
丁謂假借為誕皇嗣而祈福，將原本用於造神運動的建宮之事正當化，並被真宗欽定為修宮使。為了逢迎真宗，丁謂將玉清昭應宮建的及其宏大，“凡東西三百一十步，南北四百三十步......日役工數萬”，甚至取消“三伏日執土作者，悉罷之”的休作制度，不顧民工勞苦，力求速成，討好真宗。在丁謂的“努力”下，“（大中祥符七年十月）玉清昭應宮成......宮宇總共二千六百一十區。初料宮須十五年，修宮使丁謂令以夜繼日，每繪一壁給二燭，遂七年而成。”
整個造神迷信活動，在宋真宗封禪泰山之後，達到高潮。百姓在真宗和臣僚的影響下，對偽造的“天書”和各種造神運動以為真，在民間興起了大規模的迷信活動，而官員和投機者，則利用造神運動，或升官發財，或打壓異己，導致真宗一朝政治腐敗。在“祖宗之法”的影響下，宋欽宗面對亡國危機，竟然愚蠢到相信郭京的“六甲神兵”，結果亡國被俘，受辱至死。
真宗一朝士大夫階層政治觀念的變化
大中祥符十餘年，君臣上下如痴如醉，舉國癲狂，各種造神迷信之事大行其道，不僅給國家帶來了沉重的經濟負擔，助長了民間的封建迷信思想，同時還對作為國家砥柱的士大夫階層的政治生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傳統的儒家主張“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士人出仕，是“謀道而不謀食”，孟子進一步主張“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由此可見，在傳統儒家學說的影響下，臣子應該以大道輔佐君王，若君王無道，輕則歸隱歸鄉，重則以死明志，以身殉道。
南宋末年以身殉國的文天祥
而在真宗朝東封西祀的造神活動中，即便所有人的都知道這一切都是真宗的自導自演，是隨波逐流，曲意迎合，還是“不可則止”，挺身反對，歷史已經給出了答案。
王欽若、丁謂、陳彭年、林特、劉承珪五鬼亂政，極盡阿諛諂媚之事，成為真宗造神的左膀右臂。陝西轉運使孫僅作《驪山詩》雲：“秦帝墓成陳勝起，明皇宮就祿山來”，暗諷丁謂濫用民力，修建玉清昭應宮；張詠上疏道：“今年以來，近年虛國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土，皆丁謂、王欽若啟上侈心之所為也，不誅死，無以謝天下”。但可悲的是，說假話的高官厚祿，說真話的一貶再貶。
被貶三次，留下“先天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遺世謹言的范仲淹
曾經在景德元年，救國家與危亡之際的寇準，因王欽若的一句話，從一朝之宰輔，貶為陝州知州。為重新得到真宗信任，寇準這樣的名相也在地方搞起了封建迷信活動，偽造“天書”，編造祥瑞。甚至為了重回中樞，甘願被丁謂利用，最終牽連進真宗末年的宮廷鬥爭之中，被貶雷州，以近似於發配邊疆的形式客死他鄉。
又如王旦，與寇準是同時期的清流，素與王欽若、丁謂之流不和，寇準第一次被貶後，王旦繼任為宰輔。在封禪之前，真宗為了爭取王旦的同意和支持，以酒宴為機，賜王旦一瓶裝滿珠寶的美酒。身為一個皇帝，居然賄賂起自己的臣子，然而，王旦卻坦然接受了真宗的“美酒”，並在後來以宰相之姿，率文武百官，州縣官吏兩萬餘人情願封禪。
歐陽修同樣被貶三次，在被貶滁州時作下《醉翁亭記》
給事中、參知政事王曾因在會靈觀的事情上發表了反對意見，而被真宗罷免，王旦感嘆道：“我自循任政事幾二十年，每進對，上意稍忤，即蹙蹜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從這裡可以看出，王旦對於自己貪享權勢，不能阻止真宗而明道，感到無奈和自責，以至於“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常悒悒不樂。王旦臨終前，讓家人削去自己的頭髮，並用一塊黑布蓋在遺體上，以此來懺悔生前的所作所為。後人評價道“（王旦）安於勢位而不能以正自終，或比之馮道雲。”
縱觀真宗一朝，尤其是東封西祀之後，士大夫階層從以往的“從道”轉變成了“從君”。一如明朝的何喬新所說：“寇準慷慨有大略，一代之偉人也，惜其溺於功名富貴而不能正其心。方其罷政，私請王旦求為使相，君子已非之矣；及在永興，欲途再相，遂以天書迎合上意，則其心不正甚矣！其如正君何！夫天書，朱能所造，中外成識其詐，豈以準之名而不知哉！功名之心勝，富貴之念深，而正議有不暇顧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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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天書封祀看宋真宗時期的忠節文化建設
宋真宗初年的政治生活
丁謂與宋真宗朝的“天書封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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