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問我，您年輕時候，為什麼愛好古文字，而走上這條路？為此，我不得不追溯既往來說明這問題。
我八九歲時，見書齋懸有孫星衍(清乾、嘉時人)篆書聯，好其筆勢繚繞美觀，結體勻稱。在不斷瞻仰時，或指劃肚，揣摩其文，或臨摹以肖其形。至親朋家，見懸篆書，字雖不識，必徘徊其下不忍去。
辛亥革命後，1912年，我父赴德國講學，攜兄同行，藉此給以留學機會。我侍母返廣州，不久，慈母見背，伯父(衍瀛，字雲亭)挈我往青島，時年十二歲，日附讀於鄰家，夜取家中書架上段玉裁注的《說文解字注》及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反覆檢閱，儘管對這書的內容多不理解，還是看得津津有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翌年，日本侵青島，我家避地青州，轉徙曲阜。在孔廟見到累累的漢碑及篆書況其卿墳壇刻字等等，愛好甚，開始學篆隸，又從勞健(篤文)學刻印，日摹漢印十餘方。在街上，見人家的住宅牆基、階石，有些上面刻人物、鬼神、鳥獸象等不勝詫異，問人，才知是漢墓中物，而該墓是用此類石條砌成。始知這種墓，在漢某一時代是風行的，可惜當日不懂椎拓，失去這寶貴的研究材料。又聽說東門外田邊有不少陶豆，急馳往，見斷豆柄滿地，其豆盤破碎已不成形，豆柄上有的還印有字，乃選拾數枚歸，陳置案上，兄姊皆笑弄之，不理解我為何愛此無用之物。
父親衍鎏(字藻亭)，為清代最末一科甲辰年(光緒三十年，公元1904年)的探花，供職翰林院編修時，同寅想組成赴日參觀團，瞭解日本明治維新後在政治上及各方面取得的新成果，奏諸清廷。父親回來後，認為日本廣開門戶，汲取歐洲各國的科學，改進自己，中國應向日本學，不應再閉關自守。既然要向人家學，首先要學好外文，打通這一關，即使不出國，也可以讀人家的科技書。於是在教我們兄弟的中文教師外，又聘請一位英文教師，教我四個哥哥(其中親兄一)，這位教師因有些新潮流思想，剪了辮子，在辮子垂垂的人群中，有點特殊。他姓張，背後我們叫他“張禿子力，後來都認為這是不禮貌的，改口不叫了。父親認為日本人身體強健，是重視體育之故，體質是本錢，這點不能忽視。於是請了個谷師傅隔晚教我們打短拳，還買一匹小馬，鍛鍊我們的膽識。其深謀遠慮，無微不至的關懷，不外為我們成才準備條件。
1915年，父親返自德國，我隨侍南京，翌年兄亦歸，教我學德文，因性不近外語，一見書本就感覺頭腦發脹，數月幾無所得。我父嘆曰：“學外文不成，那就學中國文學吧，日後小成，還可謀秘書之職以餬口；大成做個名學者，但不要做官！宦海浮沉，一朝天子一朝臣，風險多，一時不慎，還會影響品德。《荀子·修身篇第二》有幾句話：‘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即是說：“我做錯了事或說錯了話，敢於向我提出恰當的批評和指責，這種人是我的老師；我事做對了，說對了，他肯定我，鼓勵我前進，這種人是我的朋友；聳起肩膀，裝出笑臉，逢迎恭維我的人，是來賊害我的，必須提高警惕。’你們要將之作為終身的座右銘。”我父這番教導，言猶在耳，後來我將之寫成條幅，懸之座右以相警。
我初時是“學書不成去學劍”，學劍亦不成的一個人。到底學什麼?需要及早決定。我對古文物及古文字的印象很深，念茲在茲，乃決心朝這方面走下去，稟告父親。我父聽後，微微地嘆了口氣說：“你學這行是找不到飯吃
的，只能做個名士，名士也要生活啊。你既決心走此路，是你的志願，我有什麼話好說?由你去罷。”為求深造，1921年，我要求去天津，住伯父家，拜羅振玉(字叔蘊、字叔言，號雪堂，晚號貞松老人)先生為師，學古文字學。目的終於達到了，其喜可知。及見羅師的“殷禮在斯堂”所藏之甲骨文和累累的青銅器，真如飢兒得餅，窮人暴富，手足無所措。於是考慮先古後今，先難後易，以甲骨文為主。白天在羅家拓銅器銘文，或雙鉤舊銘文拓本，入夜讀羅師的《殷虛書契考釋》。其書是用天象、地理、人事等等來分類的，檢閱起來不大方便，我用《說文》編次進行整理，併為補入異體字，如對這字有我的體會，則加“祚案”二字附之於後。每晚九時起，為我正式工作時間，一直寫到雞鳴才睡，如是者期年，成《殷虛文字類編》一書，呈視羅師，為之軒然首肯，欣後繼之有人，鼓勵再接再厲。王國維(字靜安，號觀堂)先生為之序，有云：他日所得，必將有進於是編者，餘雖不敏，猶將濡筆而序之。”對肯於讀書的青年，是如何的關懷和期望。暑假後回南京(那時家住南京)，將書稿帶給父親看，他很高興的說，我還有點積蓄，把它印出來。花了八百餘元，於1923年問世(書中自序將“癸亥”年誤刻“癸丑”)。為什麼刻木?父親謂印數可以自由掌握，多銷多印，少銷少印，不銷不印。若是石印，滯銷佔地堆積，暢銷不敷又須再版，豈不麻煩。第一次印了100部，其中宣紙本30部(此後再沒印宣紙本)，前後約印了500部，日本銷了百餘。
在刻版時，每頁左下角正面鐫有“決定不移軒”字樣，是我早期的齋名，印了200部以後，將之剷掉。印刷裝訂工作，都在羅福成(羅師長子)開設的“貽安堂書店”完成的，書版也存在該店。我離京之初，他未告知我，印了近百部毛邊紙本，以五元一部的散頁賣給北京的書店。嗣後將書版運回南京，抗日戰爭時期，我家被人佔住，把版破來當柴燒了，當時文化遭受浩劫，何止這幾塊書版呢?
