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时期（夏商周）由于距今年代久远，文献资料缺乏，导致我们对这个时期的历史脉络不甚明了，这时候就需要考古学来辅助对历史问题的研究。近代考古学兴起以来，文献史学与考古学联手证史最成功的例子就是解决了商朝信史的问题。

商朝被考古证实确实存在，最久负盛名的例子就是在殷墟考古发掘出的甲骨文，成功的验证了《史记》中对商王世系记载的准确性，司马迁精确梳理、辨识出了商王的世系（包括商先王），除了漏记了商王“祖己”、弄错了几位商王的即位顺序，其它记载竟然与甲骨文中辨认出来的商王世系一模一样、毫无偏差。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传世文献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记载，准确度还是很高的。

​考古材料（甲骨文）与传世文献（史书）的二重证法，在商朝的确立的相关问题上大放异彩。然而，同样是在与商有关的问题上，文献史学却与考古学有了强烈的冲突，那就是：

商人从哪里来，也即先商文化（商朝建立前的文化）在哪里？

​历史视角：商人从哪里来？

商族起源于哪里，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从历史文献的记载来看，商族的起源在史书中记载的很明确，商人尊『契』为商始祖，契（xiè），又称阏伯（è bó），是五帝之一帝喾的儿子，此人正是《诗经》中著名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中的主角，根据《史记·殷本纪》的描述，帝喾的次妃简狄因吞了玄鸟产的卵，而怀孕生下了契。到了帝舜时期，商始祖契因帮助大禹治水有功而被分封于商地。商的地望，则在《左传》中也有很明确的记载：

《左传》载：“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

上面《左传》的引文中，出现了『商丘』的地名，这里是商始祖以及『相土』生活的地方。『相土』是商始祖阏伯的孙子，是夏朝时著名牧师，他帮助夏后相驯马，功勋卓著，《诗经·商颂》中“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的名句，正是描写相土佐夏，功著于商的事迹，由此可见，一直到契（阏伯）的孙子『相土』这一代，商先民依然还居住在商丘一带，可见商丘应该是商族的发源地了。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古文中所言的商丘，是今天的河南商丘吗？答案是肯定的，有几个方面可以确定。

首先，在周人灭商后，周封前代三王朝的子孙，给以王侯名号，以示敬重。虞、夏、商的后代分别被封于陈、杞、宋，史称『三恪』。殷商后裔就是被周封到了商先王的故地宋地来建国，接续殷商的祭祀，宋地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一带。所以在《左传》昭公十七年，有另一则记载就直言：（西周到春秋）宋国的国都，为昭明（阏伯儿子）、相士故地。

可见：商先祖居住的商丘与周朝的宋国，是一个地方。

《左传》：宋，大辰之虚也。大火谓之大辰，则宋之国都确为昭明、相土故地。

此外，史书中记载的商汤『从先王居』，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商始祖正是居住在商丘的。在灭夏之前，商人虽然多数时间居住在商丘，但也曾屡次迁都，以商汤为界限，商人在商汤前迁都八次，商汤之后迁都五次，史称『前八后五』。据《史记》记载，到了商始祖的第十四世孙『成汤』时，汤迁到了先祖契生活的地方『亳』，而亳（bó）地正是在今天商丘一带。

《史记·殷本纪》：“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毫，从先王居，作帝诰。”晋，杜预《春秋释地》云：“宋、商、商丘三名一地，梁国睢阳县也。

可见古文中的商、商丘、宋三地，都是指一个地方。商丘作为商人的发祥地，在文献中的线索还是很明确的：

商始祖契至相土等发祥于豫东的商丘一带，中间屡有迁都，到商汤时期，又迁回了先祖生活的商丘一带了，并以此为根据地，完成了剪灭夏王朝的统治的大业。

​考古视角：先商文化在哪里？

商人发源于豫东，文献史学给出的线索很明显了。正常来说，从考古学上看，先商文化也应该是在豫东一带才是。但令人想不到的是，考古学的证据与文献的记载却产生了强烈的冲突。

