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族，是人們對地方上有聲望和影響的家族的通稱，這些家族在本地乃至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中國自唐宋以後，世襲精英集團便徹底退出歷史舞臺，至少從表面上看，科舉取士已經使得社會精英的判斷標準從先天的家族出身變成了後天的天賦才能，身份世代相傳的可能性已經基本上不存在了，“夫士之子未必能為士”已經是很正常的社會現象，而衡量望族的標準便是科舉考試的成功與否。
江南多望族和這裡科舉成功率在全國領先關係密切，而這些江南望族之所以能夠科舉成功、精英輩出、文化繁榮，又和這些望族尊師重教的家風密不可分。由於江南望族多注重家風的培養，由族中尊長或有名望的人士以“家訓”“家誡”“家範”等形式對族人進行道德教化便十分流行。隨著時代的發展，家規家訓中的落後思想逐漸被變革、顛覆，使其與先進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發展相適應。
針對上述課題，2019年11月8日，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和上海社會科學院圖書館共同舉辦了“江南望族與家風學術研討會”，來自復旦大學、南京大學、上海社科院等科研院所的20餘位學者與會。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葉斌所長在致辭中指出，良好的家風是江南繁榮發展，生生不息，薪火相傳的重要精神力量；本次會議聚集江南家族與家風，既是對傳統文化的發揚，又是對時代要求的響應。上海社科院圖書館錢運春館長指出，江南望族的家風家教實施機制如何，傳統的優秀家風家教如何總結，新時代的家風又怎麼樣傳承和弘揚，是擺在學術界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希望這次會議能夠在這方面有新的突破和創新；上海社科院圖書館家風家教文獻中心新近成立，希望也能夠為此作出一定的努力和貢獻。
與會學者合影
本次研討會分為“歷史上的家風與當代傳承”、“江南望族個案研究”、“家族文獻收藏與研究”三個專題進行，共16位學者發表論文。澎湃新聞選擇幾位學者的報告，擇其要點，以饗讀者。
南京大學歷史學系範金民教授做了題為《世科：明清江南家族類型之一述略》的報告。他指出，所謂的望族是指在事業功德或文化學業或道德教養或地方事務方面具有明顯聲望者；世家是指在為官或科舉或治學方面累世有所成就作出貢獻者。關於望族的標準，他比較認同清人吳江薛鳳昌所提出的三個標準：“一世其官，二世其科，三世其學。”但是衡之實際，江南家族，世官、世科、世學三類似乎未能全部涵蓋，或可加上世業，包括世醫、世匠、世商方能無遺。範金民認為，當代中國社會發展還能夠體現出優良家風家訓的作用，有家訓家規對於約束族人、激勵子孫、向上進步總歸會有一定的作用。家族、望族是江南文化和江南社會的重要內容，如果沒有這一部分，江南文化和江南社會的研究其實是殘缺的。江南並不一定是完全的宗族社會，但是其宗族特色也是非常明顯的。
南京師範大學古文獻研究所江慶柏教授做的報告是《江南望族的戒懼謙抑規訓》。他指出江南多望族也多高官，這些退休高官回鄉後往往強調要戒懼謙抑，並寫在家規家訓中。所謂戒懼謙抑，即是保持謙虛謹慎，不作威作福，強調積善積德，像“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不積善之家，必有餘殃”這種內容在家訓中相當普遍，這有傳統文化中庸思想的影響，也有現實因素的作用。這種戒懼謙慎的家風有利於家族的長遠發展，其中也有值得我們今天學習和借鑑的地方。
上海圖書館採編中心任國祥做的報告是《江南望族與家風出版概述》。他總結了近些年關於江南望族和家風內容的出版基本情況，指出近年來關於望族和家風研究的成果越來越多，體現出國家和地方對文化、文獻的重視以及出版人的自覺，這方面出版品的主要類型有點校類、研究專著類、普及介紹類、家譜彙編影印類等，而出版機構則主要集中於古籍類出版社、大學出版社及部分地方出版社，而主要形式則包括家風、家族往事和家族傳記等。但是也存在著影印出版多，互相重複多，片面強調珍稀，但是深入研究少的問題。
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的顧燕所做的報告是《家規家訓在家譜中的記載與傳承》。她指出上海圖書館藏有3萬餘種30餘萬冊家譜，是世界上收藏海內外中國家譜原件最多的機構，譜中不乏大量的家規家訓，家譜中家訓、族規的內容，大多教育族人愛國敬業、積極向上，孝順和睦，誠信友善。其中北宋元豐三年（1080）纂修的《（浙江諸暨）暨陽開化劉氏同居戒言》是存世家譜中收錄較早的具有家規家訓性質的規約。
研討會現場
上海社科院圖書館錢運春研究員討論了中國首個省級家訓類非遺為何出現在上海。他指出農耕社會的宗族關係是一種“強關係”，這種“強關係”涉及到贍養、救濟、教育等。但是到工業化社會以後，隨著人口大規模流動、宗族掌控資源的減少、社會法制的進步，宗族關係必然演化為一種“弱關係”。上海既沒有形成過傳統社會的“強關係”，又在全國率先進行工業化，因此，上海錢氏宗親率先探索出一條適應當代社會的家訓傳承和保護機制。因此，首個省級家訓非遺誕生在上海，有其可行性，更有其必然性。
復旦大學王振忠報告的題目是《明清徽商與江南的文化世家：以杭州汪氏為例》。他指出明清期間徽商崛起是中國經濟史上最為突出的現象之一，徽州是一個高移民輸出的地區，有“無徽不成鎮”的說法，徽州人遷居到江南各地，在江南開枝散葉。黟縣汪氏便通過鹽業經商於康熙年間在杭州積累了大量財富。徽商為了改變世人眼中暴富的形象，逐漸樹立了賈而好儒、富而好禮、樂善好施的形象，汪氏也通過資助義學，興辦書院、私塾、延師課子等方式，為後代鋪平了科舉之路。同時，汪氏還在藏書、著書、刻書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汪氏振綺堂藏書樓在乾隆間編纂四庫全書時貢獻了大量藏書，後代也出現瞭如汪康年這樣的文化名人，由此成為著名的文化世家。這些都為他們這些僑寓商人融入本地的社會圈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並對江南社會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葉舟作了題為《改良族制：近代上海的族會》的報告。他指出近代以來，中國傳統的宗族組織形態發生新的變化，族會便是其中比較典型的一種。族會制度起源於上海，是以近代社會團體為標準建立起來的組織，其出現與現代公民社會思潮引入中國是息息相關。族會的出現，表明部分宗族面對時代大潮，努力作出相應的調整。族會並不應該視為當時宗族改良的普遍情況，但至少可以從中發現宗族具備發生變化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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