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13日，已在微軟效力23年的全球執行副總裁沈向洋正式宣佈離職，美國科技巨頭最高級別華人即將告別硅谷。
消息傳出後，一夜之間，硅谷華人精英再次成為中國互聯網界熱議的焦點。
對於沈向洋來說，這可能只是一次簡單的職業生涯變動，但對中國來說，這意味著給硅谷巨頭企業中華人高管時代劃上了一個句號。
因此不少人感慨道：美國科技巨頭再無華人高管。
但時光往前倒流20年，這是一個華人精英在硅谷闖蕩的黃金盛世。李開復、唐駿、張亞勤、楊致遠、陸奇等華人曾在硅谷呼風喚雨，成為華人精英站在科技互聯網浪潮之巔的最好體現。
20多年滄海桑田，往昔的盛況還歷歷在目，而當下的“退出潮”又訴說著一去不復返的過往，不禁讓人噓唏。
然而，與華人精英相繼退出硅谷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印度人正在“稱霸”硅谷。
斯坦福大學維韋克·瓦德華教授2014年的研究報告顯示，美國科技行業約15%的初創企業是由印度人創建的，這一數量比英國人、中國人以及日本人所創建的企業總和還要多。在硅谷的高科技公司了，三分之一的工程師是印度人。
而且近年來，印度人正在進一步突破職業天花板，成為美國各大企業的高管。比如谷歌首席執行官桑達爾·皮查伊出生於印度泰米爾納德邦，微軟首席執行官薩蒂亞·納德拉出生於印度特蘭加納邦，Adobe首席執行官塔努·納拉巖也出生在印度特蘭加納邦，美光首席執行官Sanjay Mehrotra同樣是印度人……
僅在全球科技三大巨頭(谷歌、蘋果、微軟)中，就有兩家企業的CEO由印度裔擔任。
甚至有美國媒體說，10個印度裔CEO正在統治世界。
那麼“印度人”為什麼能夠在硅谷站穩腳跟，甚至一舉拿下諸多美國科技巨頭高管之位呢?本期前瞻經濟學人明知故問欄目將重點進行剖析。
一
談到人才，首先繞不開的就是教育。
如果認真探究下這些科技巨頭印裔CEO的教育背景，會發現他們基本具有兩個共同點。
一是土生土長的印度人，到美國留學後出人頭地。
二是他們大多都在同一所大學接受教育。而培養他們的這所大學，叫做印度理工學院，被稱為全世界最難考的大學，錄取率只有3%。
2018年，印度理工學院的報考人數高達450000人，但錄取的人數只有13000(錄取率2.8%)，毫不誇張地說：全印度的學生都去考印度理工，考上的都是整個印度的精英。
印度理工學院從誕生起，定位就是要培育精英。而為了培養他們，印度政府完全是不惜代價。印度理工學院學生不到全國大學生的1%，但卻拿到了15%的高等教育預算。
印度政府傾其所有培養這些精英，但印度理工2/3的畢業生卻選擇到美國留學，闖蕩硅谷。這些人中的相當一部分通過努力，從底層一步步奮鬥，成為硅谷高管。
二
語言和“出身”優勢讓印度精英如魚得水。
眾所周知，印度的官方語言是英語，中產或以上階層基本都會說英語。2018年熱播電影《起跑線》中便傳達出了這樣的訊息：在印度，英語不僅僅是一種語言，而是一種階級。
因此許多印度裔精英自幼便說英語，印度本土優秀的大學都用英文授課。這就保證了即使是學理工科的印度學生也能流利使用英語，這也使印度學生要比其他亞洲國家學生有了一個巨大的優勢。
在普通技術崗位上，主要是人和知識的單方面交流，語言表達的作用佔比沒有那麼大。但要上升到公司高層，本質上就是對人的管理了，這時候很多亞洲人的語言劣勢就出來了--同樣是表達同一個意思，印度人雖然口音重，但用詞更準確，更容易被接受和理解。
不只是語言，在社交方面印度人也非常活躍。他們會積極主動的參加各種社交活動，擴大自己的交友圈。
此外，印度人多元文化的生活背景造就了他們“超強的適應能力”。印度本身就種族、語言眾多，成長在如此多元化的氛圍中，不僅可以幫助他們在遠離家鄉後更快速地融入新環境，也可以讓他們更自如地去生活與奮鬥。
特別是多數印度精英階層人士從小就有頻繁的海外聯繫，對西方人的思維習慣、生活方式很熟悉。正是這種接近性，使印度裔職業經理人在闖蕩美國時遊刃有餘，其能言善辯、八面玲瓏也派上用場。
三
印度人擅長“抱團取暖”。
現在的硅谷，從管理層到普通層，很多公司都被印度人佔領了。他們人數眾多，不僅在職場上通過語言優勢、辦公室政治、拍馬屁等各種手段佔盡了天時地利人和，還最擅長抱團取暖。
