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募資難？嗯是挺難的，尤其最近連政府的錢都要開始緊了。”
某機構募資負責人告訴融中財經，“今年的市場整體而言，可謂是‘旱的旱死，澇的澇死’，我們現在基本沒什麼人民幣基金的募集計劃。”
當下，市場整體都在經歷著募資難再加大的痛苦，一方面資金向頭部集中的趨勢愈演愈烈，一方面金融去槓桿，加之上市公司雷聲滾滾，作為出資人的他們都在過冬。而作為股權投資市場資金不足的“補位之臣”，連政府引導基金也在正襟危坐。
近日，財政部剛剛發佈《關於提升政府投資基金集中度更好發揮引導作用的提案》，其中提到將考慮適當設立政府投資基金的權限上收嚴控基金的設立。分析人士表示，這可能是政府基金結束粗放式發展的信號。錢，大家似乎都很緊張！那麼市場GP們又該如何度過凜凜寒冬。
要錢難的窘迫
“我們合作的一些投資機構，目前確實有出現募資難的情形，部分社會資金的變化影響到基金成立，出現了很多不確定性。尤其，今年二級市場影響下，很多上市公司大股東都出現非常高的質押率，不斷補倉，使得基金設立被迫推遲或者延緩。”某地方政府引導基金負責人表示說。
2015年以後，國家集中出臺一系列關於政府投資基金的政策，政府引導基金從中央到地方遍地開花，成為私募股權市場最重要的LP之一。
截至2019年6月，國內共成立1311只政府引導基金，總規模1.97萬億元，政府引導基金下子基金規模約6.26萬億元。其中，2012年到2018年，引導基金數量增加1092只，年均複合增長率為39.09%。而2015年引導基金成立數量最為迅猛，共276只，同比增長392%。
不過，資管新規後，由於社會募資困難，大批政府引導基金出資的創投基金因為募資不到位而擱淺。
此前，浙江金控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杜金良也公開表示，從浙江政府合作的基金情況來看，在募投管退方面，募資是越來越困難，尤其從2018年開始；退出方面，形勢也不容樂觀。不過，自科創板以來，政府參與的投資機構所投資的某些項目能夠通過上市來實現退出，又帶來了非常好的希望和機會。“但自去年開始，浙江政府基金無論是基金的設立還是退出，總體節奏還是慢了。”
事實上，除了政府引導基金，市場上其他方面資金來源“皆不易”。
“現在，一些金融機構和大型母基金的錢，其實都挺難拿的。觀望中的人越來越多，僅憑個人投資者根本沒辦法養活機構。很多機構甚至下調管理費，而一些中小機構的募資壓力更是倍增，一分錢也募不到的人越來越多，市場洗牌的節奏越來越快。”某市場化投資機構負責人餘數（化名）告訴融中財經。
餘數任職於國內一家早期投資機構，目前管理人民幣基金和美元基金合計約80億元。“募資考驗的也是投資人的個人魅力。對於很多新機構，最開始的募資都依賴於個人光環，前提還是要有拿得出手的明星項目。”
其實，募資難之後導致的必然也會引發企業端的融資難現象。
三角獸創始人兼COO馬宇馳在接受融中財經採訪時也表示，2018年下半年的時候，朋友圈裡的投資人們明顯出現一大波“健身潮”。“究其原因，還是因為很多機構也沒錢了，投資經理們要麼在度假要麼在健身，似乎都閒得發慌。”
美元成新寄託
值得注意的是，中基協公佈的數據顯示，2019年上半年持續數月的募資萎縮在7月近似終止。7月底，私募股權和創業投資基金規模達到9.32萬億元，較上月增長1400億元左右；私募股權和創業投資基金管理人為14719家，較上月增加40家；管理的私募基金數量達到35094只，增長405只。儘管微弱，但募資略有復甦之勢。
基金募資需要結合各種各樣的資金力量，從引導基金到產業資本，從家族財富辦公室到個人高淨值客戶以及外資資本，多種資金來源組合在一起，才能把募資的盤子做得更紮實。過去，上市公司和產業資本一直是募資市場上的中堅力量，去年雖然有部分質押率高的上市公司受到去槓桿影響，但主業良好發展健康的上市公司和產業投資人還是市場中堅力量。
而事實上，今年以來，“募資難”現象也似乎主要存在於人民幣基金。
數據顯示，上半年，中國VC/PE機構的募資額已經不及兩年前的1/4，募集完成基金數量同比下降 51.69%，總規模下降30.17%。其中，美元基金方面，光速中國、TPG、德弘資本、源碼資本以及華平投資5只美元新基金募集完成，金額超122億美元，約為人民幣840億，達到了去年同期翻倍的規模。而人民幣方面，拾玉資本、加華資本、創新工場、君聯資本4只新基金，累計186多億元，兩者相差數倍。
