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中軸前門及天橋一線，是最具老北京特色的地段之一，一些北京畫家也喜歡以此入畫，但如果老北京的天橋前門出現在一位廣東畫家筆下，又會是怎樣一番不同的風情呢？

那個喜歡畫天橋前門的南國畫家，就是李樺。

提起李樺(1907-1994，廣東番禺人)，人們往往首先想到其作為深受魯迅影響的版畫家在廣州、上海等地的戰鬥歲月，也會有人想到他在北京作為中央美院教授的教育生涯。卻往往忽略了李樺初來北京時，在這座尚被稱作北平的古都裡度過的一段歲月。徐悲鴻第二次擔任北平藝專校長之後，邀請李樺北上任教。故此，後者有機會於1947年至1949年之間，遊走於北平城裡用炭筆、鉛筆勾勒的速寫，並完成了著名的《天橋人物十八幅》以及前門地區的生活百態。在這些作品中，李樺的另一個側面清晰可見——他的藝術風格與這座從容平實的古城相得益彰。

徐悲鴻再次入主北平藝專

1928 年末，徐悲鴻曾經擔任過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校長，但並不成功，僅僅在40 天之後，徐悲鴻就因教學主張及人事問題而辭職。到了1946 年，徐悲鴻再次任職北平藝專校長。徐悲鴻這次回來，是帶著“科學”和“寫實主義”的。這與此前北平畫壇中“師古”的傳統背道而馳。徐悲鴻主張，每個學生在分科之前，必須先畫兩年素描。此舉在當時是對大部分藝專教授教學自由的“干涉”。同時，這種理念也與傳統派講究的“氣韻”、“師古”等方法牴觸。

矛盾爆發，三位教員帶頭罷教，給徐悲鴻施加壓力。全國美術會北平分會舉行記者招待會聲援三位罷教教員，副理事長張伯駒首先發表聲明：“西畫是寫實的，以形似為主，而國畫是超寫實的，以韻味為主。徐氏專騖形似近乎與照相爭巧拙，國畫以韻味勝乃民族藝術風格。”

徐悲鴻針鋒相對，撰寫了《新國畫建立之步驟》、《當前中國之藝術問題》等文章，闡明他的教育、藝術主張。這一次徐悲鴻不會黯然辭職，因為1946年的徐悲鴻已不會像之前那樣孤軍奮戰。他此番前來，帶來的是自己在重慶中央大學藝術系培養的班底。此外，還有他從全國各地物色的優秀藝術家——李樺顯然就是徐悲鴻所物色畫家中的一位。

▎1948 年徐悲鴻（右一）、吳作人（右二）、齊白石（ 右三）、李樺（左一）合影

李樺受邀來到北平

抗戰勝利之後，李樺於1946年抵達上海，主持中華全國木刻協會的工作。同時，李樺在《時代日報》主編了名為《新木刻》的週刊，在創作木刻的同時也寫了很多理論文章，發表於此——這與徐悲鴻到北平幾乎同時。徐悲鴻彼時經常對自己的朋友吳作人、馮法祀說要廣納人才，並且請馮法祀在天津主編《藝術週刊》。馮法祀同時也是李樺的朋友，常向李樺約稿。李樺的幾篇評價中外近代畫家、作品的文章在《藝術週刊》發表，徐悲鴻也由此知曉李樺下落。

徐悲鴻之所以會對李樺的下落感興趣，因他早在1942 年就對李樺的木刻表示認可。這一年10 月，中國木刻研究會在重慶舉辦“全國木刻展覽會”，徐悲鴻為此寫了一篇在李樺看來“熱情洋溢”的短文發表在《新民報》上，中間就提到“平心而論，木刻作家，真有勇氣，如此次全國木刻展中，古元以外（按，徐悲鴻盛讚古元為‘卓絕的天才’、‘大藝術家’），若李樺已是老前輩，作風日趨沉練，漸有古典形式，有幾幅近於Durer（德國藝術大師阿爾佈雷特·丟勒，名畫《祈禱之手》的作者）……”

