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知道舒蕪其人，是小學時從《人民日報》看到他的一篇《文化城芻議》，文中提議要將他的“故鄉桐城”打造成一座“文化旅遊城”。儘管有一些字還不認識，但由此知道“舒蕪”是我們桐城人，而且是一位著名作家。
及至上中學時，讀到一本鄉土書籍《桐城古今》，序言就是舒蕪寫的《“同坐席”與“各論道”》。當時看得也是似懂非懂，只覺得這篇序言與全書的基調氛圍似乎有些“不搭噶”（桐城方言，不協調）。這本書以弘揚家鄉文化為主旨，對桐城的古今名人尤其是“桐城派”諸家，自然不乏褒揚景仰之意。這一點舒蕪很明白，“總的態度是記錄清言佳話，揀好的說，這是看得出的。這當然也不錯……”但接著他就筆鋒一轉，談到一位桐城狂士陳澹然，曾屢次大罵“桐城派”：“桐城文，寡婦之文也。寡婦目不敢邪視，耳不敢亂聽，規行矩步，動輒恐人議其後。君等少年，宜從《左》、《策》討消息，千萬勿再走此路也。”
舒蕪認為，桐城人自己給取的“寡婦之文”這個名字，比起後來五四時“桐城謬種”之稱，也不見得更客氣。他“忽發奇想”：現在把方苞、姚鼐、陳澹然請到一起來了，他們若是有靈，那可就熱鬧了……當時就覺得這老頭有些怪怪的，又覺得他非常有趣，對他就更加留意起來。後來讀書多了些，知道舒蕪雖身為桐城人，但對“桐城派”一向不以為然，而且一直採取非常激烈的批判態度。
“話到桐城必數方”，舒蕪本名方管，曾有很多學者以為他是“桐城派”鼻祖方苞後人。為此舒蕪特意撰文《我非方苞之後》作申明，文中他強調桐城的“桂林方”與“魯谼方”系“同姓不同宗”，並詳細列舉了兩宗所出的一系列名人，如方以智、方苞、方東美等是“桂林方”，而他屬於方東樹、方宗誠這邊的“魯谼方”。最後說到：即使真是方苞之後，也沒有什麼光榮，未必我就稟有文章義法的遺傳性。
說到“遺傳性”，舒蕪雖然並非方苞之後，但他也是出身“桐城派”世家：他的曾叔祖方東樹為“姚門四大弟子”之一，以維護"桐城派"尊崇的宋學義理著稱，也是“桐城派”詩歌理論家；曾祖方宗誠是方東樹的族弟兼學生，同樣以理學聞名；外祖父馬其昶是“桐城派”最後一位代表作家，著有《桐城耆舊傳》……在這樣的文化世家長大，舒蕪受“桐城派”的薰陶自然不可避免，他幼年上過幾年私塾，十二三歲時就同家族兄弟有“老氣橫秋”的詩詞唱和。
從舒蕪的自敘不難看出，他“身為桐城子弟，卻對桐城派缺少一種溫和的敬意”。究其原因，除舒蕪天生有一種“叛逆性”以外，與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和家庭環境的相對開明有關。其祖父年青時曾是維新黨，對新派學術並不排斥；父親方孝嶽曾留學日本，歸國後在北大預科任教，與陳獨秀、胡適等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均有交往；其姑母方令孺和堂兄方瑋德，更是“新月派”著名詩人（方令孺解放後曾任浙江省文聯主席）。因此舒蕪較早接觸到新文學作品和新式教育。在數年家塾之後，舒蕪便進入新式學堂讀書，新文化運動對他的影響日益加深，由此形成基本的文化觀文學觀，即所謂“二反二尊”：反儒學尤反理學，尊五四尤尊“二週”（魯迅、周作人）。
新文化運動一開始就痛批“選學妖孽，桐城謬種”，錢玄同等人搖旗吶喊在前，周作人殿後，對“桐城派”的負面因素髮掘最深。周作人認為，“桐城派”是屬於載道派的“遵命文學”，是以散文做八股文。舒蕪對周作人等對“桐城派”的批判有系統深入的研究，他認為這些批判是“實實在在感受到它（桐城派）的壓迫，實實在在感受到它的反噬”，在今天的我們“應該比前人更加痛感‘桐城派’的‘道統’和‘文統’的反民主反科學的性質”。他甚至宣稱，當時新文化運動者說的“桐城謬種”，已經是很剋制的說法。
言辭如此激烈，舒蕪擺開架勢，公開以“桐城派的不肖子孫”自居。對於桐城人僅以“桐城派”為傲，舒蕪也有嚴厲的批評：“桐城人一向的缺點是陋，坐井觀天，夜郎自大。我希望盡我的微力，把桐城人的眼界擴大一點。”
舒蕪所謂要“把桐城人的眼界擴大一點”，自有其苦心所在，乃是要家鄉人明白“桐城派”不等於“桐城文化”，要注意“桐城文化”的多元性。他曾著有一文《桐城派與桐城文化》，羅列了一大批“桐城派”之外的諸多桐城文化名家，如“百科全書式”大學者方以智，美學家朱光潛，哲學家方東美，詩人、散文家方令孺，文學史家、雜文家丁易等。在出席首屆“桐城派”學術研討會時，舒蕪對“桐城派”不置一詞，而是大聲呼籲應該召開關於方以智和朱光潛的全國規模學術會議。
