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有钱钟书，南有王元化”
这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学术界的说法，可见其两人在学术圈的地位如何了。但是对公众而言，人们只知道钱钟书，却不了解王元化。钱钟书炙手可热，王元化冷冷清清。
上个世纪80年代，外国人到中国来有三个愿望，一是登长城，二是游故宫，三是见见钱钟书。有人称钱钟书为“文化昆仑 ”、“大天才”、“大思想家”、“一代鸿儒”，而且有了专门研究钱钟书的“钱学”，这是大陆第一个还活着的学者就有专门研究自己的机构。
王元化说：“不要太迷信钱钟书。我写了一篇谈他解释《文赋》的文章，开头的几句，他是兴之所至，不像王国维、陈寅恪真正很有功底的。他有一点喜欢炫耀自己的博学，东抓西引的，让大家觉得他读书很多。我很客气地指出钱钟书的问题，毕竟他是我的前辈。在他逝世的时候，他们来访问我，我说他是一个博闻强记的学者，没有人可以代替，并不真正是很有学问的。但这话发表在某一报刊上，已经变了一变，说他是一个跟王国维、陈寅恪一样的学者。我说他绝对不可以和这两个人都比的。”（王元化《人物·书话·纪事》）
在《王元化晚年谈话录》中，王元化觉得钱锺书的书读得很多，连骈体文都会做，可以随意引述中外各家的资料，这是长处，但是钱锺书“没有什么思想内容，他思想内容非常平凡”，说钱锺书“很狂，他连陈寅恪都看不起的”。王元化说：“我从来没有把王国维、陈寅恪看作跟钱锺书一个档次的。那两个人我非常佩服的，陈寅恪谈历史那是很有眼光的。”
在王元化看来，钱钟书是学问家，但是没什么思想内容。这是一个思想家的角度来看钱钟书的。
王元化，1920年出生比钱钟书小十岁。王元化是一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学者、思想家、文艺理论家，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学术史研究上开辟新路，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是中国1949年以来学术界的标志性领军人物。
当代学者许纪霖视王元化为中国“最后一代士大夫”、“文化托命之人”，从王国维、陈寅烙，到王元化，有一个一脉相承的传统：为文化之忧而忧，自觉地担当文化复兴的使命。在学术界内，很多人把王元化看作是精神领袖和旗帜性人物。
王元化是在清华大学长大的，他的邻居有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这些响当当的大师，所以有着很深的“清华情结”。王元化晚年的著述，常常在文末注明：“写于清园”。陈寅恪所倡导并为诸多学人先辈所躬行实践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深为王元化推崇，并认为是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文化精神。
王元化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人，“为学不作媚时语”。
在上个世纪一些知识分子纷纷走回书斋做专业研究的时候，王元化一直在坚守阵地，一直在反思， 王元化还曾阐发说：“多年来，我一直赞同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说法，并曾援用‘为学不作媚时语’这样的格言。……‘五四’时代的思想大师，无不具此种精神。有的较多强调理性态度，有的则较多表现为启蒙思想，然而独立精神，则是他们那一代人所共有的精神气质。……我认为在潮流面前，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而不能采取趋附时髦或随波逐流的态度。胡适曾说他不趋附时髦，也不躲避危险，这句话很值得借鉴。”
王元化认为，王国维的纪念碑，“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不仅是清华园神圣的所在，而且是中国现代思想神圣的灵魂。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王元化就是新启蒙的重要推手，不遗余力的宣传思想解放继承五四精神。王元化自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我的反思年代”，从那时开始，王元化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反思过程，其中对“五四”运动的反思最为彻底，也最为思想界所称道。
王元化常说自己是“五四的儿子”，坚持对五四的重新思考。他认为“‘五四’思潮遗留下来的不都是好的，有的是谬误，有的是真理中夹杂着谬误，还有的是走了样、变了形的真理在影响，我们应该把它清理出来”，以免真正的“五四”精神被形形色色的“五四”思潮所隐没。
王元化认为，五四时期所流行的四种观念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庸俗的进化观点，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书过程中，观点流为毫无例外地断言凡是新的必定胜过旧的；二是激进主义，喜走极端，它成了后来极左思潮的根源；三是功利主义，即以后学术为政冶服务的先声；四是意图伦理，形成了在学术问题上，往往不是实事求是地把真理是非的考虑放在首位。
王元化提出，“‘五四’并非是过去人们所想象的美丽乌托邦，它同时也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界留下了负面的遗产。”
王元化重新对五四文化进行了估量与澄清：真正可以作为“五四”文化思潮主流的，是不是民主与科学还值得探讨；不能将“五四”时期的文化简单看作是“文白之争”或“新旧之争”，因为这两个概念不能完整地规范“五四”时期文化的整体；“五四”并没有提出“反封建”的口号，只提出了反对旧传统、旧礼教、旧道德、旧文化；“五四”反儒不反法；“五四”是反传统的，但不是全盘反传统。
王元化认为，“五四” 精神体现于个性解放精神、人道精神、独立精神、自由精神，而“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正是“五四”文化精神的核心所在。历史的悲剧在于，五四精神偏离了轨道，“后来却成了历史的讽刺，个性消亡了，变成了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变成了螺丝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荡然无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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