這對當時主攻木刻創作的李樺來說是莫大的鼓舞。儘管李樺是魯迅大力栽培的青年木刻畫家之一，但彼時，木刻仍然被大師們認為是“雕蟲小技，不登大雅之堂”；另一方面，還有人認為木刻是“洪水猛獸”，不可接近。在李樺看來，徐悲鴻對於他和古元的盛讚體現出了徐悲鴻“對木刻這門革命美術毫無成見，胸懷坦蕩”。而徐悲鴻“愛好木刻者，絕不限於左傾的人”之說法，也正是愛藝術、愛人才之正義感的體現。

就這樣，徐悲鴻堅決要既能創作木刻、又有一定理論研究能力的李樺到北平藝專教書，李樺就此來到北平。儘管二人彼此評價都很高，但是兩人的首次見面，卻沒有想象中的那般激動人心。1947 年9 月，李樺抵達北平。起著雙方“中間人”作用的馮法祀帶著李樺去“蜀葵花屋”看望徐悲鴻。李樺被引進後院裡，便看到正在樹下躺椅上休息的徐悲鴻，讓李樺覺得“最奇怪”的是，徐悲鴻額上戴著一個金屬箍。後來他才知道，徐悲鴻患有高血壓，經常要戴著這個“降壓器”。徐悲鴻身體狀況不佳，二人也不便多談，便只是客氣一番，徐悲鴻問了一些李樺的旅途情況，便分手了，二人此後的見面也不多。彼時北平藝專的暑假已結束，李樺來不及安頓生活的細節，便投入到教學中去了。

▎1947年李樺受邀來到北平藝專任教時的聘書，當時月薪360元國幣。

徐悲鴻親為李樺天橋作品題跋

李樺的教學初體驗頗讓他有“狼狽之感”：彼時藝專沒有木刻專業，直到拿到授課時間表，李樺才得知自己教授的是西洋美術史課程，連他自己都曾在文章中說“嚇壞了”。李樺手上沒有現成教材，又不是專門研究史論的理論專家，就連備課的時間都不充裕。於是他放下行李就開始編著講義，在這半年裡，李樺除了上課之外的幾乎所有時間都是在圖書館裡度過的。

這樣的情況直到寒假才有緩解，1948 年新年，廣東人李樺在異鄉北平看到了北方式的“熱鬧”，首次在北方度過新年讓他覺得特別新鮮。元旦時，李樺和同事一起來到了徐悲鴻的“蜀葵花屋”拜年，與徐悲鴻相談甚歡。兩人都談到了國畫改造的問題，徐悲鴻主張人物畫一定要刻苦學習寫生，然後才能達到形神兼備。對李樺來說，雖然沒有學過傳統的筆墨，但從小接受私塾教育，加之談話發生時的近幾年他也畫了一些水墨畫，對此道並不陌生。

初來乍到，對北方的風土民俗很感興趣的李樺更是常去天橋一帶寫生。

曾經策劃了“南腔北調——李樺筆下的北平”展覽的策展人、中國美術史研究者叢濤說，李樺有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底子，加之對於現實生活的關注，使得有素描、速寫功底的李樺在不受傳統筆墨程式束縛的情況下，創作出了《天橋人物》系列作品。聽說李樺也畫國畫，徐悲鴻很是興奮，表示“一定要看看”。這套畫是李樺在教課與泡圖書館的間隙創作的，在前門的所見所聞讓他對現實社會中的人民生出同情來，經過兩三個月的形象資料收集、在天橋地區的寫生，李樺數易其稿，終於選出了七八張裝裱成冊。

1948年3月的一個下午，徐悲鴻“忽然”出現在李樺的宿舍裡，一見到李樺便劈頭問道：“李先生，你在天橋的畫完成了嗎？可以給我看看嗎？”李樺回答：“當然可以，但畫得不好，還未能完全表達我想表達的東西，故不好意思拿出來給大家看。”李樺把畫交給了徐悲鴻，徐悲鴻當場坐下看了起來。李樺屏息站在徐悲鴻身畔看著他看，此時無聲勝有聲，李樺能感覺到徐悲鴻的興奮，似乎是找了好久都沒有找到更合適的語言，徐悲鴻終於喟嘆一句：“你畫得太好了。在這裡是看不夠的，可否讓我帶回去細細地欣賞呢？”