不少硅谷人提到印度裔同事或高管時一致認為：他們很團結。一位美國華人學者形容說，往往是一個印度人佔據了一個部門的負責位置，隨後大批印度人進來。
皮查伊成為谷歌CEO後，越來越多的印度人加入了谷歌，某種程度上，谷歌都快成了印度人開的公司——谷歌董事會領導層的13名成員中，就有4人是印度裔。
印度人在發展“下線”方面還建立了非常完備的價值回報體系。
從培訓到內推，環環相扣，形成了一個互惠互利的職業盈利系統，長此以往，印度工程師在硅谷一線公司的數量呈井噴狀。
而且印度裔的很多互助工作是通過一些專業組織進行的，比如硅谷的印度企業家協會(TiE)。TiE成立於1992年，其宗旨是組建互助網絡，成功人士有義務幫助下一代企業家移民。
從人脈網絡看，印度式“抱團取暖”在硅谷已成為一種文化。經過近30年積澱，前輩提攜後輩，學徒式管理，已成體系。如今試圖闖蕩硅谷的印度年輕人早已不是兩眼一抹黑，從落地企業的定向委培，到印度科技公司的精心包裝，再到兩國移民部門的默契合作，印度技術移民的大道無疑是最通暢的。
四
有利的工作簽證。
H1B簽證系美國最主要的工作簽證類別，發放給美國公司僱傭的外國籍有專業技能的員工，屬於非移民簽證的一種。
持有H1B簽證者可以在美國工作三年，然後可以再延長三年，6年期滿後如果簽證持有者的身份還沒有轉化，就必須離開美國。
但每年角逐H1B的場面異常激烈。比如2018年H1B定額為8.5萬份，但申請人數卻高達19.9萬，而2020年的H1B簽證申請5天內就收件爆滿。
不過印度申請者在H1B中的高佔比近來受到美國媒體的關注。《the American Bazaar》雜誌刊文早前分析指出，在2014年獲得工作簽證的計算機人才裡面，印度籍的比例高達86%，相比之下，中國籍僅佔5%
同樣，2016年的數據顯示，拿到美國工作簽證的印度人佔到2/3，而中國求職者，只能佔到5-10%。
這背後要得益於印度外包巨頭的壟斷。據美國勞工部一份公開的勞工資料顯示，近年來，國際外包巨頭向系統提交的申請數目越來越龐大，其中2014年排名靠前的20家公司取得了40%的可用工作簽證。在這20家公司中，有13家是全球外包機構，包括TCS(塔塔諮詢集團)、Infosys和Wipro等，都是總部位於印度的外包公司。
五
印度精英面臨回國“無門”的窘境。
印度人“佔領”硅谷的背後其實是本土人才的大流量流失，以及國內營商環境的不成熟。
不可否認，印度IT人才近幾年呈噴井式爆發，美國、日本等國家都將印度的人口紅利轉變為人才紅利。但這些人才出國後卻幾乎很少再返回印度，以至於印度的人力資源部部長大聲疾呼：“我們希望看到人才增長，而不是人才流失。”
導致人才外流的主要原因在於印度營商環境還遠遠沒有成熟，根據世界銀行發佈《2020年營商環境報告》顯示，印度在全球營商環境排名中僅位列第63。
印度人均GDP目前2000美元出頭，是中國的1/5，相當於中國2006年水平;並且印度互聯網在整個人口中的普及率低於10%，13多億人口中有近1億人用不上電，還有兩三億文盲。
印度人才就算想回國，也可能面臨人才無用武之地的窘境。
而反觀中國，這幾十年來成了創業熱土，在阿里巴巴、騰訊、華為、小米、網易、百度、360等IT巨頭之外，還有眾多垂直領域的佼佼者，比如美團、餓了麼、滴滴、京東、大疆等，細分起來有成百上千個，如雨後春筍般還在不停湧出。
與其說華人精英相繼退出硅谷是一種結束，不如說他們的“回國潮”是一次主動進擊。
張朝陽回國創辦搜狐、李彥宏被挖回國後創立了百度、黃錚離職創業然後有了拼多多……在中國經濟從高速發展邁向高質量發展以及國內營山環境不斷改善的當下，硅谷不再是華人精英們通往人生巔峰的唯一路徑，而中國也在建設屬於自己的“硅谷”。
這正是：印度精英在硅谷打工，而中國精英卻已回國做老闆。
以上便是本期前瞻經濟學人APP對於“為什麼美國科技巨頭的高管大多是印度人?”問題的解讀。
本文參考：
正解局：《印度人統治硅谷，中國人淪為打工仔?》
鈦媒體：《從黃金盛世到沒有一人，硅谷巨頭為何再無華人高管?》
環球時報：《印度裔闖硅谷為何遠超華人 “抱團文化”氛圍濃厚》
閱讀更多 前瞻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