在考古学中，是用考古学文化来区分不同族群的，具体到商朝，学术界一般把商朝建立前的文化称为『先商文化』，它在时间上应该与夏朝大致同时期。商朝建立后，以盘庚迁殷为分界线，又可以分为『早商』和『中晚商』文化。

​从考古学文化上看：以豫北安阳殷墟为核心的『殷墟文化』代表的是中晚商文化，而早商文化则是郑州商城为核心的『二里岗文化』。从出土的文物器形分析来看，殷墟文化很明显是继承二里岗文化发展而来的，表明这是同一类人群，在不同时期产生的考古学文化。按照历史记载的线索，分布在豫东商丘一带的考古学文化，就应该是先商文化了，也应该是二里岗文化的前身，但尴尬的是，考古学并不支持这个结论。

想不到的是，考古人在豫东一带，早于商朝的地层中发现的是『岳石文化』，而岳石文化与二里岗文化差异很大，他们之间并没有传承关系。相反考古人在豫北、冀南一带发现的『下七垣文化』则与二里岗文化是一脉相承。

理想：岳石文化→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现实：下七垣文化→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

也就是说史书中记载的先商发源地是在豫东，但考古学中观察到的先商文化却是在豫北、冀南一带，历史与考古完全对应不上了。这样一来，先商文化的探索就陷入窘境了。究竟是历史文献记载出现了错误，还是考古学文化类型的划分出现了问题，这个问题至今还未有明确的答案。

探寻先商文化的出路

就先商文化面临的形势而言，探索先商文化只能从考古学上寻求突破口。

考古学文化序列重新梳理

著名的考古学者邹衡将比二里岗文化更早的商人系统的文化称为先商文化，并且划分了三个类型：漳河型、辉卫型、南外关型（《郑州商城即汤都毫说》）。但随着考古资料的积累，李伯谦先生经过分析，将南外关类型剔除出了先商文化，并将漳河型、辉卫型合称为下七垣文化。可见，由于考古学资料的局限性，特定阶段考古人对文化类型的划分并不一定是准确的，所以在先商文化的探索上面，更需要考古人对下七垣文化甚至岳石文化于二里岗文化的具体关系，进行更细致的划分和梳理；

新的考古方向的探索

张光直先生一直致力于豫东地区的考古，他对文献记载中商族的起源深信不疑，在先商文化的探索方面，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光直认为，考古学文化分类是基于陶器的器形的分析，而陶器多数是地层民众使用的器物，不能反应上层统治阶级的情况，据此，张光直认为，位于豫东商丘一带的岳石文化是统治阶级，他们北上统治了豫北冀南的下七垣文化。这样一来，就解决了文献与考古学的矛盾。这个思路与逻辑都很好，为先商文化的探索指了一条研究方向，但还有待于考古学的验证；

先商文化来源于哪里，是中华早期文明探索中重要的课题之一，正如上面论述的，随着考古资料的积累，考古人也在不断地修正之前的不准确甚至错误认识，商族起源的探究是一个涉及面庞大的历史和考古命题，想一蹴而就地解决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这不仅有赖于考古人对考古方向的把握和创新（如张光直先生的假设，就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方向），还有赖于考古学科的发展对考古的推动作用，如殷墟考古队长唐际根先生就曾提出的，将分子人类学手段运用到考古当中来，分子人类学角度来辅助研究商族的起源问题，这也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方向。相信随着考古学科的发展，商族起源的问题也终会有其大白的一天。

参考文献

• 《左传》、《史记-殷本纪》等
• 邹衡，《郑州商城即汤都毫说》，《文物》，1978年第2期；
• 李伯谦，《先商文化探索》，文物出版社，1989年；
• 张长寿 , 张光直，《河南商丘地区殷商文明调查发掘初步报告》，《考古》，1997年；
• 王立新，朱永刚，《下七垣文化探新》，《华夏考古》，199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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