▎天橋人物 1948 年 李樺 繪

徐悲鴻“借畫”半個月之後，李樺登門徵求徐悲鴻對《天橋人物》的意見，徐悲鴻拿出畫冊，但卻說道：“還未看夠，以後還要借來欣賞的。”誠然，徐悲鴻一直肯定只有畫好人體寫生才能畫好人物畫，而李樺的《天橋人物》正是其觀點的有力佐證，他評李樺的這組作品“用筆流暢”“更注意刻畫人物的精神和動態”“傳神阿堵”，實屬佳作。更讓李樺驚喜的是，徐悲鴻在篇末為李樺題寫了一篇跋文：“幾個南腔北調人，各呈薄技度餘生。無端落入畫家眼，便有千秋不朽情。李樺先生早以木刻名世，頻年以還，益潛心墨畫，所寫風景人物，無一不精。此為先生教授北平藝專時，課餘畫平市拾掇之小人物寫影，刻劃入微，傳神阿堵，尤於人物之性格動作表情，俱細微體會，而出之極簡約之筆墨，洵高雅之傑作也。以此而言，新中國畫之成立，其庶幾乎。”

叢濤介紹：“‘南腔北調’曾是魯迅的自嘲，其實對於徐悲鴻、李樺而言，又何嘗不是如此。然而這‘不入調’、‘不入流’的‘南腔北調’，恰恰自成一格，形塑了今天的藝術面貌。”

畫下前門眾生相

李樺、徐悲鴻在交流中提到的關於前門及天橋人物的作品其實是兩部分，一部分是現在分別館藏於徐悲鴻紀念館和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的《天橋人物》，還有一部分就是具有草稿性質的“前門速寫”了——“前門速寫”正是李樺創作《天橋人物》所積累的素材、“副產品”。

李樺在前門遊覽時的所思所見已難覓文字記載，但好在這批作品為我們提供了探尋畫家生活軌跡、思想狀態最直觀和生動的方式。這些作品，就像是李樺所見情景的投射，簡約卻忠實地呈現了畫家眼中的北方民風民俗。這些筆觸構築出的畫面情景能引著觀者進入到那個喧囂熱鬧、三教九流匯聚的舊時前門，感同身受。在這些畫作中，觀眾可以看到當年的北京地標性建築北京東站、金水橋、華表；可以看到前門附近的民居、大車店，甚至是普通百姓的墳塋墓碑。觀者還能看見生活、工作在前門地區的百姓，他們中有耍把式的藝人，也有磨刀、推小車、拾糞的勞動者。

李樺冊速寫中，還可以看見多幅小吃攤的作品。一幅作品中，細緻的畫家還畫上了食客騎來的自行車——這也正是李樺生活情趣的一種體現，對於吃和生活細節的關注，恰恰是一種自然平實生活狀態的流露。同樣也最能見到一位藝術家豐滿立體的真性情形象。

▎紙本素描 李樺 繪

▎早市 20 世紀40 年代末 紙本素描 李樺 繪

▎看守 1948年 紙本素描 李樺 繪

叢濤說，來到北平的李樺剛剛創作完自己最重要的木刻作品《怒潮》組畫，正處於藝術上的成熟時期。在這一時期中，因為遠離了作為政治漩渦中心的上海，來到了北平，李樺的生活環境變了，心情也變了。在相對平和的北平，李樺創作出了與抗戰時期及之後運動頻繁時期都截然不同的作品。“李樺的這些作品雖然都是速寫，有的甚至就是寥寥幾筆的勾勒，但是同樣能看出其作為木刻畫家的功力。這些作品都很完整，構圖、人與物的關係都安排得很好，畫面都很完整。”叢濤這樣說道，“在對於李樺的關注中，我們往往重視那些跟政治運動、民主鬥爭關係緊密的作品，卻容易忽略這些遊離於個人代表性風格與時代主流之外的作品。然而，正因為有這些作品，李樺才不僅是一面旗幟、一個新興木刻的符號，更是一個在生活中的、立體豐滿的藝術家。”（本文在撰寫過程中參考了李樺《我與徐悲鴻先生》一文）

監製:吳勇