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是我國最早正式使用的文字，但埋藏在地下數千年之久，誰也不知道有這樣的書寫工具。所幸清代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在一個偶然的機會，由於金石學家王懿榮生病，恰好《老殘遊記》的作者劉鶚在他家作客，看到王懿榮所服用號稱‘龍骨’藥材上，刻了些類似文字的符號，於是引起了劉鶚的注意，作進一步的研究，並且大量蒐購，結果獲得了五千多塊殘片，後來就編成了《鐵雲藏龜》一書，引起了國內學術界的重視。另外《古籀拾遺》的作者孫讓，在光緒三十年（一九零四），出版《契文舉例》一書，共上、下兩冊，成為國內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專書。
到了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即民國前一年，羅振玉經過仔細研究， 證明甲骨文是殷代王室所用卜筮之辭的遺物。於是甲骨文又有‘殷墟文字’、‘殷墟書契’、‘卜貞文字’、‘殷墟卜辭’、‘契文及龜甲文’等不同的名稱，但現在大家都一致叫“甲骨文”。甲骨文的字體頗與篆籀相近，但比篆籀顯得古拙一點。自從羅振玉在學術上的這個發現，於是奠定了甲骨學的基礎。他所著《殷商書契》前、後篇，《殷商卜貞文字考》，《殷墟出契考釋》，及《待問篇》等，鼓動了學者研究甲骨文的風氣，功不可沒！接著有王國維、日本學人林秦輔、加拿大學人明美士以及後來的郭沫若等，在甲骨文的研究上都有很大的貢獻。到了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正式由中央研究院代表國民政府派遣董作賓先生等到河南省安陽縣的小屯村，展開了官方發掘甲骨文的工作。因為河南省安陽正是殷代故都之所在地。在董作賓先生的主持下，前後十年間，共發掘了十五次，獲得不少甲骨片，再加上各地私人的收藏及各學術機關的蒐集，現存世界上出土而刻有文字的甲骨總數在十萬片以上。這實在是中國考古學上一件空前的大事，頓特使中國文化的光芒照耀四方，而放出了異彩！
由於這個發現，我們才知道中國文字，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時代已由圖畫變成了符號，即所謂的“文字畫龍點睛”。完全用線條書寫，表現出剛健和柔媚等各種不同的風格，並富有藝術價值。尤其在一切象形文字中，與原始圖畫的形狀最為接近，寫在紙上，無論懂與不懂，一眼看去，就覺得雅俗共賞，有一種盎然的古趣。
一般的甲骨文，都是先用毛筆朱書或墨書，寫在龜甲或獸骨上，然後用刀去刻，其所用之筆及刀也都非常講究，因而刻出來的文字 ，當肥者肥，當瘦者瘦，應圓者圓，應方者方，肥瘦方圓，都自然渾成。有的顯得勁峭剛健，有的顯得質樸古拙，有的瀟灑飄逸，有的婀娜多姿，富於變化而不拘一格。尤其在殷代中興名王武丁時代，那時候的史臣們，書契文字，氣魄宏放，技術嫻熟，字裡行間充分表現出藝術的自由精神，決不是其餘各王朝所能比擬的。因此，董作賓先生所寫的甲骨文，大都是取法於這一時期的，所以特別雅緻、美觀！
據董作賓先生講，殷代王朝，愛好藝術的空氣相當濃厚，從發掘所得的陶、骨、蚌、石、牙及角等各種器物中的繪畫與雕刻上，充分地可以看得出來。同時董先生又說，殷代的銅器雕刻尤為精巧，在這種情形下，史臣們也把愛美的興趣轉移到甲骨文上去，所以此時的甲骨卜辭，往往在書寫契刻後，於字劃之中填上硃墨，使鮮美光滑的牛骨龜甲上，又增加了豔麗的紅墨彩色，相映成趣，成為中國書法上的一大特色。董師所寫甲骨文，為了美觀，就經常先用朱墨書寫成原文，再用毛筆把原文解釋一次，看上去真如牡丹綠葉，配合得恰到好處。我平常為朋友寫甲骨文，也就以此為慣例。