《殷虛文字類編》
《殷虛文字類編》問世時，年二十一歲，南京東南大學(南京大學前身)聘我任講師，講甲骨文字。父親說：“真想不到，如此冷門之學，居然可以謀生。”翌年，北京師範大學聘我作教授。解放前幾十年，多數是一身兼一兩個學校，是因這是一門熱門課，缺乏教師，有人戲稱我手捧“鐵飯碗”，不愁失業，信然。
羅師在天津自建二層樓房一幢於法租界，三十一號路秋山街。面積約有三百多平方米，作口字形的走馬樓，樓上書庫兼書室，將書分門別類有條不紊的安排在各房間，研究哪方面的問題就在哪室寫作，日夜不輟，坐擁書城。
青年時，見到父親及朋輩在一起談學問，都異常謙遜與彬彬有禮，當時不甚理解，到了中年，逐漸領悟“學然後知不足”和學無止境的真理。
我在天津，進過一學期的中學，對那些課程不感興趣，就不讀了。《殷虛文字類編》一書問世後，馬衡(字叔平)先生介紹我進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研究生，未畢業即出來工作，因此，我既非科班出身，又無任何學銜的一個“白丁”。我生於1902年舊曆正月，今年已年過八十，滿頭自發，是名副其實的“白丁”而當之無愧。
這裡順便記一下羅振玉和王國維的關係。王國維之死，謠言蜂起，郭沫若曾謂王之死為羅振玉逼債造成的慘劇。這種捕風捉影之談，不脛而走，無知之徒，復為之深文周納，胡說什麼王先生在清華的月薪三百元，還不夠付息錢。我們試以當時每月每元三分高利貸計，本錢要一萬元，王為何事要使用這筆鉅款?是無以取信於人的。羅對王一向很器重，不論在文字上和與人言談中都流露出來，王對羅亦如是，二人道義之交，是互相輝映的。在十年浩劫極左思潮中，把羅罵得一文不值，那種“退人若將墜諸淵”(《禮記·檀弓下》)“惡之慾其死”(《論語·顏淵》)的思想行為，是無以服人的。有人還造謠說，《殷虛書契考釋》為王著而羅竊為已有，這是無稽之談。記得有一天，我遇見陳夢家，他悄悄的對我說，《殷虛書契考釋》的稿本被我買到了，完全是羅的手筆，上有王的簽註，印本即根據此稿寫正的，您有空，可到我家看看。該書是羅請王為之謄正付印，於是頭腦簡單的人以為王著，真笨伯也。事實勝於雄辯，造謠者可以休矣。
羅王是兒女親家(王是男方)，有時兩人因兒女瑣事發生矛盾，嚴重時不通音問，事後多數先由羅去信言歸於好。這是我在貽安堂聽羅老大說的。王之死，出自家庭中的複雜問題，一言難盡。他投清華昆明湖的絕命書說：“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變，義無再辱。有人說是由於害怕共產黨而尋短見，這種說法實在太簡單幼稚，連以遺老自居，不滿意國民黨，更反對共產黨的羅振玉，尚無殉節的想法，而王反異，是難以令人置信的。“再辱”，不能光從政治上著眼，其中包涵幕外人不知道的一些情況在內。
我的治學方法一宗羅振玉老師，以實事求是解決問題，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特別是古文字，不能任由己意猜測，狡情詭辯。有的人用漢魏以來的音韻，旁轉戰國及以前的文字，以無字不識，無義不曉自詡，是不足為訓的。須知學海無邊，對某一字之得失不盡相同，有的字你識我不識，我識你不識；今日不識明日識，今日識而明日知其誤，為極其自然的事，無庸詫異。我對字形字義的考釋，必求順理成章，心安理得，不做屈曲之說，避免蹈誤。
我童年即喜歡書法藝術，尤其是篆書。受業羅師後，見所書甲骨文及金文，樸質雍容，筆勢道勁，心嚮往之，乃於暇時，亦在臨寫。一日，以所書甲骨文及金文字課呈師教誨，他看了金文不斷地點頭說：“你的金文將來會有成
就，但要旁及歷代石刻篆文使之融會貫通。”我初意以為自己甲勝於金，時至今日，回憶師說，對我兩種書體的公開肯定與默然否定，而今都證實了，其目光是何等的敏銳！