由此可見，舒蕪雖然曾極力應和新文化運動干將要打倒“桐城派”，但他對“桐城文化”並沒有妄自菲薄，他對家鄉一直懷有深厚感情，對家鄉後輩也多有提攜。筆者中學時曾參與主辦文學社（依稀記得那時桐城中學有“後樂亭”、天城中學有“百合花”、大關中學有“風華”等文學社）。那時文學社的同學爭相以給家鄉文化名人寫信為時髦，雄心勃勃表示要“振興桐城派”。舒蕪為此特意回了一封信，這封信後來以《舒蕪致桐城中學生》之名發表在《人民日報》。信中他諄諄告誡家鄉學子：“身為桐城人，鄉邦文物，耳濡目染，學習環境好，是幸事；但如果囿於鄉曲之見，老是念念不忘‘天下文章在桐城’，則又是不幸的事了”，他明確反對桐城學生“發誓要當‘桐城派’的後繼人”，並舉例說，孟子曾譏諷齊人只以管、晏為榮：“子誠為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舒蕪擔心家鄉學子也會被人這樣嘲笑：“子誠為桐城人也，知‘桐城派’而已矣！”。
這樣看來，舒蕪不為鄉賢尊者諱，對“桐城派”的“叛逆”多少帶有啟蒙意義。在他的內心深處，“桐城派不肖子孫”這樣的稱號，於他而言不是恥辱而是一種責任，甚至多少引以為傲。但是後來他的另一種“叛逆”，即在“胡風事件”中充當的悲劇性角色，卻讓他後半生都一直深陷巨大的痛苦與尷尬中。畢竟，“文壇猶大”這樣的罵名，對任何一箇中國文人來說，都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胡風事件”所株連人數之廣，所造成後果之嚴重，讓很多人都把矛頭指向“告密者”舒蕪；舒蕪年青時的諸多同道好友、師長等，也至死都對舒蕪採取“絕不寬恕”的態度。
然而與此同時，有一個重大的史實卻被人們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那就是在舒蕪“上交”胡風信件、告發胡風一年前，胡風對舒蕪早已有告發行為：在胡風“上呈”的《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即“三十萬言書”）中，就有“關於舒蕪問題”的專節；其所射“暗箭”，和後來舒蕪揭發他時如出一轍：利用私人通信和私人談話為材料，揭發舒蕪歷史問題和現實政治表現。學生告發老師被稱為“猶大”，那麼老師告發學生又該被稱作什麼呢？
只是，令胡風大失所望的是，在當權者宏大的規劃中，舒蕪暫時還不具備“標本”意義，而胡風及其“小集團”，才是當時的”主攻方向”。所以當權者對於胡風密告舒蕪未予理睬，而對舒蕪揭發胡風就正好趁勢而為，大張旗鼓地樹為“典型”。好風憑藉力，送“胡”上青雲——這是胡風的悲劇，也是舒蕪的悲劇，更是一個時代的悲劇。
舒蕪雖然暫時躲過一劫，但在緊隨其後的政治運動中同樣未能倖免：“反右”時被打為右派下放勞動，文革中妻子被紅衛兵毆打慘死……這不禁也讓人聯想：這些和胡風的揭發，難道就沒有一點關係嗎？在時代的漩渦裡，胡風和舒蕪都不由自主地充當了告密者，也都不可避免地成為受害者。在權杖魔影的擺佈下，這或許就是中國文人的宿命。筆者不禁想起小時聽過的一則故事：“桐城派”的奠基者、清朝第一大文字獄“南山案”主犯戴名世，在臨刑前慨嘆：木匠造枷枷木匠，翰林監斬斬翰林。正所謂“剃頭者人亦剃其頭”，世事的無常，人性的悲涼，令人不勝唏噓。
後來有人形容政治運動中的知識分子猶如熱鍋上的螞蟻，為了逃生慌不擇路乃至相互傾軋，有的被燙死了，有的僥倖逃出來。舒蕪算是逃出來的“螞蟻”，及至晚年他仍然才華橫溢，在周作人研究、女權主義乃至紅學方面都建樹頗豐，不斷著書立說惹人喝彩，卻又不時應付著來自外界或內心的關於“胡風案”的歷史詰問。在十年前的秋天，舒蕪以87歲高齡辭世之際，仍然有人說他“壽則多辱”，是是非非似乎難以蓋棺論定。
毫無疑問舒蕪是一個“叛逆者”。兩種叛逆的巨大反差構成了他的人生底色，也給時代留下了一個大大的黑色問號。但不論怎樣，舒蕪還是回來了：晚年時在精神上“迴歸五四”，去世後靈魂迴歸故里，長眠於魯谼山下水草豐茂之地。這位“桐城派的不肖子孫”，終究還是回到了“桐城派”的土壤，不再關心世間的白雲蒼狗，唯有清風明月常相伴，正應和其祖父方守敦的一句詩：片石立雲芳草滿，清樽留月古城邊。離其墓十餘里處，有戴名世耕讀的南山蔚然深秀，有方苞講學的鳳儀裡弦歌不絕，有姚鼐手植的銀杏樹亭亭如蓋……舒蕪先生泉下有靈，是不是該和這些“桐城派”的先祖們好好聊一聊？
（丁銳，海南省作家協會會員，海南省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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