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全球最著名的網約車服務企業Uber，昨日他們創下了歷史最低的收盤價格，收報28.02美元，市值僅為470億美元左右。Uber之所以會出現股價下行的情況，一來是有大量的禁售股即將進入市場流通，二來則是投資人對於Uber要在2021年實現盈利存在悲觀預期。
就在前不久，Uber已累計裁員近1200人。毫無疑問，資本市場對Uber盈利的要求已經開始發揮作用，Uber必須重新迴歸到一個能帶來利潤的運營方式和一個更為務實的股價。
另外一個在近期登上媒體的熱點事件就是WeWork的巨幅虧損。一度因投資阿里而被封神的孫正義因投資WeWork而譭譽參半。“沒有實力，只有運氣。”成為大多數人調侃孫正義的說辭。
2019年已成全球共享經濟的水逆之年，資本正在為其犯下的錯誤買單。
在某種程度上來講，全球貨幣政策的鬆緊程度與創業環境的好壞存在一定關係。貨幣政策寬鬆，創業環境就相對好一點。貨幣政策收縮，創業環境就差一點。中國共享經濟蓬勃發展的時間點，就與2015年下半年的幾次央行貨幣政策調整有一定關係。
但在2018年，美國的加息，中國的去槓桿，貨幣風向的變化或多或少都收緊了投資機構的投資能力。在資本緊縮的環境下，很多公司需要自己造血來渡過難關，外界也能借機看清楚沒有資本助推的共享經濟商業模式是否成立。
在上半年的裁員風波之後，11月1日，滴滴在北京上線了新的拼車規則，如果乘客沒有拼車成功，將不再享有相對實惠的“一口價”，而是按照快車的標準收費。雖然新規則的制定能鼓勵更多人接受拼車，但新規則的背後仍是滴滴想要通過運營細則的改變來增加盈利能力的期許。
目前對於這些創業公司而言有兩個難題，除了盈利難題之外，另外一個就是市值與估值的相匹配。就拿上文提到的wework來說，明明可以小而美，但激進的投資卻放大了商業模式本身的缺陷，過度膨脹的紙面市值已經脫離了實際，無休止鼓吹規模已經成為了一級市場的原罪。
這對於小黃車也是同樣，原本做校園的生意，穩紮穩打的小而美就非常好。但資本的催熟，讓它變得虛胖。當真正的考驗來臨之際，小黃車只能笨拙地喘著粗氣，揹負著千萬人待退的用戶押金，停也不是，不停也不是。
就像前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所說的那樣：一級市場存在大量的龐氏融資、龐氏投資現象……不得不說，如今共享經濟的一地雞毛就與這種追求虛浮的投資現象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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