商承祚書金文立軸
我寫篆書，包括金文在內，行筆力求剛勁渾厚，以端莊平正為主，喜用鋪毫，決不矯揉造作，須知“平正”才見真實工夫。“看似尋常最奇倔，成如容易卻艱辛”，此可為知者道，難為外行人言也。正因字形力求工整，寫時還要
注意直行的行氣和橫排的橫氣互相呼應，這樣才能使整幅字的氣勢協調而不至於偏離鬆懈。我在書法實踐中還考慮李白的兩句詩：“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而向這方面的風格努力。
我國傳統的書法藝術，愛好者日眾，有的青年來問我習楷書與行、草方法，我告知寫行、草之先，必須從唐代名書家的楷體入手，歐陽詢(信本)用筆拘謹，褚遂良(登善)清秀有餘，剛勁不足，二者宜於小楷，不宜於寫大字。柳公權(誠懸)骨勝於肉，太過露骨，其中以顏真卿(清臣)為全能。其字骨肉停勻，氣勢磅礴而安詳，再寫大都能站得住，從其入手，有利無弊，寫一兩年然後轉學行、草，與無楷書基礎而直接寫行、草的工力迥別，我經過歐、褚、顏三個階段，故略有體會。
我好文物，舉凡金、石、陶、瓦、竹、木，以及書畫皆在網羅之列。1930年，我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兼北大、清華，月入五百餘元，除生活費用外，幾乎全部送入琉璃廠古玩鋪。1948年回廣州，對佛山石灣陶器異常欣賞愛好，在文德路古玩鋪見到舊作，多為購置，直至解放後店鋪停業為止，共得百三十餘件。這些文物，十年動亂，幸未被毀，繼思獨樂不如眾樂，乃將明、清書畫條幅及扇面近四百件，及明、清舊墨四合捐贈省博物館。明至民國期間的石灣陶器大小百餘件，捐贈廣州民間工藝館。公諸同好，為我一向的思想，壟斷資料，據為私有的不良作風向所反對。
我已年過八旬了，回顧所走過的道路，感觸良深。一個人能否在學術上有所成就，決定於多種因素，本人必須刻苦努力，多讀書，苦思索，勤寫作，這是基礎和前提，但客觀條件，生活環境也頗關重要，如果生活不安定，心情不舒暢，終日為雜務而奔波操勞，學術研究總難免要落空。當然，悠遊歲月，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客觀條件再好也沒用。主觀努力與客觀條件相結合，就能夠多出成果，取得較好的成績，我的經歷說明了這一點。
商承祚摹中山王鼎壺
我平生治學，自問還是比較嚴謹的，收集資料時，注意鑑別真偽，或摹或拓，或照相，都是自己動手，後因年老，摹寫不得不由助手為之，但傳拓之事仍必躬親。1977年夏，我到河北省平山縣中山王墓葬的發掘工地參觀，並花了三天時間，與工作同志細心清除中山王
鼎、壺上面的浮鏽，拓了銘文兩份，一留當地，一帶回進行研究。我中年以後著書寫文章，必多加思考，不率爾操觚，定下的原則是：不識之字不妄釋，不明之義不妄言，不輕言音韻，特別通轉旁轉之類，如其這樣，當無字不識了。不引用二手材料，必查對原文，以免失實及斷章取義。不為天下先，以期減少逸足，所以每有新資料出土，發表的文章，我往往在最後。
人的一生是短暫的，科學文化的發展則是無窮盡的，我要在有生之年繼續為祖國的學術文化事業貢獻力量，為祖國的四化建設竭盡綿薄，我更寄希望予中、青年研究者們，你們年富力強，精力充沛，現在正是治學最寶貴的時間，要努力攀登，學無止境，相信你們一定能在黨的領導之下，繼往開來，做出超出我們老一輩學者的成就。
一九八一年八月寫畢
一九八二年五月修改於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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