就在剛過去不久的10月，祥峰投資中國基金完成新一期美元基金募集，摺合近40億人民幣，值得注意的是本輪基金全部來源於海外機構投資者。而餘數也向融中記者表示，近期他們已經開始轉向美元募資。
2009年以前，中國股權投資市場明顯是美元基金獨大時代，直到創業板的推出，人民幣基金才開始呈現明顯上升態勢。2015年過後，隨著中國政府引導基金的崛起，包括金融機構、銀行等的參與，人民幣基金市場呈現發展高潮。2017年，引導基金調整，資管新政推出，整體人民幣基金市場轉向下滑。而這期間，美元基金卻還是保持相對穩定的狀態。
其實，美元基金GP的雙壁壘投資優勢在業界十分受追捧。像上汽投資董事總經理朱家春對媒體表示，他們也會考慮通過自己的渠道尋找美元基金的GP，它們是有募美元的需求，而且美元整體的LP水平和能力更強，更適合做管理。
事實上，在近期，上市公司以及私募基金持續爆雷，不斷影響各類投資者的信心。而資管新規影響下，銀行渠道的募資早就已經遭受擠壓。無疑，在銀行以及上市公司等募資渠道不暢的形勢下，很多人民幣資金來源難以持續。各類出資方的資金均在收緊，出資意願也在下降。相對而言，受影響相對較小的美元基金成為了市場新的希望。
政府的“補位”之功
過去兩年，各類政府引導基金實際上充當了很多機構的LP。
2005年，國務院十部委聯合發佈《創業投資企業管理暫行辦法》，第一次提到引導基金概念；三年後，2008年，發改委、財政部、商務部等部門聯合出臺《關於創業投資引導基金規範設立與運作的指導意見》，第一次對引導基金的進行詳細定義，即引導基金是由政府設立並按市場化方式運作的政策性基金。2015年至2016年，各地政府引導基金紛紛設立。
不過，政府引導基金存續期平均7年，從2015年開始爆發式增長至今，一些早期基金已進入投資高峰期或退出期。現階段，政策影響下，政府引導基金設立步伐放緩，同時，引導金的募資壓力在當前市場環境下也日益嚴峻。
2018年國內政府引導基金設立數量為151只，同比下降41.5%；2019年上半年，政府引導基金設立數量為50只，同比下降49.5%，已連續三年呈現下降趨勢。
另外，今年9月，深圳市政府引導基金的管理機構深創投官網通知，共清理25只子基金，收回承諾出資140億元，並縮減了12只子基金規模。其中，有不少子基金是因為後期募資不到位導致被清理或是被縮減規模。這也反映出資管新規出臺後，子基金社會募資越來越困難。
其實，引導基金必須在社會資本到位之後才能出資，因此在與社會資本合作過程中，更能直接感受資本寒冬的影響。
而相比商業化資金和個人基金，政府引導基金有著強烈的政策目標和訴求，地方財政出資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夠帶動當地產業轉型升級和經濟發展，而社會出資人則最希望能實現投資收益最大化。如何平衡中間的關係，對基金管理人和政府而言都是很大的挑戰。
“在，很多市場GP機構看來，政府基金也只是他們募資過程中的一個‘補位’，補的是中國股權投資行業長線資金不足的位，政府也明白這樣的角色定位。”湖北高投餘婷告訴融資中國，“我們要做的就是不越位，通過發揮政府引導作用，讓資金實現市場化運作。以湖北高投為例，我們對市場GP是‘純讓利’的。”
現在，國內也有很多政府引導基金開始迴歸本質，從注重商業利益轉而通過讓利吸引社會資本，不過，讓利以盈利額為限以平衡自身的財務壓力。比如，廣東省重大科技專項創業投資引導母基金的分配結構中，在基金盈利時省財政資金全部讓利，將收益按照3：3：4的比例分配給母基金管理機構、子基金管理機構和其他社會出資人。
通常而言，引導基金建立起來之後，資金去向是一大難題，錢花不出去棘手，錢花出去要不回來更棘手。值得注意是，很多政府引導基金都紛紛強調，GP的盈利能力雖然重要，但不是最重要，更多的是還是資金的安全性。
政府的初衷和基金操盤手追求的目標並不盡相同。不過“成百上千億的資金躺在資金池裡，只是為了保證項目安全那也是很可怕的。一不小心就會給社會投資人帶來巨大損失”。
未來，隨著監管政策的加強，政府基金的成立和投資會變得更加謹慎，而部分機構一定還會進一步出現募資難的情形。某地方政府基金負責人表示，作為目前股權投資市場中重要的出資方，其實是希望引導基金能為行業發展注入一絲暖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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