由於 甲骨文的古奧難懂，不易普遍流傳，所以有人就把已能認識的字，集為楹聯或詩詞，象古董一樣供人賞玩。在民國十年（一九二一），羅振玉首先有《集殷墟文字楹帖》問世。其次，有章式之、高香遠、王君久諸人的集聯。後來，有人又把以上四人的著作，合為一冊，名為《集殷墟文字楹聯彙編》，其中，共收錄了四百多副。接著又有丁鶴廬的《卜商文集聯附詩》，簡琴齋的《甲骨集古詩聯》，錫山秦氏的《集頌》、《集聯》、葉玉森的《集詩》都紛紛出籠，研究甲骨文的風氣，於焉大盛。
至於編著甲骨文成為楹聯詩詞，其內容包括最多的，要算汪怡的《集契集》，有日本歐陽可亮在《春秋學院》的印行本。全書共五卷，其中除了由甲骨文集成的詩、聯外，又增加了詞曲小令共三百八十六則，成為一般愛好書寫甲骨文者的藍本。除此之外，尚有劉衡《集甲骨文詩聯》以及黃丹墀的《甲骨文習字本》。民國六十三年（一九七四），董作賓先生的另一哲嗣董敏，又出版了一本《甲骨文書畫集》，書名萬象，其中收藏了董作賓先生所寫的甲骨文，有詩、有頌、有詞、有曲，也有對聯和董敏的合影，共三十八幅，極為寶貴！自出版後，先後又再版數次，足見世人對此書的愛好。董敏本是一個著名的攝影家，在文化界表現地相當傑出。把他能攝的風景、人物，與董作賓先生所寫的甲骨文，在內容上相互配合，畫面優美高雅，真可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了。
以前，研究中國古代文字的人，如沈兼士、馬叔平、容希白和商錫永等，也都喜歡寫甲骨文送朋友鑑賞，然而這些學者之寫甲骨文，只不過是偶然的興趣，並非是他們的專長。若以專寫甲骨文的學者而言，當推董作賓先生為第一，絕沒有任何人象他一樣，對於甲骨文的興趣那麼濃厚，那麼熱愛，他寫出的字又是那麼端莊大方，令人百看不厭。他所著《甲骨文斷代研究》，在數萬片雜沓凌亂的甲骨碎片中，簡單而有系統地把甲骨文字予以歸納、分類。從此以後，無論辯認文字，或考證古史，都有了線索可尋，法度可循，為後來學者方便不少。錢玄同所稱的甲骨四堂，除吾師董作賓（彥堂）而外，其他的是羅振玉（雪堂）、王國維（觀堂）、郭沫若（鼎堂）。他們三人，雖然在甲骨文的研究上都有不可磨滅的成就，但在甲骨文的書法上，卻都沒有象董作賓先生那樣的名望。於是世人提到甲骨文，總是與董作賓三字分不開的。
上款：錦堂老弟，下款：于右任
由於研究殷商甲骨文的關係，董師又憑藉著甲骨文卜辭中有關天文曆法的記錄，又依其分期之說，排列卜辭次第，參以祀法系統，驗之推步，計以歷算，遂將殷商幾百年的朔閏就很輕易地推算出來了。於是著成了《殷歷譜》一書，把三千多年前，殷代王朝將近三百年的“時”與“事”錯綜複雜的關係，整理地清清楚楚，真可謂劃時代的鉅著！所以吾師牟潤孫先生曾說，自從《殷歷譜》問世以後，在古史上“生霸死霸”之說，得以明義；三統四分之歷，可解其蘊。且依其歷上下推之，更證以載籍鐘鼎，武王伐紂之年中康日食之時，與春秋朔閏均可獲確實不移之定論。以地下材料與紙上相互證明，以治古史，固沿自清儒微實之學，然方法之精密，舉證之堅確，三百年來，殆無能出彥堂先生之右者也。而且牟師還進一步加強地說：“蓋清儒通曆算者有人，而未必明古文字之學，縱使有之，亦未必通考古之學。彥堂先生，兼數長，況復才識逾人，能運奇巧之思，則其學超逸一世，為古史學劃時代人物，固有自來矣。”牟潤孫先生的這些評語，真可謂知人之論。把彥堂先生在學術上非凡的成就，作了一個明確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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